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指代了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近代哲学语境中，主体彰显为一种万能无限的理性认知主体。马克思站在实践哲学的立场，以有限主体取代传统哲学中的绝对无限主体。这一置换并非一个简单的否定过程。在颠覆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构架、实现思维方式根本转换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时间与历史命题并对之加以合理解释，马克思实现了对传统主体性理论的革命，建构了自己的实践主体性理论。
[关键词]主体性；实践主体性；时间；历史
对于马克思如何实现主体性哲学革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有学者把马克思的主体性问题当成一个实践的生成论问题[1](P17-22)，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性概念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P34-40)，还有学者认为主体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基石(P23-26)。究竟马克思哲学是在哪一层面实现了对传统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深层机制是什么?厘清这些问题，对于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进一步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前主体性思想的基本形态和困境
最早使用主体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主体是作为逻辑判断(s是p)中的主词subject，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则是实体，即属性和状态的承担者。在古希腊哲学语境中，主体蕴意的是一个贯穿在事物和变化之中的对事物起着支撑作用的不变“在者”，即万事万物的终极原因和本体。在哲学发展的初始阶段，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低，不能以纯粹理性推理的方式来把握无限的统一性，只能借助于一个经验的具体事物来弥补最后的推理论断，这种图像表象式的思维正是古希腊早期始基哲学都从具体事物来说明统一性的原因。因而，在古希腊哲学中，“主体”并不就是人，它“只意味着构成存在者的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一切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实际上作为事物来构成”(P44)。
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主体概念开始和人统一起来，人作为主体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理性成为人的代名词，人的主体性被归于理性，哲学发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主体性便以认知主体性的方式表现出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把“我思”作为认识的主体。通过时间内在化和空间外在化，自我意识成为主体和全部哲学的根基。贝克莱对物质实体加以批判，具体论证了心灵实体和上帝实体存在的理由。经验论和唯理论关于自我意识主体的同一性困境使康德认识到，自我主体不可能通过经验或有限的个体理性来保证。由此，康德由经验意识转向先验意识，通过先验统觉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和其对经验的普遍性与必然性的规范。先验统觉取消了经验性的时间，把时间变为自我的一种构造世界的形式，处在时间变化之外的自我就处在任何事物之中，从而保证了自我的同一性。黑格尔坚持知识论的立场，把康德哲学中的绝对意识推向极端，创立了以绝对精神为基础的实体和主体相统一的哲学。总体说来，西方近代哲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P122)。
西方主体性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内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第一个表现就是认识外在对象的可能性与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之间的矛盾。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思考必将把人引向对主体的自在自主自足的肯定，引向对主体的绝对被给予性的强调。这就提出了作为绝对内在性和绝对被给予性的主体何以能够切中外在事物这一棘手的问题。第二个表现就是(时空中的)经验自我与(超时空的)先验自我的难以消除的二元对峙。第三个表现就是对“他我”(the-other-self)如何确认。西方主体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使得这种理论难免具有唯我论的色彩，从而迟早要遭遇到承认“他我”这样一个难题。这些困境表明，人的主体性是不能从知识论的自我意识或理性去说明的，必须转向人的现实生存和历史发展来解释。
二、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变革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在何种存在论的基础上谈论主体性?在形而上学之外来理解“主体性”，这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隐含着马克思对待以往哲学理论的一个方法，即从一种哲学理论对待实践的方式或对实践的把握方式透视这种理论的本质，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如何处理理论自身与实践的关系乃是所有哲学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既然哲学是一种理论活动，那么将各种哲学区分开来的关键性内容就应该在于它们活动的方式或者它们采取的理论姿态，根本上这又取决于它如何处理自身与生活实践的关系。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的共同特点，就是不从实践去理解主体，从而也就不知道从实践去理解世界、社会等属人存在。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为思维视角和切入点，把主体理解为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人。由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创造性等特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天生具备的主体性，而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性，是体现了主客观统一、主客体统一、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主体的存在不是抽象同一理解的那种主体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主体的存在。这种现实的主体的存在，只能是主体在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的存在。离开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抽象主体的存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须从主体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亦即从实践来理解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群体的人类，都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主体。主体的存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也是受实践规定、在实践中生成和发展的存在。主体的生成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就是现实主体自由自觉活动的实践规律。主体的存在规律是实践的，应从实践去理解主体的存在，应从实践生成和发展主体的双重生命存在去理解主体的双重生命统一的活动。主体维持自己的自然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均异于动物自然生命的维存。
