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理解，作者提出的想法，大概是希望古典自由主义能够成为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那样具有动员民众力量的那种意识形态，我觉得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当你把终极的价值承载者归于个人，则集体性的目标就不大合乎逻辑了。当然在反抗的阶段，自由主义可能具有聚拢人心的能力，对于底层具有号召力，或者是里根时代面对苏联帝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可以起到动员的作用。然而在体制建立起来后，人们各干各的，谁还来管意识形态？其实就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在放弃了世界革命的远景性理想后，也失去了对于普通人的诱惑力。民族主义也同样如此，惟有在面临外患、面临统一、或新帝国开始崛起遇到旧格局的约束的时候，才有号召力。当然，对于知识分子，则必须始终有人不断地重复自由主义基本理念，比如哈耶克的工作。
……一个诡异的事实是，在当代主要政治潮流中，只有自由主义不是某种意识形态。
——Anthony de Jasay
在1950年代那个思想上黑暗的时代，我的同事Warren Nutter经常说，“保住书本”就是具有古典自由主义精神的人士最低限度的目标，最起码我们得把自由主义的理念保留在书籍中。而哈耶克贯穿其学术生涯的，则是有效地扩展了Nutter的想法，“保住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目标都已经实现了。今天，人们仍在阅读自由主义的典籍，而比起20世纪中叶来说，自由主义理念获得了更广泛的理解。比如，今天，大部分有头脑的美国人都知道，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信念：个人的提升能比任何集中于集体的方案带来更多好处。很多人也仅凭直觉就明白，古典自由主义与战后美国左翼所宣传的“自由主义”，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
本文的主要论旨是，尽管取得了如许成功，在一个多世纪时间中，我们却没能保住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典籍和理念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仅有这些，是不足以确保有效的自由社会之生存的。
我希望我的论旨能引起几个维度的兴趣。我将预先回答几个明显的问题：我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是什么？当我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时代没有保住这一灵魂时，我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我们这些自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士，现在能够及应该做些什么？
科学、利己之心与灵魂
乔治·布什在其总统任期内，当有人试图把他的立场与他的前任里根总统的观念相提并论时，他曾经用嘲笑地口吻提到了“那种虚幻的东西”（that vision thing）。他所指的是里根总统用来唤起美国理念的清教徒的比喻：“山巅上光辉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还有其它诸如此类的概念，对布什的心智来说，是陌生的。他只是没能理解里根先生的用意，也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这种比喻能在公众中引起共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里根总统打动了部分美国人的心灵，而布什则对此懵然无知。
这个例子是很有助益的，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运用于具体的、政治上有组织的、时间上受到限定的、空间上明确界定的社会。两相比较，对现实的理解得自于对可能发生之情势全面的先见之明的伟人，与视野仅仅实用主义地局限于当下之感觉的庸人，二者之根本区别昭然若揭。我们可以把同样的比较扩展运用于形形色色的代言人和评论家，对于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名目下所描述的扩展的社会互动秩序（the extended order of social interaction）的态度和理路。
注意，我所讨论的并不准备超出那些拥护下列政策的士，这些政策立场与从同一个框架中生成的理念相关联，它可以被概括为：支持有限政府、宪政民主、自由贸易、私人财产权、法治、开放的公民权（open franchise）及联邦制度。我集中分析的是这些拥护者内部的分歧，尤其是那些把上述政策立场建立在领会整合性的观念实体的精神基础的人士，与主要从科学的探究与开明自利的原则（the dictates of 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中发现其最初源头的人士之间的区别。
