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势与传统
上一节主要从“世界体系论”的视角讨论了民主的“世界潮流”及其“中国化”的问题，本节则侧重从“中国中心观”来考察政治民主化是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发生畸变的。
民主核心话语的倾斜
笔者曾指出，清末民初中国思想运动的精髓可以仿照现在流行的句式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便是进化论，两个基本点便是围绕严复《群己权界论》书名中点明的“群”与“己”所展开的理论探讨。89或者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对“国权与民权”的关怀。90梁启超在五四运动后说，这一运动体现了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91国权要争独立自主，民权（****）要争自由平等，这是广义民主思想体系中的两大核心话语。
梁启超在总结从公车上书到五四运动的政治运动时指出：“对外问题易发动，对内问题难发动。”92 因为“一、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二、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危险程度较小，多数人乐得附和。” 但是，“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绝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像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93“必以政治修明政府可用为前提，然后对外乃有可言。我国始终缺此前提，故对外运动，无论若何热诚若何激烈，皆以失败终了。”94梁启超呼吁：“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移到内政方面。”95然而，此后一再发生的国****动如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仍旧是易于发动的对外运动，真正如梁启超所设想的——对内而非对外，对事而非对人，针对根本全局问题而非枝叶局部问题，建设将来而非补救既往，旨在争取作为其他政治运动前提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的国****动，迟至六七十年以后才得以发生。
究竟是对内的国****动抑或对外的国****动，主要还是取决于刺激其发生的时局、困境与国民情感，而不是少数鼓吹者和发动者的主观意愿。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对内的国****动的动因；民族矛盾与国家间冲突，是对外的国****动的动因。英国革命期间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国****动主要表现在争取社会平等与政治权利上；法国革命遭遇到欧洲各国王室的联合围剿，因而表现出较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且愈来愈趋向于激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95至1945年间，民族矛盾压倒了阶级矛盾，因而对外的国****动屡屡发生，对内的国****动难得一见，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时势使然也。
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分析何以“救亡压倒启蒙”时说：“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正是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课，又是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篇。然而，由于中国近代始终处于强邻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势下，反帝任务异常突出，由爱国而革命的这条道路又为后来好几代人反复不断地走，又特别是在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处于次要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利的注释和尊重。”96晚年孙中山说：“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身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将行动自由，便是强盛国家。再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己”。97毛泽东在1936年会见斯诺时谈到了他理解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于一个被剥夺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刻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98他们赞成以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作为牺牲，都是为了优先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
李慎之不赞成“抗战压倒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他认为是“革命压倒民主”。
“除了中国人不懂民主而外，民主在中国人中只能留在口头上的又一个原因是，在中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心目中还有一个比民主更高的价值，那就是革命，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时的左派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两重价值。第一重价值当然是民族主义，要****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重、也是更高的价值就是，经由社会主义革命而达到共产主义。照我们相信的毛泽东的理论，这两者不但毫无矛盾，而且是完全一致的。那时我们的头脑里有没有民主这个价值?当然有，但是它已经完全被包括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里了，因此也可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认识里并无独立的民主价值观。”“我们这些‘进步青年’糊涂的地方就在于，居然认为美式的民主与苏式的革命是可以互相包容而平行不悖的。”认为革命可以一举解决国权与****两大课题，是当时中国“进步青年”的普遍信念。然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革命可以达到民族独立的目标，却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自由民主的目标。因为革命的价值准则和制度安排与民主的价值准则和制度安排是不相容的。
以民主为最高价值，当然要问为什么言论、出版、迁徙、居住、结社(包括组党)等自由没有兑现?为什么没有代议制，没有反对党?为什么没有人身保护状，没有无罪推定论？……更重要的，要把政府看成是“必要的恶”，要设立一种机制，一方面能使政府有效地行使治权，一方面又要防止它滥用权力为害国民。以革命为最高价值，当然要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实现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不但要“解放”中国人民，而且要力争为天下先，做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榜样”。你追求的要是民主，你就只能拥护、只能效忠于允许人民批评、反对以至弹劾、罢免的政府。你追求的要是革命，你就得把一切交付给领导你冲锋陷阵的组织及其领袖，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对革命党来说，其所作所为都是一个目的：Ends justify m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李慎之叹道：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99
“中国中心观”视角下的传统与变局
