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具有支配性影响的“马克思学”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做了偏重“物化”观的解读，在实践上产生一系列偏颇和失误。实际上，马克思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有一个“生活的生产”的重要理论预设和理论命题，强调了“生活”的本源性和生活与生产的互动生成关系，从而把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因此，生活、生活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生活的生产”命题构成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架构。发掘马克思“生活的生产”这一重要理论思想，对于重构科学的社会理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构中国的新型现代性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在我国现代化进入重要发展机遇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提出了以“人民生活幸福”为宗旨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性目标，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要贯彻好这些战略指导思想和措施，必须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科学理论支持。但是，到目前，在我国具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学”所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存在着对马克思学说误读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加以阐释。
一、“生活的生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和理论命题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基石。我国现行的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社会理论的阐释仍然没能完全摆脱原苏联教科书理论体系的影响，并没有完整地解读马克思的思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当这些理论在阐释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或在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时，往往忽略了马克思在表述这些思想时的一个理论预设前提，这就是“生活的生产”。
例如，马克思明确地把自己所建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表述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下面一段话被认为是马克思本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重点号为本文作者所加)。但是，直到今天，人们根据这段话在概括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时，忽略了“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这一理论前提所包括的深刻内涵。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多次把自己的历史观、社会观表述为“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生产”、“社会生活的生产”以及“生产生活”等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把生产方式表述为人们“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或“生活的生产”，而“生活的生产”既包括“自己生活的生产(通过劳动)”，也包括“他人生活的生产(通过生育)”。
马克思的上述理论思想在不同语境中表述有所不同，概括起来就是“生活的生产”。这是马克思在阐述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唯物论理论思想时一个预设的重要理论前提和理论内容，其核心就是生活和生产的关系与生活世界的本源性。当时，主要针对青年黑格尔等学派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历史唯心论观点，马克思强调“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式”，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并着重阐释了生产方式的理论结构和体系，而对“生活”概念是作为前提性规定加以设定的，所以在特定的语境下并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但是，通观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想，“生活”范畴、“现实的生活世界”恰恰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生活的生产”实际上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要深刻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恰恰需要揭示“生活”和“生活的生产”的理论意蕴，否则就不能完整地解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理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所发生的失误，也大多同忽视了这一重要理论思想有关，正是实践提出了发掘这一重要理论思想的必要性和完整阐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首先，“生活的生产”这一理论预设表明，马克思在同各种“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历史唯心论的论战语境中，突出强调了物质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且在这种强调中又赋予物质生产以目的性前提，从而把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结合起来。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这段话中，马克思用普通的常识阐述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即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前提，它构成了人的生活实质。在这里，“生产”、“物质生产”虽然构成生活的基础和前提，却不等于生活本身，“社会生产”的概念也不同于“社会生活”的概念，“生活”包含着“生产”所没有的更丰富的内涵。生活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与文化现象，人类的生活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生存，而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更重要的是人对自身的生活有需求指向，即不仅要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而且也要满足自身丰富的享受、发展需要。“生活世界”就是属人的世界，因而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在内，其产品也必然具有属人性、“属生活性”(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即“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人“为了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这体现了人类历史的“合规律性”；但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又是为了满足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这又体现了人类活动的“合目的性”。这就是说，人类的物质生产对人的生活来说具有基础地位，但同“生活”相比又具有工具和手段的性质，这就是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的内涵和社会理论的重要内涵。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来自对现实理论批判，而且也体现了对当时无产阶级生活的现实关怀，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生活的非人性，异化的生产与无产阶级生活的对立性，通过现实批判提出了创建新的生活世界的社会理想。
归结起来，通观马克思的学术思想。强调生活世界的本源性，生活与生产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阐释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阐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和社会理论时，在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恰恰丢掉了“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生活的生产”，“为了生活的生产”、“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这样一些重要思想，其结果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为“唯物化”、“见物不见人”、“遗忘生活”的历史观、发展观，并导致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
