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始终保持着其地位。但是,其理论贡献和缺失并存,给予其他学派生存的空间,并使国际关系理论走向新的综合成为可能和必要。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国际关系
一 作为理想类型的现实主义
理想类型是社会科学中以终极的或纯粹的形式阐述事物特性的一种概念,它常常反映出现实的某些方面,人们通常把它当作判断、解释或调查现实的基础。象其他类型一样,理想类型也是一种抽象。在现实世界中即使能够发现这种概念所指的事物现象,也会是很少的。众所周知,“理想类型”概念是由韦伯创立的,后来为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运用。韦伯最着名的理想类型是关于权威的,即传统权威、超凡魅力式权威和法定—理性权威。韦伯认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些理想类型所描述的“纯粹形式”,但它们提供了历史上可以见到的不同权威体系的典型特点。据此,学者可以估计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一种权威体系与这三种类型的相对类似或差异。作为一种启发式设计,它还有助于提出新的研究途径。
政治现实主义也可以视为一种理想类型。在政治生活中很难发现一种“纯粹形式”的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属于理想类型,而政治生活的实际往往要复杂得多,绝非那么“纯粹”,于是便有人揶揄说,制造这些术语、流派为很多人谋得了在大学里的终身教职。话虽如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显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帮助人们理解和考察经验现实中一国行为的逻辑。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之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依然在延续。
二 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
在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中,现实主义长期来处于中心地位。在理论史上,它虽屡次遭到挑战,但依然保持着主流地位。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具有丰富的思想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人们一般将其追溯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修昔底德是西方现实主义思想之父,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则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在当代,这一思想线索贯穿于Ｅ·Ｈ·卡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等人组成的这一脉,其中摩根索是公认的理论上集大成者。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核心观念包括:
1、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支配性的政治行为体;
2、与此相关,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是竞争和冲突,战争则是解决冲突的一种选择,在战争中取胜被视为衡量政策和领导适当与否的标准;
3、相信国家都是理性的行为者,各自追求它们的利益;同时承认,由于政府内官僚系统的行为理性经常受到扭曲,因而不会对其他国家的福祉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福祉给予足够的尊重;
4、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忽视国内社会和政治情形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安全性质的影响,认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客观情势作为国际关系史的驱动力优先于意识形态、信念和领导力量;
5、对有关国际关系中暴力的角色发生根本变化的任何纲领都持悲观的态度,而对保持全球稳定的可能性则持乐观态度,即使是核武器的扩散也不影响它的这一态度。①
国家是理性的,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凡国家都是权力最大化者,这样一种框架的现实主义,一般被称为经典现实主义或传统现实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肯尼思·沃尔兹等人发展出了结构现实主义,也称新现实主义。②这是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结构现实主义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发展表现在,在后者看来,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者总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大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结构现实主义不同,它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沃尔兹并认为这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③
因此新现实主义是发展和修正了的现实主义,它承认存在着出于自我利益的互惠行为,而且成为了国际政治生活中一个日益发展的维度。这就是说,结构现实主义的产生表明现实主义的主流内部出现了理论的“调整”和发展,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也是可能的。④80至90年代,经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以及现实主义流派内部的论争,现实主义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分已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主义理论精细的发展以及其内容的丰富性。
现实主义主流内部的发展表现为结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反映为两个论争。首先是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杰克·斯奈德(ＪａｃｋＳｎｙｄｅｒ)在发表于1991年的《帝国的神话》一书中较早区分了“侵犯性的”(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和“防御性的”(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现实主义。①“侵犯性的”现实主义这一名称后来演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支现实主义的中心论点是,国际体系促进了冲突和侵略。安全是稀缺的,导致了紧张的国际竞争并使战争成为可能。理性的国家在寻求安全时经常被迫采取进攻性战略。约翰·米尔夏默是这一派最突出的代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际体系不一定导致紧张的冲突和战争。懂得国际体系特性的国家会认识到安全是充足的,防御性战略是获得安全的最好路径。斯蒂芬·沃尔特(ＳｔｅｐｈｅｎＷａｌｔ)和查尔斯·格拉瑟(ＣｈａｒｌｅｓＧｌａｓｅｒ)是这一派的代表。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寻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扩张)的假设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坚持国家寻求最低限度的安全。其二,沃尔兹等的新现实主义通常将国内政治排除在论述之外,而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经常使用国内政治来解释问题。②