主要的论旨是：古典自由主义，作为一套连贯一致的原则，如果其宣扬者仅仅局限于二流人群，是无法确保其为公众广泛接受的。科学和利己之心，尤其是如果互相配合，确实能赋予一种论点以力量，然而，某种高于、超越于科学与利己之心的理想之远景，也是必不可少的，而那些自居于古典自由主义俱乐部的人士，却令人不解地，无视这种必要条件。不管是不是具体地传播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士，都觉得，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这样一种视界（vision）的终极追求，应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取舍。
我曾经间接地提过这层意思。词典上对灵魂（soul）一词的释义包含“启发性或有生命力的原则”（animating or vital principle）及“有活力的精神”（moving spirit），具有似乎可以同时应用于人和哲学观点的属性。不过，不管是针对人还是哲学观点，说“保住”这层含义上的灵魂，似乎有些误导。灵魂只能自己创造出来，而不能保住，不存在某种启发性的原则，意味着存在着进行这种创造的某些潜力，而不是指某种潜在的现实或已经耗尽的力量（a latent actuality or spent force）
亚当斯密的着作，及其哲学上的先贤与后学，创造了一种关于人类相互作用的秩序之全面的而连贯的视界，这一视界似乎有充分地可运用于现实的潜力，至少它能为建设性的制度变革提供启发性原则或有活力的精神。与此同时，恰恰因为它是，并且现在仍然只是表现为潜力，而不是在现实中得到了实现，这一视界满足了人们对于某种超验的理想（a supraexistent ideal）之一般化的向往。古典自由主义与其主要对手——社会主义都具有这种性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也是某种超越了科学与利之心的全面的视界，有时其鼓吹者将之称为其独有的特征。这也就是说，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灵魂，尽管它们所激发出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
很少有人会怀疑：某种启发性原则是整个社会主义远景之中枢。然而很多自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人士却似乎不愿意承认，他们所持的立场存在着我所说的灵魂。他们似乎经常为他们的论辩寻求“科学的”外衣，偶尔还会用开明自利来加以补充。即使他们就是认识到了，作为一种能够为人所持有的整合性世界观的古典自由主义，其背后潜伏着意识形态诉求，不知何故，他们在承认这一点时也相当局促不安。这种冷淡的姿态，固然可以令某些自认为是 cognoscenti的人士稍感满意，然而，却因此而失去了在一个并不讲科学的社会中（the nonscientific community）将其传播给，并成为普遍接受之核心原则的机会。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经济学家
就此而言，政治经济学家们被“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经济学家”（every man his own economist）现象的存在而苦恼。科学证据本身并不能令人心悦诚服，它必须辅之以更有说服力的论据，这种论据只能来自诚心诚意的信念，而唯有确实理解了古典自由主义灵魂的人士才能持有这种信念。确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充当自己的经济学家，然而，每个人在内心深处也都向往着成为由一整套抽象的秩序原则构成之想象的社群、虚拟的乌托邦中的参与者。
这一点，对于理解古典自由主义为什么需要我所说的一种灵魂，为什么光有科学和利己之心本身还不够，是至关重要的。硬科学家（Hard scientists），比如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并不必关切公众是否能接受他们的分析和试验结果。公众必须得面对自然界的现实，否定这种立刻就可以得到报应的现实，只能是傻子。我们没听说有谁准备穿墙而行，或踏水而行。
同样，我们也承认，我们毋须理解现代高技术设备的什么灵魂或者其运转的组织原则，就可以使用它们。我本人不知道或者说根本就不用知道计算机的原理，我照样能够用它来打字。
经济关系中普通的参与者的情况，跟面对计算机时的无知与充满敬畏的接受心态优点类似，后者只需对他作为买家、卖家或企业家所碰的机遇作为反应，而不用去考虑带来如此机遇的互动秩序之原理。然而，在意识的层面上，参与者必须承认，就这一秩序本身而言，它是人为的，它是透过人们在某一结构中所作出的选择而形成的，而这种结构必能通过人们的行动而被有意识地变革。即使一个人在从事其日常事务时并不考虑此一结构，那些受利己之心驱使的政治煽动者和企业家，也无处不提醒他此一结构的存在。
只有透过领会和正确评价可扩展的市场互动秩序之启发性原则，不受直接的利己之心驱动的个人，才能够抑制自己不去做类似于穿墙或踏水而行之类的政治行动(比如支持最低工资法、控制租金、关税、配额、限制性的执照制度、价格支持或货币性通胀)。理解了这一原则的学术界的科学家，能够，也应该将其转换为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政策立场的有说服力的论证。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经济学家们自己却并不拥有把也许仅属个人观点之思想强加于他人的正规或非正规之权威，国家成员，即一般的公民，必然也是有智愚之分的，在我看来，他们不大可能成为老练的经济学家，至少其大部分成员不大可能。期望在学院进行一通经济学说教技巧的训练，就能够把科学家培养成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或是great unwashed，或者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人物，这种期望完全是建立自大和愚蠢基础的。