其次，“生活的生产”理论命题还昭示，由人的生活特质所决定，“人的生产是全面的”，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人的生活和生命活动与动物的适应性生存不同。马克思说：“动物和自己的生活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的生存是文化生存，人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人不断从事创造与生成自身的活动，因而人的生活需要远远超出了动物的“需要”，从而使生活领域不断扩大并日益具有全面性，由此也就决定了人的生产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并具有全面性。人所从事的生活活动不仅包括物质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人与人关系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马克思强调，动物只在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人的物质生产越发达，其产品越是超出满足直接的生存需要之时，人类对满足享受、发展的需要就越强烈，对非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需要也就越多，越要求生产的全面性和超出物质需要的范围。以实现人的发展的全面性。这一点已为当今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所证明。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就是说，人的生产不仅是全面的，也应是和谐的和“诗性”的，“美的规律”就是和谐。而这些正是人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的结果，也就是人的生活需要规定着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生活赋予生产以全面性、诗性和价值导向，而离开了生活谈生产，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必然违背“生活的生产”的内在逻辑而成为异化的生产。
再次，我们还要突出强调，“生活的生产”这一理论预设所蕴藏的内涵，不但标明生产必须以生活来界定自己的合目的性，而且也规定了全部生产活动必须以具体的“现实的个人”的自我性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人学”的时候必须强调，马克思所讲的“人”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不同，他是指“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人。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必然依据自由意志的选择性来从事生产和创造性活动，这一点也就规定了每个人的个性面貌。另一方面，人是生活的主体，“生活世界”只能是特定的个人世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天地之中，有着独特的个人生活需要，因而社会生产不能脱离现实的个人来谋求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的生产和财富的创造必须具体落实到“我的”、“你的”、“他的”每个人的生活需求的满足上，从而使个人真正体现为生活的主人和主体，成为社会生产服务的对象。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个人的个性发展和生活幸福应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和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这就是“生活的生产”所包含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基于“生活的生产”思想，马克思预言在未来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生活的生产”：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架构
以上我们揭示了马克思关于“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也是重要理论命题的丰富内涵，但是，这一重要理论思想长期以来却受到忽略。这固然同后来阐释者们的理论立场、观点有关，同时也有马克思文本表述上的原因。正如恩格斯晚年所说，当时主要是为了反驳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和马克思“都有同样的过错”，即最初的理论工作是把重点放在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方面，忽视了、也没来得及对其他方面详加论述。但马克思的全部着作仍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充实了我们对“生活的生产”理论思想的认识，特别是从当代发展的需要出发，我们需要深入发掘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思想的巨大价值。
在今天看来，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或社会理论体系中，以理论预设的形式存在的“生活的生产”表述，实质上既是一个理论命题，同时也是理论架构，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生活的生产”看做是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架构。
马克思说过，“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与其他高级动物的生命存在有共同的生物学基础，但人类在自然演化过程中逐渐建立起了同动物靠自然遗传编码系统不同的、更为复杂的生命再生系统，这就是文化系统和人的生活世界。“生产生活”、生产生命、“生活的生产”构成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在生产与生活相统一的互动生成过程中，人的需求不断扩大，同时生产活动也有了更加全面、复杂的性质。一部人类社会的变迁史就是生活和生产、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互动生成的过程，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现象不外是人类的两大活动方式即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相聚汇、交织和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人类生活世界的这种本源性存在中，生产的逻辑又是围绕生活的逻辑或作为其基础而展开的。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确切的阐述：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
这段话集中表述了如下思想：第一，生产方式是生产人们“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因而它既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基础，同时又具有手段的性质，而生活则体现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和为生产提供新的需要；第二，生产方式不仅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而且也生产人们更为丰富的生活形式、方式，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只有在不受肉体需要影响时才开始“进行真正的生产”，因而才真正走出人类生活的“史前”状态；第三，基于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们“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认识，因而人们的生产活动也是生活方式、“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上述三点揭示了人们的生活活动和生产活动、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相统一的和相互交织的过程，也即“生活的生产”过程，人类生活史的演化过程。因此，社会发展理论的建构必须引入“生活”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生活的生产”过程，就是生活和生产活动互动生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架构就是“生活的生产”。
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角度看，我们不但要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重要的范畴，也要讲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或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这对重要的范畴，“生活”、“生活方式”应当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重要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马克思曾从人的生存状态角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相继演进的“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未来以“个人全面发展”与“自由个性”为基础的三大社会形态。人的主体生存状态同人的生活方式密不可分，因为生活方式就是人自身的实现形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根据上述思想，我在1988年曾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关系的视角概括了人类社会形态三个阶段的宏观变迁脉络。即：自然经济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生产和生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区分开来，并以维持生存的生产“吞没”生活的方式体现出来；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和生活分离，生活方式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取得的巨大进步，但是，生产往往以异化的形态出现；而在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的未来共产主义时代，生产和生活将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归于一体化。如果说，第一阶段体现为生产吞没生活的话，那么到了新的第三个阶段将体现为生活方式涵盖生产方式，超越生存需要的“真正生产”将成为生活的内容。这种情况在今天已不完全是梦想，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人们“一定的生活方式”的论断，日益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上述的“三形态”演进过程，也可以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变迁脉络：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进行“物”的生产，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生产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更多的面对的是“人对物”的关系；当解决生存问题的“物”的生产已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时候，人类才开始了“真正的生产”，即“生活的生产”、人的全面“生产”，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生活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更多的面对的是“人对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生产型社会”向“生活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这个社会变迁的连续体表明，在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条件下，社会的“属人性”、“属生活性”是不同的。