第二个论争体现为,国际结果和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力量的分配还是威胁的水平和根源。在这个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分成了两派。沃尔兹、米尔夏默和克里斯托弗·莱恩是前一种立场的代表,他们强调一个国际体系中大国数量多少和极(ｐｏｌａｒｉｔｙ)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间相对力量变迁的重要影响。斯蒂芬·沃尔特和查尔斯·格拉瑟则是后一种立场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力量的总体分配不如威胁的水平和方向重要。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认为国家的反应是针对威胁作出的。一个给定国家所构成的威胁的水平不仅要看其总体力量,而且要看地理位置、进攻性力量和进攻性意图如何。类似地,格拉瑟论证说安全困境的严重性决定着当进攻有利可图时,力量是否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威胁,以及力量的增长是否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威胁,同时合作变得更为困难。③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随着2001年米尔夏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发表,④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自1979年沃尔兹发表《国际政治理论》,确立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地位,把现实主义发展为一种精致、简约的结构理论以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⑤一是吸收和采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理论,渐次以成本-收益为工具分析判断国际互动的结果和各国的政策。罗伯特·鲍威尔、吉尔平、劳埃德·格鲁伯和格伦·斯奈德把国家行为诉诸于得失的算计,以此来估价“平衡”、“领土扩张”或根据其相对收益决定加入国际组织等政策。现实主义的博弈理论分析也推进了这一研究路径。由此现实主义就向同样运用经济分析测定结果的新自由主义靠拢。这一路径的问题在于它把国家的行为简化为完全依照自身利益而作出。
第二种路径属于更为经验性的研究,在过去十余年间以米尔夏默所做的工作为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尔夏默的现实主义研究是向历史的回归。如果说前一种路径使现实主义被简化成为某种纯粹利己的国际行为考量的话,那么,米尔夏默的现实主义回到历史,由历史而对制衡行为、推卸责任行为、力量极的结构类型及其与战争的关联度等重要问题进行理论的分析。米尔夏默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自可见仁见智,但从国际的、历史的根源以及历史分析证明或证伪现实主义的理论论点,是理论探究的正确方向。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博弈论、理性选择和经济分析逻辑的渗入和盛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忽视历史的倾向趋于明显,有的是通过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来处理历史和史例,使理论研究趋向非历史化。以包罗万象的心理和行为博弈及理性选择代替历史分析和田野工作的倾向,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和批评。①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肯定米尔夏默回归历史的努力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进行的。
问题是人们有不同的理论假定,因而对历史就有不同的解读。在米尔夏默看来,各个大国无论何时都在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并试图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它们之所以想争做霸主,想支配国际体系,是因为在国际政治中,这是获得生存的最佳方式。②无论何时何地,大国一定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这显然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即国家追求的是安全的保证。)与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力量过于弱小和过于强大都不安全的论点相区别,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力量越大越安全。它也跟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有区别。摩根索认为人生来就是追逐权力的,实际上他是说人生来就是恶的。而在米尔夏默看来,国家的行为跟人的天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无关。它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体系的结构迫使各国追求权力最大化。由此可以推论,大国是走不出相互冲突的历史宿命的。
这一核心论点,能否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可能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软肋”。而防御性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区分本身是否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也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三 政治现实主义的贡献和缺失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主流理论范式,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说明它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解释力,也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这可能就是吉尔平所说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使然吧。同时,现实主义理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其活力表现为现实主义流派内部论争的继续以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精细化。
约瑟夫·格里科曾概括了当代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的三个贡献:(1)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认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对各国的偏好、战略、互动和国内制度的影响。(2)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理解各种不平等性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力量不平等性的影响。(3)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理解国际事务中的延续性及其重要意义,但它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变迁的普遍性。①这几点应该是可以为人们所认可的,不过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实际上并不重视变迁,这在下文还将涉及。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新自由主义也吸取了前者的一些观念和立场,而现实主义吸收其他流派的观念和立场相对来说可能更困难一些。理论是灰色的,而国际关系现实之树常青。正是现实主义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国际间的一些现象,对其构成了诘难。Ｋ·Ｊ·霍尔斯蒂列举了如下一些现象:②
●为什么同盟(ａｌｌｉａｎｃｅ)这样一个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无处不在的现象,在20世纪的南美、当代的非洲或东南亚却见不到?除了在欧洲之外,同盟在世界其他地方为何如此少见?
●19世纪南美洲历史的特征是频繁的战争、争夺霸权和制衡行为,而今天尽管它是一个完整的次体系,为什么却不存在安全困境?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武装力量的改造是从防务有关的职能转变到维持和平及维持内部治安(包括对本国人民的镇压)?
●如果世界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来自邻国的威胁),为什么今天多数国家并没有准备保卫其边界抵御外部侵略呢?法德边界如今是一个无武装地带,挪威与瑞典之间、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之间、象牙海岸与加纳之间,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之间均是如此。
●在南美或东南亚,也许还包括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为什么不存在霸主国家或妄想取得这种角色和地位者?
●为什么1945年以来大多数的武装冲突都发生在国家之内?驱动现实主义分析的突出问题是国家间的关系,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家间战争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在这一时期,因其政府、分离主义运动、原始国家或军阀而死亡或受到威胁的人数比起因于外国政府的要多得多。
●为什么国家间战争的前景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几乎不存在?西欧国家间战争可能性的戏剧性下降在当代国际政治的本质方面告诉了我们什么?为什么西欧国家间的关系如此根本性地不同于仅一代人之前它们间的关系,更不用说三百年之前了?