如果政治经济学事物了其灵魂
怎么办？即使在这个社会主义显然已经崩溃的时代，这种挑战依然摆在那儿。我要提出的对此挑战的直接的回应，就是唤起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就是在美学-伦理学-意识形态层面具有强大吸引力，独立于普通科学之外，没有普通科学那么严格，而又不象普通科学那样绝对中立。
当我试图清晰传达出我得自于直觉的论据时，我得承认确实面临着修辞上和知识上的困难。也许最好的办法是用历史事例来予以说明。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确实抓住了很多人的心灵，而这些人也并没有自认为是当时仍在发展中的经济学方面的半吊子专家。不管怎样，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成功地给了人们关于社会秩序的视界，它足以激发人们支持当时各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废止《谷物法》改变了整个世界。
然而，自那个世纪中叶之后，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或其精神似乎迷失了其方向。光明无可阻止地暗淡了，其情形就如同今日社会主义理想之破灭。古典自由主义的亮光暗淡下去了，被突如其来的社会主义吸引力推入阴影之中。从19世纪中叶以降，古典自由主义者转而处于一种守势，不得不持续地与功利主义梦想家（utilitarian dreamers）宣传的改革进行斗争，这些梦想家自称有超级智慧，可以掌握社会的幸福的总和（aggregate happiness），他们也得到具有黑格尔精神的政治理想主义者的奥援和支持，这些理想主义者把个人的实现转换成某种集体的精神过程，个人则完全被弃之不顾。社会主义的灵魂，即使违反了与科学证据，也仍然成功地攫住了其追随者的心灵，使他们推行了形形色色的制度变革方案。
视界与“社会的”目的
我所说的公共哲学的灵魂，必须包涵在某种关于人类相互作用之社会秩序的包容性的视界（encompassing vision）中——这种视界就是，或者说能够提供某种理想，以激发起对建设性变革的支持。古典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灵魂之根本区别就体现在理想的性质及其所构想的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体现古典自由主义的包容性视界，可以用个人和团体在一整套行为规范约束下相互作用来予以描述，这套规范听任每一个人或行为主体追求自己确定的目标，且所有参与者的目标都是可以达成的。而正因为所有这些目标都是出自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的人们之自觉，所以，把由此产生的结果说成是“社会后果”就既不准确，也没有意义。不要期望从人们的互动过程中会实现什么社会性或集体性目标，所能实现的只能是个人的目标，就是在结构的理想化运转之下，或者即使通过集体制度来来追求集体性目标，到头来所实现的仍然是个人目标。建构某种“社会的”目标，哪怕只是作为一种努力的方向，也是与自由主义的原则相矛盾的；听任每一参与者自由地追逐个人选择的随便什么目标这一自由主义的原则，在法律制度参数的范围内，仍然是可行的。
我这里所关切的灵魂，确实包涵着对个人和群体之间互惠的交换链条中人们互动的逻辑之广泛而朴素的理解。然而，诚如上文所示，这种逻辑性的理解并不必需科学的复杂论证，相反，它必须是根本性的理解，并伴随着对个人可以根据他们自己对面临的选项的评价而作出自己的选择的能力的信念或者说规范性信仰。一个人，如果不能坚信价值只能源于个人，那他又如何拥有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在终极的意义上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否与某种先验的价值排序相一致？我的回答是，否，但是，我也承认，可以通过认识论上的努力使二者得以协调。
当古典自由主义者声称，理想化的和扩展的市场秩序比社会主义的选择，产生了更大的“一束”有价值的物品时，他们不仅没有厘清问题，反倒使问题更混乱了。在这种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的论辩中，引进效用的概念，甚至只是从概念上这么想，都意味着在整个游戏中已经处于下风了。当然，我们几乎所有人在这方面都有失误，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扩展的市场确实能够带来更大效用。然而，即使是对亚当斯密的穷苦阶层的福利，或约翰罗尔斯所说处于最差地位者的份额作出修正，关心任何总计的价值的规模，其背后所唯一隐含着的也只是自由主义秩序，即实现个人自由这一目标。确实，甚至在社会主义的半场上，我们也可以防守得很好，但是这么做，我们等于使重心偏离了自己的半场，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我们必须学会按自己的条件玩游戏，并让别人来加入我们的游戏。令人欣慰的是，一些现代古典自由主义者确实已经开始重新回到自己的游戏场，as they introduce comparative league tables that place emphasis on measuring liberty.