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一元论的和主知主义的，有一种根深柢固的、为儒家各派所公认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其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藉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造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此处“思想文化”主要指“世界观”和“符号、信仰和价值体系”，即所谓的“人文知识”。虽然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是反传统的，但他们的思想模式却仍深受强调政治—文化是一元整体的传统文化影响，对思想变革的优先性深信不移。100从林毓生的观点中很容易得出一种推论：中国的民主化在五四以后走了弯路，主要责任在于“思想文化”、“传统思想”和知识分子的选择。但是，这种推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带有某种“思想一元论”的色彩。中国传统文化最显着的一个特征，即是其多元性与多变性，因此，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很勉强的。中国自宋朝以来，形成了两个重要的传统，其一，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主持朝政，并以文官统驭武官；其二，中央集权力量压倒了地方割据力量，皇权****主义得以巩固。但是到了晚清，主要由于内部因素的演化，上述的传统发生断裂，文士与文官的势力以及中央集权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于中国民主化进程发生现实影响的，与其说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不如说是晚近出现的变局。
余英时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常常将“宋明理学”划入同一阶段，似乎宋代和明代的“士”应该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类型了。但是深一层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两个不同朝代下的“士风”竟截然相异。同是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都一心一意向往着王安石的“得君行道”，在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傲然以政治主体自居，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对照之下，王守仁除了正德元年（1506）《乞宥言官去权奸》一疏，因而放逐龙场之外，其余奏疏多关具体事务，极少涉及朝政。更可注意的是同年他第一次和王艮会面，后者迫不及待地要谈怎样致君于尧、舜的问题，他立刻以“思不出其位”为理由，阻止了政治讨论。通过这一对照，我们才清楚认识到，宋代从王安石、二程到朱熹、陆九渊等人所念兹在兹的“得君行道”，在明代王守仁及其门人那里，竟消失不见了。这个“变异”或“断裂”还不够使人惊异吗？然而问题还远不止此。十六世纪以后，虽仍有不少的“士”关怀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东林讲友之一陈龙正所标举的“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可以代表他们集体活动的主要趋向。这当然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是政治的环境。宋代承五代武人跋扈之后，重文轻武，以争取“士”阶层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对“士”特别优容的政策。陈寅恪所谓“六朝及天水（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便指此而言。明代则继蒙古统治而起，“士”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而朱元璋又遇“士”至酷，以至有士人“断指不仕”的情况。宋代“士”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不可能继续发挥，“得君行道”更是无从谈起。第二是社会的变迁。十六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是“士”的转向的另一重要背景。明代的“士”恰好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商人的财富为这些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宋、明两代的“士”不容混为一谈，这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事实。不但他们的活动取向不同，思想也有极大的分歧。这里引出一个很重要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涵蕴着连续不断的意思。然则所谓“断裂”，相对于“士”的传统而言，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呢？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里所谓“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101
在晚清出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传统出现了全面性的断裂。“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结构发生动摇，特别是“士”与“商”的位置发生了极大变化。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鼓吹“以商立国”，陆润庠、张謇等以“状元”的身份带头弃仕从商，导致所谓“绅商”或“士商”阶层的出现。顾名思义，他们是从原来的人文知识精英兼政治精英（绅士阶层）转化为经济或商业精英。102取消科举考试后，人文知识分子与仕途脱离了关系。五四运动以后平民主义盛行，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他们又逐渐与企业界与学界的主流（以胡适为代表）划清了界限，成为所谓的“文化人”。“文化人”是一种社会边缘人，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以“文化”为谋生的途径，一旦脱离了文化市场，就成了依附在别人的“皮”上才能生存的“毛”。这就是上海“文化人”到延安以后的命运。“文化人”思想与论说的主要对象是其他“文化人”和学生等社会边缘群体，对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影响相当有限。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命运。王世杰之类的知识精英在******里左右不了“黄埔系”，1946年否定政协协议，就是前者不敌后者的结果。知识分子干部在共产党里一直是行伍出身的“老干部”“教育”、“改造”和“限制使用”的对象，延安整风就是一场将前者头脑中的“自由”、“民主”理念彻底扫荡的运动。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内战和外战连绵不断的情况下，“枪杆子”始终比“笔杆子”更有发言权。
雷海宗认为，中国自东汉以后便是“无兵的文化”。梁漱溟解释说：“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东汉以后的募兵制和世兵制将“兵民”从“四民”中分离出来，成为“四方不逞之民、失职犷悍之徒，无赖奸猾之人，游手无籍之辈，负罪亡命之人”聚集的群体，所谓“收拾一切强悍无赖游手之徒，养之以为官兵”。宋代当兵要刺字，称“招刺”，“黥首涅手”，“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可见兵的社会地位之低下。明代军民分离的格局更加明朗。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谪发罪人在军士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名为军士，实则工徒”。清代的八旗、绿营都是食“皇粮”的职业兵民，二者虽然地位悬殊，但都处在“四民”社会之外，在鄙视兵民的社会气氛下，八旗兵的遭遇并不比绿营兵强多少，特别是在1796—1805年的白莲教起义造成清朝中央军事力量“不可逆转地下降”之后。科举虽有武科，但作用与文科不能比拟，其“冷暖之判，不啻天渊”。文进士、文状元入阁拜相者大有人在，武进士、武状元一般不过是充当皇帝的侍卫。在“以文制武”的体制下，武官不仅不能享有与同品级文官相同的职权与尊荣，还要受品级低下文员的节制。“武臣虽位至提镇（提督、总兵，品级与总督、巡抚同——笔者注），曾不敌一州县，文臣之踞其上承其下者，往往视之为无足轻重，武臣亦自安于委琐鄙劣，而莫之振拔”。103