任何理论都有例外,都会有解释不了的现象。但例外多了的话,就一定会使人们对理论本身提出质疑。我们能够举出的很多现象,以及上述的种种,也许已经超出了个别例外的范围。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现实主义理论的盲点和缺失。大致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静止的理论,难以看到国际事务中的变化,也无法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作用,既然行为单位的特征并不能使我们得以预测它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从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战争一再爆发。也有的现实主义者如吉尔平的确论述了国际体系的变化,但通常是把它跟战争联系在一起。沃尔兹论述了两极的稳定性,但难以解释两极的崩塌,在对北约走向的预见上也出现过失误。①在这方面,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曾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使人们预见到冷战的终结;②此前也有人批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从中世纪到近代体系的转变。可以这么说,国际关系中出现主权观念和确立主权原则,当然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也并没有过时。但是应该看到,主权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里的意思是说,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迁之中的,然而现实主义理论基本上不是变迁的理论,故难以解释和预见国际体系中的变革。
其次,现实主义低估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大国间合作的可能性。不难看到,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冲突和战争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是米尔夏默的)将其推向极至,推论出关于大国必定冲突的结论,可谓登峰造极。这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对大国合作持悲观主义的观点。然而,国际关系的现实也在变化中。三百多年来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大国间对抗在发生某种转变。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已很难设想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反,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增长中。象“9·11”这样一个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的事件,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大国的行为。相反,这一事件促使了大国间更进一步的合作。
第三,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贬低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国际制度的大量增生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各种规制作用,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从不同的制度设计来看,国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设立常设机构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庭等;另一种是没有常设机构的,一般是国际公约、条约等,如核不扩散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不管是哪一种,其对国际事务的调节作用在增大,约束性趋于增长。在已有国际制度的条件下,一国若不加入或加入以后又退出,就很可能要付出道义的和其他方面的成本。这里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超强对国际制度的破坏作用。这是否能够证明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可以讨论。美国布什政府决定不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定《京都议定书》,对这一制度造成重大破坏,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道义和信誉代价。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致使联合国被边缘化,造成对联合国地位和权威的一大打击,但事实又表明,美国回过头来还是要借重联合国来收拾伊拉克的局面。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
第四,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可能除外)忽略国内因素的影响作用,妨碍了它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力。历史已经表明,不谈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变化的因素,是无法解释冷战之终结的。对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发展,现实主义理论显得捉襟见肘。关于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米尔夏默在看中国时,基本上不考虑中国国内的情形及其发展变化。然而,不谈国内因素,而仅仅按照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就会作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推论。这就免不了要发生偏差。从多方面情况看,实际上,中国并无意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也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世人已经看到,西欧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离开了国内因素,如何能解释二次大战后欧洲的和平呢。战后60年间,西欧各国在经济上逐步连为一体,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由经济上的整合扩展为社会和政治的整合,逐渐消弥了战争和对抗的可能性。现实主义为其理论所囿,看不到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和国际行为是可以变化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看法也是可以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对国家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缺失需要由其他方面的理论发现来加以弥补。
四 走向新的综合
理论家的思想活动,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刺激而进行的。一般说来,理论不是理论家忽发奇想的结果,也不是现实政治机械的反映,而是两方面相互激荡的结果。制度主义是70年代以来国际事务变迁在理论上的能动的反映,社会建构主义则更具有理论上的自主性,抓住了文化、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异军突起,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管是制度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都是有现实政治作为支撑的;他们所注意到的问题,都是被现实主义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但又都已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现实主义之绵延不绝,自有其道理在,它毕竟抓住了国际政治中一些相当核心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它又忽略了其他某些重要因素。米尔夏默将现实主义的论述推至极端,号称“进攻性现实主义”,不考虑国内因素,也不考虑国际制度,认定一国(或大国)无论何时都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而这一假定却可能不成立,得不到事实的有力证明。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鲜明则鲜明矣,但为自圆其说,终免不了要削足适履。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欧洲国际关系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明显缺乏说服力,这就难怪《大国政治的悲剧》最后一章论述的薄弱了。原因盖在于,欧洲的演变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阶段,已经产生了新的外交政策理念和行为模式。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说明这种发展了。因此,现实主义需要超越就成为理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不同理论流派的并立和相互激荡对于理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条件。在对立面的存在之中,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各国的国际行为和外交实践则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和催化剂。作为理想类型,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看世界的思想框架或参照系,它的各种假定也好,论述也好,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激发,应认为提供了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应认为是提供了答案。拿美国来说,它的政策和行为对国际制度理论而言是一大难题,也对制度主义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也不是现实主义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夏默坚决反对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就颇能说明问题。世界不是静止的,国际体系不是静止的,我们需要
一种能够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迁的理论。
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句话,现实主义理论需要发展,也需要超越。应该说,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和建构,有着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