热与光
我记得，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开山鼻祖A. C. Pigou曾经说过，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目标，乃是向他们设想的作为终极使用者的公民-消费者提供热而不是光。我理解Pigou 的意思是说，经济学家的作用是严格的功能性的，就像牙医、水暖工或技师一样，我们不要指望自己或他人能从我们的成就中得到美学的愉悦。他似乎提醒我们，经济学就其揭示了内在真理而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令人愉快的后果。
从经验上看，很不幸，Pigou大概是正确的，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和20世纪的经济学家而言更明显。他们所从事和传播的学科，已经丧失了提供思想冒险或者哪怕是刺激的潜在能力。这种情况在冷战的几十年间有所起色，这期间，社会主义的持续挑战，给了哈耶克及很少一些他的同道一种刺激，使他们比那些斤斤计较于琐屑问题的经济学更为博大精深。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挑战，还有什么东西能激起这种包容性的和普遍化的理解之感觉？进一步说，要想在那些他们本人从来就不属于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的人们中间，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又需要什么条件？
让我回到里根总统和他的“山巅上的光辉之城”的比喻，什么东西激发了他的灵感，使他用它来比喻理想化的美国社会？里根并不会解一般均衡经济学中的联立方程，但是他却明了那种社会秩序视界，它也许是抽象的，但却表达着包涵更多光与热的原理。这种视界，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视界，一般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核心而又朴素的概念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对亚当斯密的“简单自然的自由制度”，即使是含糊地理解，也能启发出一种精神，能够创造某种灵魂，由此可造就某种内部一致的、统一的哲学思想，从而为仍处于混乱状态的内在的心灵带来秩序。
当然，启发式的因素的第一条就是个人渴望自由，渴望免于他人的强制性权力，这种因素可以说为几乎所有人所共有。然而第二个因素才是更根本的：不存在向他人施加权力的欲望。从真正的意义上说，古典自由主义跟霍布斯是势不两立的：霍布斯把人设想为是普遍地寻求个****力和权威，霍布斯本人没有赞成自由主义视界，他不能理解有可能存在某种理想化的社会互动结构，在其中，没有人向他人施加权力。在扩展的市场秩序理想化的运转过程中，每个人在每一次交易中都有不用花费成本的退出的选择权，从而完全消除了对与之交换的人的自由裁量权。他人所施加的威压被彻底消灭，每个个人真正“处于自由状态”。
当然，这种描述是对可能存在的某种社会秩序的理想化，不过，作为一种理想，这样一种想象的秩序，能够为一个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选择的世界，提供令人鼓舞的和规范性的前景。
构成为美国精神或美国灵魂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受到美国建国之后头一个世纪一直存在的边疆的很大影响。边疆为什么如此重要？从严格的经济学角度对边疆进行解释，可以说它保证了一种退出选择，由于存在着边疆，就严格地约束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人们普遍地都没有能够认识到，有效运转的市场秩序也需要边疆这种一种机制，它能够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一个退出每种关系的选择。
古典自由主义在哲学上能够自足，因为它已经看到了光，因为它已经理解了一种可能的社会秩序背后隐藏的法则。因此，根本就不用惊奇，那些似乎最好地表达了古典自由主义灵魂之原理的人们，正是那些经历过从社会主义视界的转换的人们。我把我在三一学院（Trinity University）的系列演讲定名为《重生的经济学家》（Born Again Economist[1]）。在讲演中，我回顾了我1946年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在那里聆听了Frank Knight和Henry Simons的教诲之后，我从热烈的社会主义转向了古典自由主义，而且是很快实现这种转变的。在我看来，芝加哥能给予人们的正是光而不是热。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能分享某种经历，而不包括我的古典自由主义灵魂之形成过程。我现在仍然有些迷惑，如果从来没有看到过光，如果在没有个人经历刺激的情况下而去理解自由主义视界所蕴涵的一切，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