陈登原说：“太平天国一役，自为近世武人抬头之开端”。根据陈志让在《军绅政权》中的说法，中国在1860—1895年是绅—军政权，在1895—1949年军—绅政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由“儒生领山农”组建的湘淮军逐渐成为清朝军事力量的主力，从军行伍的士绅以军功而爬上高位，军人化的士绅成为“同治中兴”的核心力量。“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绾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提镇司道，国有庆，拜赐恒在诸侯群牧上，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凡数百人。”湘淮军从“山农”中招募乡勇，也打破了“四民”与“兵民”的传统界限。清廷兴办海军和新军后，“知识技术型”军官逐渐取代了湘淮军中的“士人型”军官。从1870年代起，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兵学人才。到20世纪初，全国军事学堂共有七八十所，1910年全国各类军校的在校生超过7000人。此外，自1902年至1908年，清廷向日本派遣的陆军留学生不下千人，若加上自费留学军事者和到其他国家学军事的学生，人数就更多了。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后，不考学堂而入伍当兵者“如水之就下”。“惟读书固可致其显贵，究不如从戎来得捷径。如是，以无用之秀才、贡禀诸生，今日入营，不出三月，而升调之令获矣。厚其禄而宠其身，较之于六年小学、六年中学，然后始获得一教职员清职，自不啻万万倍耳。”“法律、工业、文学都不足糊口，倒是一旦成为将校，就为立身的捷径，因此，连有数之有钱人政治家的子弟，也志愿为军人”。104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中央政权和大部分地方政权都掌握在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蒋介石、阎锡山、张学良、刘湘、李宗仁、陈诚等“知识技术型”军官手中。
时人云：“民国成立，军焰熏天”，“军界一呼，政界俱倒”。为什么军人在民国政治舞台上能够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呢？袁世凯认为：“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惟有兵权乃为资格。”105梁启超也说：“今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然历徵我国史乘，大抵际阳九否极之运，然后有非常之才出而拯之，其枢机则在一二人而已。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措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106亨廷顿指出，在一些后发展国家，军事近代化的领先地位，使军队成为官僚体制中“最现代化和最有内聚力的典型”。军队在引进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军事制度和军事理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接受近代文明的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了使其疏远于现存秩序的概念，如效率、诚实和民族主义，他们干预政治，想使社会与军队并肩前进，他们是中产阶级的先锋队，目标是在政治领域中先行突破”。107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技术型”军官是推动中国“西化”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与其说是人文知识分子决定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不如说是“知识技术型”军官在这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知识技术型”军官主要向日本人学习现代军事时，他们就推动中国政治实行“日本模式”；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俄国人出钱出人开办的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时，他们就赞成“联俄联共”；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采用德国军事装备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倒向法西斯主义。
陈志让指出：事实证明，新式军人在社会政治领导角色的争夺中，较之士绅和知识分子阶层更有竞争实力。“绅士们的钩心斗角，****的传统作风，使所谓的‘行政经验’、‘资望’、‘能力’等等理由变成了荒唐的神话。绅士们的地位很快就一落千丈。”108新式知识分子则还没有成熟到能够主宰社会秩序的重建。唯一能够填补空隙并且攫取权利的一群人是新式军人即“知识技术型”军官。民国初年见诸报端的700多名将级军官中，许多人年龄都在30岁以下，25岁的上校级军官也十分普遍。军人吃香，当兵有奔头，社会流动的“武化”之风推动了整个社会系统的“军事化”。109军事组织原则和军事用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军人集团在“工农商学兵”的新社会结构中处于中枢位置，致使政治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功能受制于军事权威和军人社群的影响。显然，社会军事化会严重干扰乃至取代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以文制武”传统政治规则逐渐失去约束力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权威也随之削弱。自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成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后，其统兵将帅兼任地方督抚，“兵饷合一”、“军政合一”、“用****与军政财权合一”，威权剧增，成尾大不掉之势。两江总督一缺“必于湘军宿将中选之，盖非如此不足安其心，且恐有他变”。刘坤一督两江“前后殆十年，竟若一日公不死，无复有可以代之者”。110到“庚子之变”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拥兵自重，宣布东南自保，公然与慈禧掌控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晚清地方主义的发展获得广泛支持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出于汉人对满族权贵专政的不满和反抗心理，其二是地方督抚在近代化改革方面远远走在中央政府的前头。
进入民国以后，地方主义恶性发展为军阀擅权和内战频仍，从而失去了它曾经一度拥有的合法性。外国势力干预是军阀混战的诱因。日本政府、军部和浪人大力支持孙中山、张作霖抗衡中央政府，并用“西原借款”支撑皖系与直系的战争。德国为了阻止中国对德宣战，资助孙中山运动海军，南下广州成立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护法军政府”。苏联更是一手操办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内战削弱了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实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和平、统一就成为比自由、民主更为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到1947年以后不少作为革命的现实对象和潜在对象的地主资本家都支持中共武力统一中国，更不用说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了。
从世界历史来看，统一的目标对于民主的目标很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在英国和法国，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先于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进程，因而前者没有对后者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德国和日本，国家统一和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是与宪政民主化同步的，出于前者的需要，两国都建立了独立于立宪政府的军部，从而导致了军国主义的恶性膨胀。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共两党都持“统一压倒民主”的理念，造成了“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历史悲剧。在一个时期里，世界大国之中只有海峡两岸的中国还在实行“以武制文”，军部凌驾于政府的体制。最近，台湾当局正式实施“国防二法”，就是要彻底告别这种制度。而在大陆，对于这种体制的反思以及对于社会军事化与政治民主化关系的探讨，还远没有破题。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277页。