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越是得到充分满足，社会发展的“属人性”、“属生活性”越突出，人自身的发展问题、生活质量问题也就日益成为社会主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发展趋势反映到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上，则出现了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转向，关注生活和关注入正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以经济学为例，当代的经济学正走出狭隘的经济观和增长观而扩大到对整个生活的关注，这体现在行为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伦理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等新兴交叉学科的研究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就是“把焦点最终放在扩展人类自由上，以使人们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享受更有意义和更自由的生活”。哲学也在向生活归宿而成为“生活哲学”，社会学也将出现向“生活何以可能之学”方面发展。这些正反映了吉登斯等人所说的社会发展趋势，我们的时代正进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生活政治”的时代。
三、“生活的生产”：中国“新型现代性”中的理论建构功能
我们提出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预设、理论命题并揭示其内涵，重新诠释社会发展架构，完全是着眼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需要和发展路径、发展模式的正确选择。当我们试图做这样的理论工作的时候，恰恰又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不期而遇，所以，我们就把马克思“生活的生产”理论与他的现代性思想联系起来思考这一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新全球化时代的“后发现代化”，尚未走完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路程，因而它的发展必然关涉到西方国家原初的经典现代性模式的参照系问题。从现代化的发展史来看，现代性生成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现实诉求。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社会的物质生产系统的扩张和升级，早发国家现代性生成的动力是创新性地采取了市场和资本这一扩张发展型经济体制。市场和资本体系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但是，这种经典现代性模式具有“物”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深刻的悖论性质，造成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无家可归的命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它既带来了人类生产力与人类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又带来了经济危机与生态灾难；既带来了理性秩序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带来了非理性的拜金主义和唯 GDP发展观的混乱与疯癫；既带来了人类个性的自由与张扬，又带来了社会理性机器对人的支配；既带来了货币与法律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又带来了两极分化；既带来了人类主义的觉醒，又带来了民族矛盾与冲突，如此等等。现代性的利与弊、善与恶如影随形”。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正是在对这种资本现代性“无情地批判”基础上展现的。并且，这种批判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它既充分肯定了资本现代性的“伟大文明的作用”，又揭示了其种种异化和弊端。并构建了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关于新的现代性的提出同他的“生活的生产”理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无论是着眼于新的全球化发展的观点，还是循着马克思现代性和社会理论的视域，我们都不能再走西方经典现代化的老路。我国必须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经典现代性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和新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的现代性构建和现代化道路选择必须把握两个基本向度：一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吸收人类现代化发展取得的一切文明成就；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且，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生活的生产”的理论建构功能。
从当代全球化发展的时空效应出发，中国的现代化应是把工业化过程和正在全球发生的知识化过程包容在自身发展之中的“新型现代化”，既要完成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又要用知识化引领现代化，实现工业化、知识化的“双重转型”，并把后现代性因素融会到现代性之中。“后现代性”因素的引入有助于消解现代性的悖论性质。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社会的区别，俄国后工业社会理论研究者伊诺泽姆索夫做了这样的论述：工业社会“是历史上已知的惟一的完全由经济目标和经济任务决定一切社会价值和社会优先权的经济体系”，而后工业社会“如果不说逐渐建立起了社会领域对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话，至少以这两个领域的平等的相互作用为前提”。所谓社会领域地位的上升，实际上是人们“逐渐把重心由提高生活水平转向提高生活质量，把注意力由经济扩张转向自己的人的潜力的发展”。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在1990—1991年通过对43个国家所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后现代性可以视为人类生存战略的一种变迁，这就是从最大限度地推进经济增长转而通过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最大限度地保证生存幸福”。这就是说，后现代化的发展将更加注意解决生产的扩张与人的发展的矛盾问题，解决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平衡生活和生产的关系问题。当代欧洲发达国家出现的发展趋势，实际上符合马克思所描述的未来社会的某些特征。因此，在当代全球化发展情势下，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选择只能是在时空效应下，吸收了“后现代性”因素的“新型现代化”，这种“新型现代化”有助于消解生活和生产、人与物关系的悖论性质。
最大限度地化解经典的资本现代性的悖论，解决“时空压缩”效应在我国现代化中各种矛盾冲突更加集中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尽可能减少现代化中付出的社会痛苦代价，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批判性和构建不同于“经典现代性”的新型现代性的理论创新性。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才能为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提供制度保证，才能真正体现“生活的生产”的基本规定性，实现生活和生产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方面，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表述正体现了这一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化成果施惠于全体人民。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方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都反映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贯彻落实这些战略举措都可以从“生活的生产”社会理论建构中得到支持。首先，由于“生活的生产”完整地体现了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以生活为圆点的发展，必然是以“现实的个人”为服务对象的发展，所以必然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从而有助于消解市场经济可能引发的“物支配人”的问题。其次，以人的生活为圆点的社会生产，必然是全面的并“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协调的注重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再次，统筹生活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两个目标的内在统一，而把两者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和生活方式所发挥的建构功能。正是生活方式把社会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同人自身的生产即生活需要的全面满足结合起来，从而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而全面发展的人的生成又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并成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