再提宪政
一个必要的关键性的步骤，是退出在日常政治中，对所面临的政策选择问题讨论所进行的积极的辩护。当然，对绝大多数选择，自由主义都有一个表明立场的问题。但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如果卷入政策泥潭，玩起政治游戏，确实难免会“弄脏自己的手”。政策论辩可能分散我们的精力，使我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包容性的结构——宪法——在宪法框架内所有讨论才能得以展开，而只有从宪法出发，才能做成决策。
古典自由主义在具体的政策立法上的“胜利”（比如租金管制），甚至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士在选举中获胜（比如里根和撒切尔夫人），都使人产生了一种幻想，似乎作为其背后的哲学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洞悉了公众的态度。那些曾经为整整两个世纪的事业之灵魂奋斗的人们，在1980年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在观念上和实践上失败之后，却似乎沉睡过去了。似乎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保姆国家（nanny-state）、家长制度（paternalist）、重商主义、寻租性的政权，是从政治哲学的真空中出现的。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具体地向公民论证，强制性地施加价格和工资管制，所导致的损害将超过任何可能的收益。当然，这样具体的论证，古典自由主义者完全可以胜任愉快。然而我们对下面两种情况作出区别：一种是用做分析的例证，另一种是全副身心投入到当下的政治争论中。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注意力只局限于构思和表达无所不包的政治体系，只求透过这种体系的实施在基本的宪政结构上实现重大和激进的变革。政治活动，就其绝大多数情况而言，都是以一种零敲碎打的方式推进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支持某种具体的改革建议的相应论辩，应该强调它与自由主义秩序之整合性哲学，把具体的政策建议放在更广阔的《自由宪章》的背景下，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实用主义的功利算计。这里所说的自由宪章是哈耶克的巨着的标题，我是想提请注意哈耶克本人的行为。就我所知，哈耶克从来没有就具体的政策问题，与其思想上的敌人交锋，不管是在美国、英国、奥地利，还是在德国时，均是如此。相反，他的重心始终在于，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内在一致的哲学立场的基础上。实际上，从一开始，哈耶克就致力于宪政对话。（constitutional dialogue）。
在1947年创建朝圣山学社时，哈耶克呼吁回到第一个原则，呼吁复兴政治哲学论辩——这种论辩将维系及再造我们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灵魂。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破产，并没有减弱哈耶克教诲的正当性。在特定的层面，公共和知识精英现在也许确实对扩展的市场秩序的组织原理有了比较准确的抽象理解。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确实“保住了理念”。然而，这种抽象的、一般化的理解与政治改革实践中的哲学连贯性之间巨大的鸿沟，仍然存在着。必须形成某种公共的自觉意识，始终如一地认识到集体行动的限度，甚至不存在任何提倡社会控制的整合性意识形态。
如果我们听任政治学对寻求互相利用的竞争性联合的理解，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那么，潜在的价值必将被毁灭，我们也将丧失自由，其后果完全跟集体性指令体系下被误导的努力所导致的僵化一样。是的，我们可以期望什么人奋起支持这种“争取普通人的政治学？”（politics as competition for the commons）梦想之境在哪里？古典自由主义灵魂的复苏，也许超出了对21世纪的现实的期望。然而我们这些自己觉得已经一窥光辉之城的人们负有道德上的义务，继续努力，使亚当斯密、詹姆士麦迪逊、哈耶克(当然也有里根总统)所曾经梦想的那个社会，能够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