[摘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源泉就在于其“与时俱进”的品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亦是“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也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的历史溯源与举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时俱进 溯源归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任何的教条主义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纲领《共产党宣言》诞生，到******同志“三个代表”理论[1]的问世，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革命历程。******同志“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析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历史溯源是最好的举证。
一、《共产党宣言》的历史溯源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是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一个光辉起点。１８４８年２月， 马克思、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一切社会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论述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和未来社会创造者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代代相承。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在《共产党宣言》的指导下，无产阶级经历了“巴梨公社”、“十月革命”战与火的洗礼，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１９２１年７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高高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引，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按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所述“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实践中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作风。针对《宣言》，两位伟人曾说过“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是用发展的态度来认证自己的理论，溯源到《共产党宣言》这里，我们会明白一个至高无上的道理，即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诞生，到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二、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
理论实践中的偏差与修正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这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认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普列汉诺夫是第一个系统地将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俄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他担心即使依靠强权实现了社会主义“将导致一种像古代中国或秘鲁帝国一样的****怪胎，即导致一种以共产主义做装饰的更新了的沙皇****制度”。按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是不能跨越马克思的历史不能跳跃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根据经典着作，社会主义是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计划经济，必须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育乃至衰亡之后才能建立。列宁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革命前，列宁就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开放”与“创新”方面给予了发展与修正。列宁曾说过“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 后来，根据时局的变化，他进一步修正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实践证明，结合实际国情，允许私人资本发展，保持商品经济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另一条道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国革命成功理论重新认识的结果。
三、 布哈林、斯大林理论与实践给历史的证明
我们没有办法重演历史，但我们有能力恢复历史的记忆，在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理性分析中，去求证事实的谬误。对于哈布林，我们不能否认他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革命家的正确地位，但他只能算是个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表现在他对经典理论教条化的态度上。十月革命后，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影响了很大一批人，并带动起一股取消政治经济学的思潮。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针对商品经济的。在“战时共产主义”这个问题上，力主彻底消灭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用最坚决的社会化来组织生产，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事实证明，“战时共产主义”加剧了国家的经济困难与社会动荡。后来在列宁逝世前，布哈林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从狭隘的教条主义中挣脱出来，同列宁一道走上了“创新”之路，成为“新经济政策”的扞卫者。这一时期，布哈林的“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相结合观点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之上。[10]
斯大林一直徘徊在“创新”与“教条”之间。在整个三十年代，苏联一直完全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要在短期内改变大锤式的工业和木犁式的农业生产局面，没有“创新”，没有“赶超战略”，苏联是难以跑步进入发达的机器大工业社会的。完整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斯大林模式”就是在这种非常的历史背景之下形成的。列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始人，而斯大林的“创新”则在于1936年宣布开始讲授与系统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一举突破了以论证经济政策为主的方法论，使得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工作能循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当然，斯大林的“创新”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由于他一方面看到了年青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具体国情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寻找答案，这就使他常常处于一种矛盾之中。如，他既肯定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认为它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既承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存在，又将这种商品生产限定在了个人消费品这个狭小的范围内。[11]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一直没有能摆脱商品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是对立、格格不入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的牢笼。斯大林的“创新”与“教条”，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使苏联经济走上了兴盛，又使“斯大林模式”最终走向了衰亡。[12]
四、 毛泽东、邓小平和******：特色理论与社会主义的重生
马克思讲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3]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理论思想得以丰富与发展，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进行，中国并没有经验，只能学习苏联经验和办法，好的经验是有益的，但不好的经验只能起反面影响作用，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道路。[14]这样，就为他的继承者们后来的大胆进取与“创新”开辟了更广泛的道路。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关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对经济理论“创新”的贡献，使中国有了后来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和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定。[15] 到邓小平这里，可以说是产生了一次飞跃。照辩证法办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思想方法的真实写照。[16] 所以说，从改革开放，到南巡讲话，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无一不体现出其伟大的“创新”之处。[17] ******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领袖第三代领导人的杰出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充分体现了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思想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定。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理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渊远，这并非为******同志一人所凭空杜撰，而是几代马克思主义者的集体经验教训与智慧的结晶。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普遍接受并给以丰富和发展。而只是在******这里才被归纳总结，被升华。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归位。
[参 考 文 献]
[1]光辉的历程,庄严的使命─学习******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辅导，[M]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
http://www.cyd.com.cn/gb/special/2001-07/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卷，第248-30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1卷 248-307页。
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M]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1页。
《普列汉诺夫全集》第2卷，[M]莫斯科1927年版，第81页。
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M]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39页—57页。
《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卷，第218页。
《列宁全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70—372页。
[10]《布哈林选集》，[M]莫斯科，1988年俄文版，第50—64页。
[11]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40页—57页。
[12]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2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14]《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 1967年版第一卷（袖珍本）第1357-1371页
[14]《张闻天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322页—340页
[15] 马文奇、李洁明、江洋：《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演变》，[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16]《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卷第64页、第372页。
[17] 《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卷第2、3页、第256页—29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