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Karl Marx’s Thought of"World History"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于研究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一是使世界历史的研究达到一种新境界，这就是要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注意世界历史的制度分析和整体性的把握；二是为观察社会历史开拓了新视野，这就是要求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三是为推动社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的工作。
【英文摘要】Karl Marx’s thought of "world history" has a great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for studying the issue ofglobalization.It first of all bases our study of worldhistory on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makes uscrave a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world history.It also opens up a new vision of observingsocial history with an eye on world history rather that of acountry. Thirdly, it puts forward a new demand for promoting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关 键 词】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方法论意义/全球化/社会发展
Marx/world history/methodology/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of society
【 正 文 】
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与回答。为此，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的沟通与对话。尽管马克思当时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性的全球化理论，但他确实从全球的视野阐发了“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认真解读这一思想，尤其是开掘和研究这一思想的方法论意义，对于认识和把握全球化条件下社会发展问题有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研究世界历史的新境界
同样是研究世界历史，往往有其不同的方法。马克思在世界历史研究上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要变革，使研究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力求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世界历史。考察世界历史，自然离不了对投资、贸易、世界市场、国际分工等具体问题的分析，舍此无法探寻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其他政治、文化联系等。但是，仅靠这样的分析、研究，又不足以深刻地把握世界历史。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不是像时下一些全球化论者那样，仅仅停留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而是更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从历史观上予以说明。纵观马克思一生哲学思想的发展，他对世界历史的关注，同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寻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其前期，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同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发现以及整个唯物史观的制定结合在一起进行的。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探讨，从总体上弄清了社会形态的内在联系以及演进序列，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像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就是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概括出来的。在其中期，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同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一方面以英国为典型进行剖析，另一方面又从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当时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因为规律总是体现为重复性，而这种重复性只有在比较研究了各国的情况之后，亦即在研究了世界历史之后才能发现。在其晚期，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同对人类最初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东方社会发展规律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借助世界各国情况的对比分析，逐渐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解开了“史前社会”之谜；同时借助这种分析，弄清了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提出了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可见，马克思对各种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是同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密不可分的。马克思不仅通过世界历史的总体联系和发展趋势概括出社会发展规律，而且对世界历史本身也是从规律性的高度来探寻的。像对世界历史的形成，就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考察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历史之中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会扩大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又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则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因此，世界历史是从生产力发展规律自然引出来的。而世界历史的进一步演化和发展，显然也只能按照生产力发展规律来进行。
二是把世界历史的研究与制度分析相联系。西方的全球化研究，除了少数学者外，大多数是离开社会制度来一般地谈论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等等。尽管他们提出的现象和问题是值得高度重视并需要认真研究的，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方案却是不科学的，而且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马克思也讲世界历史，但不是脱离社会制度抽象地谈论世界历史。他所讲的世界历史，是与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世界历史作为历史发展的一大阶段，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内在本性，驱使资产阶级到处扩张，到处建立市场，因而使以往民族的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正因为世界历史一开始形成就明显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马克思把当时的世界历史与资本主义社会常常作为同等序列的概念来使用，只不过侧重点不同。
世界历史的形成固然是资本主义的创造，而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是否也必然属于资本主义？对此，马克思作了否定的回答。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目标只能是共产主义。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创造了必要条件，它既为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为共产主义实现创造了新生力量——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最终实现，因为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这样，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就跟社会制度的演变紧紧联在一起。在这里，马克思并非是在作一种宗教式的预言，而其分析完全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nbs p;
注意制度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全球性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全球发展，国际上所谓“第三条道路”、“****高于主权”的主张屡见不鲜，这些看法不能不引起注意。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固然需要改变，但是完全抛弃制度分析进行所谓纯“客观”的研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学的。
三是对世界历史予以整体的把握。对于世界历史和全球化问题，进行分学科的研究和侧重某一方面的研究都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要真正全面、系统地把握世界历史和全球化，还必须进一步超越这种方法，进行综合的研究。因为离开整体来研究部分，事实上很难透彻地理解和把握部分。管中窥豹，其实连一斑也是很难真正认识的。正因如此，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就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要求进行的。他并没有仅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来审视世界历史，而是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所显示的意义就在于：其一，它划了一个时代。如果说各个国家、民族的封闭性、狭隘性曾是保持传统农业社会的主要条件，那么，世界性联系的建立则彻底打破了这种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在世界市场的刺激和推动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P275）。 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时代的诞生。其二，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 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也成为世界历史作用的结果，“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P86）。既然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那么，变革中的每一部分都必然是相互依赖的，不可能离开相关的其它方面来寻求某一方面的发展。其三，它是新的文明的出现。马克思在许多地方所讲的“文明”主要指的是世界历史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文明，或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而未进入世界历史的民族则被称之为“野蛮”的民族。如马克思讲，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1]（P276—277）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否定以往的文明，而只是重在强调世界历史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带来了历史的巨大进步。
