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苏东剧变10年来着名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论述做了考察，主要探讨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重建马克思主义”主张，德里达使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沙夫、沃勒斯坦和巴里巴尔等人的观点，并对它们进行了评论。
二、德里达：使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德里达是法国着名的思想家，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1993年他出版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在当时左翼思潮因受苏东剧变的影响而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曾经给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新气象，同时也反映出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最新见解。
从总体上看，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当代价值方面，德里达可以说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共同之处的。这点也是他们赢得世界上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尊敬的地方。有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前面已有介绍，而就德里达本人来说，这方面的论述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是很多的。譬如，在谈到全球化以及政治、技术和媒体在其中的作用时，他就承认，《共产党宣言》在当代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他发现，“传统的文本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政治正在全球化的方式，讲清楚了在最有创见的思潮中技术和传媒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而……对于它们的不可简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以一种无与伦比的方式作过分析”。（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所以他说“他们的教训在今天显得尤为紧迫”。
虽然德里达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价值，但在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两者有所不同。前面曾经提到，分析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工作，是要尽量使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也就是说在提出使它“科学化”的同时，使它学院化或经院化，成为一种纯粹的学问，尽管它们认为这样做仍可发挥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于类似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做法，德里达其实是不赞同的。这点通过他对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就可以看出来。他指出，当前，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国际学术界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这种阐释确立了自己的解放的末世说，赋予它（指马克思主义——引者）一种总是可以解构的形而上学的或者说本体—神学的内容。”另一种则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法国的而且是阿尔都塞周围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最为警觉的和最为现代的再阐释，他们认为他们应当做的就是尽力把马克思主义从任何一种目的论或任何一种弥赛亚式的末世说中分离出来”（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而德里达自己则认为，“我所关心的恰恰是要把后者从前者中区分出来。”即要把目的论或弥赛亚式的末世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区分出来。
因此，这里实际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问题。德里达在此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有多种多样，而在如今新的国际形势下，他所力图申述和极力提倡的只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精神”。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按照德里达本人的理解，就是“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页。）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德里达强调，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不同于以往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明确提出要将它与这样一些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区别开来，因为“那些精神把自己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固定在它假定的系统的、形而上学的和本体论的总体性中（尤其是固定在它的‘辩证方法’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中），固定在它的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等基本概念中，并因此固定在它的国家机器（谋划的或实际的：工人运动国际、无产阶级专政、一党制、国家以及最终的极权主义的残酷性）的整个历史中。”（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由此可以看出，德里达对传 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完全是持否定态度的。
与此同时，德里达认为，他所倡导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不同于一般的解构哲学，原因在于，它并不只是一种理论文本的破译，反之，它要干预社会、要面向未来。所以，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他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解构并不仅仅限于马克思主义文集的一种理论—思辨的层面，而是要指向把这些文集和世界的工人运动的机构和策略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一切东西。并且这种解构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方法的或理论的过程。在它的可能性中，就像在总是已经构成它的不可能性的经验中一样，解构对于那事变，最简单地说，也就是对于那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来临，从来都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因此，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所要做的，并不是要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那样，仅仅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进行重建，而是力图以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批判现实，并针对福山之流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谬论，为未来提供弥赛亚的精神动力。正是因为如此，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中，是德里达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垮台的哀悼活动中，看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当代价值；是德里达发现，一个半世纪之前在西方只有一个幽灵——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在回荡，而今天却是有诸多的“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的书名中“幽灵”用的就是复数）在回荡。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今天在日常生活中，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遗产的人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因为在他看来，继承一笔遗产，同时就意味着要偿还一笔债务，而这也就意味着要承担一种责任。在目前状况下，有哪些人在承担着这种责任呢？德里达着重提到的有：一种是近十几年来，竭力在抵制“某种政治和理论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实际上是抵制“它的形而上学的霸权”的人；一种是坚持思考和实践“这种抵制”，并对反动的保守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反科学的或蒙昧主义的企图毫不留情的人；还有一种是没有放弃“民主和解放的理想”，但却以解构的方式来思考和扞卫它的人。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相比，既然“幽灵”已由一个变为复数，继承人也变的更加庞杂，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人的行动方式有何变化呢？德里达认为，由于以往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都已相继破产，未来左翼的组织形式和行动方式将会采取的是一种“新国际的‘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联盟，它无配偶、无组织、无政党、无民族、无国家、无所有权。”（注：［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建设未来的角度去看，他的主张确实带有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意味。
三、其他流派或代表人物的看法
（一）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意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在从前东欧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中，沙夫是主张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之一。这篇文章中，沙夫明确提出没有哲学不行，而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他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决断。至于在哲学上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由，他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人在世界中主要是一个行动者，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无论是自然还是社会，他必须通过自己的活动作出选择。这样，与其他哲学流派相比，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具有的优势正在于，它是直接关注并介入生活和行动的，而不仅仅停留在经院式的空谈上。因此，他说：“我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在于，这种选择能使我比对手更好地理解环境，并按照自己的目标对环境施加影响。”还说，“我之所以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为我提供了比这些流派（沙夫在文章中提到了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和新实证主义等——引者注）更好的世界图景，并且开辟了更广阔的活动的可能性和活动范围。”（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沙夫认为，他主张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条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自治人道主义具有实用功能，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不乏实践—政治的意义。