2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593、59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52-255、270页。
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60-462页。
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462页。
6 转引自安然：《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载“学术批评网”网站。
7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173-174页。
8 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关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几个理论视角》，载“政治学文集网”网站。
9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65页。
10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74-175页。
11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74页。
12 弗里德引入了“原生国家”与“次生国家”的区别。在国家发展形成的地区，如果不存在任何国家形式，那么出现的国家就是原生国家或原初国家；如果该地区或毗邻地区以前曾经存在过其他的国家形式，新出现的国家就被称为是次生国家。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371页。
13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0-40；另参见孙歌：《亚洲论述与我们的两难之境》，载北京：《读书》，2000年第2期，52-59页。
14 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162-169、180-186页。
15 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17、28页。
16 刘禾：《普遍性的历史建构——〈万国公法〉与十九世纪国际法的流通》，载《视界》，第1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7 转引自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载“世纪中国”网站。
18 转引自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载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9 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载“世纪中国”网站。
20 转引自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6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21 转引自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载北京：《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2 转引自罗志田：《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载“世纪中国”网站。
23 任剑涛：《经典、经典的替代及其条件——从儒家经典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关系切入》，载“世纪中国”网站。
24 《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209-210页。
25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态与现代性问题》，载海口：《天涯》，1997年第6期。
26 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兼评汪晖的现代性批判》，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27 转引自郭红云：《19世纪英、德两国教育中的民族性之比较》，载武汉：《理工高教研究》，2002年第4期。
28 参见郭少棠：《权力与自由——德国现代化新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32页。
29 李宏《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社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130-131页。
30 参见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232-234页；李宏《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226-248页。
31 转引自李宏《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209页。
32 转引自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293-296、304-305页。
33 参见《奥托·冯·俾斯麦》，载“德国之窗”网站。
34 陈岱孙：《浪漫主义、国家主义和历史主义》，载“中国经济学教育科学网”网站。
35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263页。
36 参见杨建邺：《爱因斯坦不原谅》，载2001年3月8日《南方周末》。
37 吴嘉勋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89页。
38 吴嘉勋等编：《梁启超选集》，411页。
3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党派》，北京：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250页。
40 转引自萧公权等着：《社会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125页。
4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二十八，40-51、76页。
42 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5、100页。
43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I：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66页。
44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352页。
45 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46 曹卫东：《“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载“世纪中国”网站。
47 转引自冯克利：《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戴维·比瑟姆：《马克斯·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77页；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40页。
48 刘小枫选编：《施米特与政治法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编者前言，26-27页。
49 转引自顾肃：《当代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主要分歧》，载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50 转引自曹卫东：《“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
51 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14页。
52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275页。