上述研究方法在国际“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如研究中所提出的“全球化是否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是否是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的一体化？”等问题，就从不同侧面涉及到这些方法。但是，在自觉地并且能够将这些方法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加以运用方面，应该说还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思想高度。这就需要加强方法论上的研究，才能丰富和深化马克思的方法论。
二、观察社会历史的新视野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贡献，不仅仅在于它提出了一些结论性的意见和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在考察社会历史问题时，不能仅仅从一国的视野来考虑，必须同时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对于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合理引导社会发展，是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按照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有关社会历史的这样几个重要问题需要作出新的解释。
第一，关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超越问题。
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制度的发展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超越（即“跨越”）的，但其所经历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绝对不能超越的。有时在谈及经济技术发展战略时，又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并不是那么刻板地排列的，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现某种超越完全是有可能的。这两种看法自然带来一种理论上的困惑：生产力发展阶段既是不能超越的，但又可以实现某种超越，这从理论上作何解释呢？其实，如果对上述两种看法加以深入分析的话，不难看到产生困惑的症结：关键是怎样看待生产力。即在讲到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可超越性时，我们究竟分别指的是何种范围、何种意义 的生产力。
如果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来讲，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确实是不可超越的。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人们只能继承它，利用它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离开或取消它。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尤其是对于每一代生产力的“先行者”来说，都必须在继承前一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拾级而升”，而不可跳过其中的任何一代。人类不要说从石器时代无法跳到自动化时代，就是从蒸汽时代跳到自动化时代也绝无可能。
但是，如果就其某一国家、民族社会发展来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超越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完全有可能的。何以可能？原因就在于世界历史的出现。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国际化，因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就不仅受本国生产状况的制约，而且也受到全球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的影响。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作用，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国家、民族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生产力个别发展阶段的超越。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由于世界经济技术联系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诚如马克思所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P61—62）事实正是如此：一个国家、民族孤立地发展，必然带来的是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因为毫无借鉴、继承可言，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只有在开放的世界历史条件下才会打破这种重复性，使某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有可能出现跳跃，因为落后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直接吸取新的发明创造，从而绕过“重新开始”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跨越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一些国家的超常发展屡见不鲜。
显然，如果不是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就很难理解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个别发展阶段的超越。从一国范围来看表现为超越，而从世界史或人类史来看则是未超越。一国的超越性是以世界已经经历过这一阶段为前提的。而且，这种超越也不可能表现为对同时代世界生产力最先进水平的超越。
第二，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
如果说生产力的超越主要涉及的是生产力本身的事情，那么，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则主要涉及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联系。按照唯物史观，任何社会发展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然而，如何理解和把握这种矛盾运动，则有一个方法论或视野上的问题。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由该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引起的。但是，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了。由于世界各种联系的普遍加强，这种矛盾运动已经不完全具有“民族性”，而是更加具有“世界性”，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逐渐成为一种“胶着”状态。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每一国家、民族的发展不仅取决于本国、本民族自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虽然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相互作用，“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P115—116）。 正因如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民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便形成了这个时代每一民族的国际历史环境，并造成不同民族的特殊发展道路。所以，从“世界历史”的视野来考察社会矛盾运动，这是我们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有鉴于此，我们今天讲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必须给以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中国的“特色”固然不是要走别人走过的老路，但这种独特并不是离开世界整体联系的独特，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独特，不是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的独特。独特不等于孤立，不等于封闭。经济上的全球化使得各国生产与世界经济密切相联，一个国家要想真正保持经济独立性，走出一条独特的富国之路，就只能加入世界经济联系之中，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独立性或独特性。因此，我们所讲的“特色”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联系中引伸出来的。
第三，关于“国情”的认识问题。
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国情。何谓“国情”？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但恰恰在这浅显的道理之后包藏着深刻的辩证法。这里主要涉及一个内 外因的确定与理解的问题。
