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爱国者们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来将自己的同胞振奋起来、团聚起来，凝成一股合力，以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民族主义就是他们在这一时期找到的理想的精神纽带。孙中山在逐步建构起三民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也深刻地认识到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所以，他将民族主义置于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纲领的三民主义之首，以其为动员国人的战斗号角。
革命派的民族主义动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呼喊“排满”口号，对此学界已有比较深入的探讨，此不赘述；另一种方式，则是直接地表明反帝主张，这一点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没有在作为辛亥革命指导思想的三民主义中明确提出反帝主张——这是革命派常常受后世诟病之处；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他们在诸如报纸舆论等其他场合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反帝宣传。本文即以《民立报》[1]为切入点，来呈现当时革命派对反帝问题的认识和宣传。
选择《民立报》，原因有三：首先，从作者群来看，主办于右任，主笔宋教仁、陈其美、景耀月等均是革命派重要人物，因此，其言论可以充分代表革命派的观点。其次，就出版地区而言，《民立报》所在的上海租界，处于西方和清政府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之处，这为革命派的舆论宣传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最后，《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这可以从其销量看出：《中国报学史》称其“日销多至两万份，昼夜印机不停”。就连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还提及：“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应为《民立报》）……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即黄兴）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由此可见，《民立报》对于探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舆论宣传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二
革命派的成员大多有留学西方的背景，他们接受了较为完整的西式教育，对于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同一历史时期的其他中国人。作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在《民立报》这样一个平台上，他们运用自己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对时事的敏锐眼光，以深入浅出、极具鼓动性的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反帝宣传。在对《民立报》所刊载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进行初步的整理归类后，笔者将其划分为三个层次：
揭发帝国主义侵华行径，是革命派反帝宣传最为浅显直接的层次。辛亥革命时期，《民立报》先后在“社论”、“要件”、“新闻”等栏目中刊载一系列文章揭露日、英、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警醒国人注意外患。它刊载了日本侵华组织东亚协会的章程，介绍日本东亚同志联合会的成员构成，其组织的章程、方案等，揭露了日本政府假借群众团体，开展特务活动，企图侵犯中国东北、福建等地的野心。它还大量报道西南边疆划界问题交涉的情况，刊载有关评论，如《滇西之祸源篇》、《云南人之哭云南》、《云南对英交涉记》等，揭露了英国对中国云南领土的侵占。不仅如此，《民立报》还刊载了《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俄人谋蒙之手段》、《讨俄横议》等时论，详细介绍了沙俄在中国扩张领土的历史及其对华侵略的野心和行径。为配合这些揭露帝国主义野心的文章，它还刊登了《云南片马形势图》、《俄军在我国边境配备一览表》等形象生动的图表，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让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企图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从而唤起大众对帝国主义的警醒和仇恨。《民立报》宣传的直观性和鼓动性从这类文章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并不仅仅停留在感性的层面上。他们运用自身丰富的政治外交理论知识对帝国主义侵华的手段进行了分析。在这一方面，宋教仁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以“渔父”之名，发表大量文章，鞭辟入里、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及帝国主义侵华行径，影响颇大。他将帝国主义侵华的形式分为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指出：“近世以来，各国所谓对外侵略之政策有二种：一正相的侵略政策，以武力为先驱；一变相的侵略政策，以经济力为先驱，二者之中，变相侵略政策尤为最新发明之利器，各国所以灭人国，墟人社，大半皆采用此利器者，故各国预备将来应付中国之政策，亦有采用此新法之势”。不仅如此，他还认识到经济侵略的重要手段之一便是各种借款，为此，他在文中提出：“今后列强之支那政策，经济的侵略政策之擅长时代也，而其枢机则惟于借款存之”[10]。在各项借款之中，他还着重考察了危害尤大的铁路借款。针对当时清政府将已交归民营的粤汉、川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向四国借款的行为，他指出，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粤汉铁路的会计监督权、续借款权、购料权等权利，“其影响所及，将来不但举湘鄂二省之路权全移于外人之手，即国家中央财政及湘鄂两省地方财政，亦不得不受其干涉，而最后结果，乃使吾湘鄂二省变为满洲之续，甚或率先推国而为坏及焉”，所以清政府的“收回国有”不如说成“收回外有”。[11]
在对帝国主义侵华的事实和形式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和较为充分宣传的基础上，民立报人还提出他们应对帝国主义侵华策略的设想。他们一方面刊载文章支持国人的反帝斗争，将其标榜为爱国、救国之典范，如以大量篇幅连载《论国民争权利当有真精神——告河北矿务者》一文，表达对河北人民抵制英国“福公司”掠夺当地矿权斗争的支持；[12]另一方面，还在文章中直接地表达自己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策略的思考，如宋教仁就在《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该“因利乘便，务使其（帝国主义）均势之局不至动摇，而汲汲焉改革国政，恢复国力。俟彼等维持均势之协约解散时，而吾之毛羽亦丰满，而后进而为主动的外交，以与彼等角智斗力焉”[13]。固然，“弱国无外交”，贫弱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强势的联合面前根本没有发言权，宋教仁的深谋远虑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但革命派毕竟在怀着对西方政治文明的信任和憧憬的心态下，用自己的力量，为中国描画了他们所期待的政治蓝图。
三
通过对《民立报》刊载文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派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对于帝国主义侵华的行径、方式及应对的策略，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思考。就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动员而言，革命派将自己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以浅显易懂且具有鼓动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凝聚了同胞的爱国之心，宣传了革命的主张。从这一角度看，他们的反帝舆论宣传是成功的，而且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与“排满”相比，反帝宣传作为民族主义动员的另一面旗帜，也毫不逊色。
我们不能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生长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之中，这一客观的历史条件迫使他们面对更加险恶的斗争环境。但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掌握了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成为了“善于捕捉战机”的“行动型的活动家”[14]。他们运用多变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这也是我们从不同的场合可以解读到民族主义这一号角的不同内涵的原因。虽然迫于种种原因，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在政纲中明确地提出反帝主张，但是，从其舆论宣传中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中国革命前进所作的努力以及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的爱国之心。
注释：
[1]《民立报》于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创刊，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的主要舆论阵地。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57页。
【美】埃德加·斯诺笔录，汪衡译，丁晓平编校《毛泽东自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最近发现之东亚细亚协会详章》，《民立报》（缩微品，上海图书馆，1988年）1911年9月9日至9月14日。
渔父：《滇西之祸源篇》，《民立报》1911年2月15日，；《云南人之哭云南》，《民立报》1911年2月27日，；《云南对英交涉记》，《民立报》1911年2月28日。
渔父：《两百年来之俄患篇》，《民立报》1911年2月20日~2月24日，2月26日~3月4日，；《俄人谋蒙之手段》，《民立报》1911年3月4日，；渔父：《讨俄横议》，《民立报》1911年3月21日、22日。
《云南片马形势图》，《民立报》1911年2月17日。
《俄军在我国边境配备一览表》，《民立报》1911年3月3日。
渔父：《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圆论》，《民立报》1911年3月30日。
[10]渔父：《外债感言》，《民立报》1911年3月27日。
[11]渔父：《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民立报》1911年6月19日。
[12]武安述耳氏：《论国民争权利当有真精神——告河北矿务者》，《民立报》1911年1月19日~22日。
[13]渔父：《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民立报》1911年6月10日。
[14]章开沅：《“排满”与民主运动》，《鄂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