53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517页。
54 转引自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276-277页。
55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序，2页。
56 转引自樊星：《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流变——〈当代思想史〉片断》，载“学者庄园”网站。
57 同上。
58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252、263页。
59 秦晖：《不要民粹主义，也不要精英主义》，载“问题与主义”网站。
60 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北京：《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61 秦晖、金雁：《论“警察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新论之一》，载“世纪中国”网站。
62 参见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303-305页。
63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285-286页。
64 马宏：《在精英与大众之间：五四时期拜民主义思潮评介》，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65 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 年）》，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65期）。
66 陈独秀：《随感录》，载任建树等编：《陈独秀着作选》，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89-290页。
67 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5页。
6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25-28页。
69 于光远：《从“新民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自序，3页。
70 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71 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90年代日本的主流发展观》，载北京：《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9年第4期。
72 转引自朱毓朝：《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一个发展理论的悖论谈起》，载“世纪中国”网站。
73 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285、385、320页。
74 参见尹保云：《试析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行政体制因素》，载罗荣渠等：《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68页。
75 参见王新生：《现代日本政治》，第五章 行政指导，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179-222页。
76 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287-289页。
77 转引自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403页。
78 刘军宁：《儒教自由主义的趋向——东亚模式与中国大陆》，载“思想评论”网站。
79 参见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 229、324页。
80 转引自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396页。
81 参见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343页。
82 大野健一：《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和政府的作用——90年代日本的主流发展观》。
83 金枫：《评〈朱****跨世纪挑战〉》，载《新世纪》网刊第22期（1998年4月）。
8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378页。
85 参见王思睿等：《新威权主义与新左派的历史根源?——评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批判〉》，载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5期（2002年3月）。
86 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载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8月号（总第5期）。
87 同上。
88 参见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载海口：《天涯》，2001年第1期。
89 何家栋：《****与族权的差异——什么是民族主义的真精神？》，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
90 参见梁启超：《宪法之三大精神》，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5-100页。
91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论概论》，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47页。
92 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5页。
93 梁启超：《外交与内政与》，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52-53页。
94 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15页。
95 梁启超：《外交与内政与》，53页。
9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37、33页。
9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3讲；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3页。
98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374-375页。
99 李慎之：《序：革命压倒民主》，笑蜀编：《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对人民的庄严承诺》，香港：博思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版，9-33页。
100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3-45页。
101 余英时：《从传统“士”到现代知识人——〈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载“观察”网站。
102 陶东风：《中心与边缘的位移——中国知识精英结构的变迁》，载中国中央电视台网站。
103 参见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13-14；11-17、25、32页。
104 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序言1、149、42、50、103、152页。
105 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222-225、94页。
106 转引自曾敏之：《解读梁启超一封信》，载“大公网”网站。
107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185页。
108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20页。
109 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227-228页。
110 转引自熊志勇：《从边缘走向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