谈到社会发展，人们习惯于将国际环境与本国实际看作为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一般来说，这样讲并无什么过错。但要仔细深究起来，似乎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在一个国家还未进入世界历史之前，它与世界的关系是游离性的，因而其本国实际与周围的国际环境，是典型的内外因关系。但是，自从世界历史开创以来，特别是该国进入世界历史即加入世界体系以来，由于它与世界的关系已由原来的游离关系转化为整体与部分或“有机体”与“器官”的关系，因而不能把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简单地看作是这一国家社会发展的外因。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在大系统和小系统（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之中，大系统可以看作是小系统的外部环境，然而大系统质的规定性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小系统质的规定性。如果把整个世界历史同其中某一国家的关系看作是大系统与小系统的关系，那么，这一国家的“国情”显然带有世界历史的规定性。这样讲，绝不是要来抹煞内、外因之间的原则界限，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国际环境的外因作用，而旨在强调，对于社会发展内、外因关系应当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辩证的理解。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内、外因的界限与关系只有相对的意义，不可作绝对化的理解。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国情”，同样应当有“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在这一问题上，首先应当承认，讲国情绝对不能离开本国实际，离开这样的实际来谈时代发展和全球化问题没有意义。因为不管全球化的程度多么高，它总不能离开和最终取代各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同样应当承认，不能完全撇开世界历史的大背景单独谈论国情，因为越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世情”就越是成为“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我们常常讲中国以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近代以来的基本国情是经济文化落后，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不利，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等等？这些国情并不完全是本国内部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长期以来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关系发展形成的。如果不从世界交往的观点看问题，要准确地认识这些国家的“国情”，则是不可思议的。
三、推进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就是要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此来审视和进行我们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自觉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这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推进社会发展、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
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在论及欧美一些国家的发展时，就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观察问题的。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的曙光最初是在地中海沿岸出现的，伴随地理上的大发现，现代化的潮头逐渐从地中海沿岸转向大西洋沿岸，下一步的发展和推进，将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太平洋地区。 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将要出现的这一重大转折， 马克思在其1850年所写的《国际述评》中曾作过详细的阐述和科学的预言。在他看来，出现这一转折的重要契机是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使“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P263）。如果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P263）。随着贸易中心的转移和新交通线的开辟， 包括亚洲和太平洋许多国家在内的太平洋两岸将会繁荣起来。既然世界现代化进程将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那么，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必然面临严峻挑战：“古老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像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不振的话，如果不愿意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话，就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P263 ）怎么努力呢？惟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根据现代化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只有这样，才“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P264）。 马克思的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来看待每一国家的具体发展的。
能否自觉地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直接关系到每一国家、民族能否发展、如何发展的问题。纵观二战以来世界的发展，战败后的日本、德国之所以成为后来的世界经济强国，正是由于它们瞅准了世界经济变动和产业结构转移的契机，致力于经济调整，实行经济转型，从而加快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现代化速度。六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地区之所以很快跃入“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也是由于它们及时捕捉到世界范围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大力转换原有的产业结构，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呈现出超常发展的势头。事实表明，善于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 ，一般是发展比较快的国家。
为什么推进社会发展必须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呢？对此，不能仅仅从经济、技术全球化的一般发展趋势来解释，还要从一个国家、民族发展进程的具体推进来说明。可以说，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至少是从如下方面提出要求的：首先，这是全面、清醒认识本国实际，进而采取相应对策之所必需。要发展“自我”，首先必须认识“自我”。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这种“自我”并不是靠一般的自我意识所能认识得了的，而是需要借助“世界历史”之镜才能真正认识。自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则是提高这种认识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对世界历史的总体把握，才能看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才能断定自己的发展究竟是有利还是不利；只有用世界历史发展的当代水平来衡量，才能正确看到本国社会发展的弱点和差距，从而增强奋起直追、全力赶超的信心和勇气；只有了解周围世界的深刻变化，才能消除狭隘的地域观念、中心主义，不断更新知识、更新观念，扩大民族交往的范围和内容；只有关注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动向、新趋势，才能有目的地采取各种措施，制定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针和政策。总之，只有把自己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来思考、研究问题，才能在比较中加深对本国的认识，明确自己的方向、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其次，这是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之所必需。机遇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直接赋予的。机遇只钟情于那些嗅觉敏锐、行动果断的国家、民族。虽说在经济技术全球化的情况下，机遇的出现将越来越多，但是机遇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机遇随处可见。一方面，机遇对所有国家并不都是等值的，对有的国家来说是机遇，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则可能无机遇价值可言。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关系的发展也有一个阶梯式的递进发展过程，隔一段调整一次，可能出现一次机遇，隔一段又恢复正常，机遇随之丧失。所以，机遇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是转瞬即逝的。能否抓住机遇，就看反应能力如何。而反应能力又是如何形成的？这不是靠关起门来大脑转得快慢决定的，而是要在打开视野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掌握了世界发展的新情况、新信息，就把握了抓住机遇的主动权。现在，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大的机遇，能否抓好、用好这一机遇，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当然，在我们看到它是机遇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是一种挑战。机遇与挑战本来就难解难分，共存于一个矛盾体中，恰如一个铜板的两面。而要趋利避害，同样不能靠保持隔绝的办法，只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防范、应对能力。
再次，这是正确制定社会发展战略之所必需。要加快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方向与目标。我们强调走自己的路，前提是要首先看清世界历史所走的路，因为要走出成功之路，只能顺应世界历史大潮，步入世界文明大道。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作为参照系来考察，我们起码可以从这样几条路来得到启发，进而作出合理选择：一是别的国家走过的路。由于许多国家与我国具有许多可比的因素，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所走过的路对于我国具有“先期试验”的意义。这种“试验”既可以作为经验来接受，又可以作为教训来吸取。二是别的国家正在走的路。每个国家正在走的路固然各不相同，但在某些起码的走法上还是相同的，像许多国家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中，注意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为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开展科技创新；为防范地区性乃至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注意加强经济宏观调控，等等，所有这些，均是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具有共性的因素，必须为各国发展所借鉴吸收。三是前面将要走的路。前面的路不完全是设定好的，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适当调整发展路线是必要的。这就要求注意研究未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向、新情况，以便提前采取对策，争取主动，防患于未然。因此，注意看清上述这些路，其目的就是为了少走弯路，加快自己的发展速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