谈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现在仍有哪些思想具有时代价值时，沙夫着重说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个人、自治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关于自治人道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部分”（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 998年版第60-61页。）。沙夫提出了三条具体理由：第一，个人对于恰当分析任何社会问题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出发点。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基本原理。第二，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和产物，这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观点仍然有生命力。第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是社会现实的创造者，该观点既为自治的人道主义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也使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与一切他治的人道主义、尤其是与那些以宗教信仰为依据的人道主义区分开来。此外，沙夫还认为，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政治方面”。
另一方面，沙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所包含的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观点，至今仍有价值。这是因为，第一，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它对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基佐等）的理论的发展。所以，在他看来，“那些今天否认阶级、阶级斗争这些科学概念的价值的人，是想把社会科学不仅扯回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水平，而且想使它落后于法国革命后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达到的水平。”（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方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包括布罗代尔也承认并使用的方法论工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它，已经成为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第三，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具有的更大的实用价值在于，它比其他流派更能促进我们解决与当今时代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至于社会革命，沙夫认为有必要对苏联解体后的现状予以重新思考。
（二）伊·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的观点
在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沃勒斯坦是所谓世界体系理论派的代表人物。近年来，他发表过《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没有专门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但他提到的马克思思想中对分析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有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四个基本观点，其中有三个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沃勒斯坦所指的马克思思想的四个基本观念是：阶级斗争、两极分化、意识形态和异化。按照通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除两极分化之外，其他三个观念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内容。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而论，为何单单这三个思想比较有价值呢？沃勒斯坦的论证是，就阶级斗争而言，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利益，这种思想最初并非马克思创立的。早在1750-1850年的欧洲，它在所有重大讨论中，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最初，它甚至不是左派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使它声名远扬，并成为工人运动特有的思想。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分析家，而不是一个说教者和预言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他的阶级斗争观念之所以有效，原因是，它的论据有两个前提。其一是，所有的人都寻求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并因此反对那些剥削他们或乘机利用他们的困难的人；其二，客观上处境相同的人，就倾向于采取类似方式行动，这样，就必然为谈论阶级和集团反应提供了依据。当然，沃勒斯坦也特别提到，在当今世界上，除阶级斗争之外，马克思主义还必须重视民族、种族、宗教和性别等方面的斗争。
说到意识形态和异化的理论价值，沃勒斯坦认为，就前者而论，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即他承认思想是客观世界的产物。但是，马克思也不是不知道，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是在“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气氛”中形成的。当前，在我们对19世纪以来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进行批判整理时，认真思考我们的思想和社会的基础，显得尤为必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在这方面可以作出重要贡献。至于异化，他认为，“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思想中不可缺少的”（注：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9-24页。）。
（三）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1993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重新理解
巴里巴尔曾是阿尔都塞的学生，并于1965年参与过《阅读〈资本论〉》的写作，因而，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一般被认作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70年代以后，包括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内的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纷纷式微，一些有意与之区别的新派别先后呈现，这其中就包括法国以拉比卡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巴里巴尔因为与它的合作关系，又被列为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状一度变得“萧条”，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题更是鲜有人问津，在这种情境下，巴里巴尔于1993年出版《马克思的哲学 》，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学界确实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巴里巴尔的《马克思的哲学》一书由于出版于苏东剧变后不久，因此它给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带来了很大的鼓舞。为此，法国的许多着名学者，例如塞夫和拉比卡等都曾纷纷着文发表评论，充分肯定它对复兴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是，从该书的思想主旨来看，巴里巴尔的许多观点并不新鲜，譬如，他的所谓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以及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反哲学”的主张，在60年代的阿尔都塞的主要着作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论述。对我们来说，相对具有参考价值的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他本人不赞同这一提法）所作的历史梳理，因为不论巴里巴尔对错与否，该书所提出的有些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去进行重新研究和思考。譬如，就“辩证唯物主义”来说，巴里巴尔承认它受到了恩格斯的影响，但是恩格斯未使用过这个词，用的是“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也没有用过它，只用过“辩证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术语是工人社会主义者狄慈根于1887年创造的。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接受了恩格斯的某些思想成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官方正式认可的哲学体系的形成是在1931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哲学界都存在以德波林为首的“辩证派”和以布哈林为首的“机械派”的论争。1931年，这两派都被斯大林压制下去了，他正式确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定地位。1938年，斯大林发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联共党史》一书的四章二节正式问世。从此，这一体系以“狄亚玛”(Diamat)的简称在全世界得到传播。（注：有关巴里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详细介绍，可见曾枝盛《20世纪末国外马克思主义纲要》的第三章二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从巴里巴尔书中所阐述的这些内容看来，有些思想只不过是先前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的复述，但在苏东剧变的历史条件下，他的这部书的出版，对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体系似乎带有“盖棺论定”的性质，这点显然值得我们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