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革命是通过重新解释和构建主体性的两个必要前提——时间和历史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对感性活动中的时间与历史的合理阐释，去认识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我们才有可能辟清对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哲学革命的种种误解。马克思拒绝一切超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东西，实质上就是拒绝一切理论哲学的绝对视角，那么历史性、时间性和有限性，就必定被视为与人以及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本质性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形而上学之所以遗忘时间性、遮蔽历史性或有限性，就在于形而上学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黑格尔，一头扎进理性中难以自拔。理性所要做的乃是永恒性和无限性，时间被当作一个随便怎么样的在场者，被体会为“现在”与“当今”。时间结构被压缩为扁平的“现在”一维。过去与未来，一个成了过去的现在，一个成了未来的现在，时间丧失了阐释这个现成的存在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在这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正在于此:通过对人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即历史性的揭示，马克思完成了对全部形而上学的超越。
三、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时间命题旨意
如果说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全部要害在于遮蔽时间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则表现为使被遮蔽的时间重见天日，这源于他对以时间为可能条件的人的主体性的揭示与呈现。马克思的实践生存论通过把时间纳入作为全部存在呈现自身的境域，从而在历史的视阈中展开自己的主体性理论变革的。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德谟克利特从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时间，伊壁鸠鲁则把时间看作“现象的绝对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着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觉是时间本身，这就不能超出时间的界限”。(P53)马克思由此把时间、感性和事物(世界、现象界)紧紧联系起来了:“事物的时间性和事物对感官的显现是被设定为本身同一的东西”(P53)，“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个媒介，通过这个媒介，就如通过一个焦点，自然的种种过程得到反映，并且点燃了现象界之光”(P54)。在《资本论》中，时间范畴已有不同，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其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但已不是感性的时间，而是“社会一般(平均)劳动时间”。时间与感性相脱离、相异化，变得非人化了。这种非人化不能归咎于马克思，而只能归咎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机制。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的时间，这是资本主义的异化向马克思提出的一个理论任务，也是现代许多哲学家努力探讨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异化中，时间本身也决不能完全脱离感性，它只不过是体现为一种敌视人的、否定性的“不幸意识”和“痛苦”。所以，《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不是马克思个人道德义愤的宣言，而是这种“不幸意识”即异化了的感性意识的自然流露和表达，是时间本身在异化中的呻吟。正是这一点，就注定了时间必然要向自己的感性回复。这样理解的时间，实际上就是作为主体“自由自觉的活动”或“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实践，“感性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三个概念在马克思那里是可以“互换的”(P3)，都可以看作是完整意义上的(或海德格尔所谓“源始的”)时间的“形体化”。马克思通过具体的经济学—哲学研究，说明了时间在主体的历史进展中被“拉平”的必然性，并找到了重新返回到感性此在的时间的道路:必须把感性的时间从强制性的、社会一般的抽象时间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的主体理论十分注重时间“质”的人本蕴涵。作为历史的时间是由人的生产性活动所奠基的属人的社会性时间，即人及其世界的“人文化成”的展开与实现过程。因而历史真正的缘起既不是在物理时间上可以无穷地追溯下去的万物“始因”，也不是所谓逻辑上在先的抽象的观念，而是人的现实的自我创造活动。这种活动既面向未来又立足当下，既自成目的又自为手段。所以，当有人认为人的命运存在于外在的因果决定论之中，甚至把人自身作为一个“造物”而追问“造物主”的时候，马克思说，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P310)人作为自己历史运动的主体不是承担者，而在于他能够“依靠自己而存在”，历史由此体现为人的自我依赖、自我创造的主体性活动及其产物。
四、马克思实践主体性思想中的历史命题旨意
人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又何以可能?在马克思之前，所谓历史总是某种抽象物的历史，历史是从神设置的开端或理性本身的开端开始的。这种历史就不可能是现实的历史，而是神意实现的过程或理性实现自身的过程。近代哲学对人类存在基本矛盾的解决方案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未达到对于人类生活世界或人类存在所包含的有限性与理想性之矛盾的具体认识，即未达到对真实历史的认识。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只是以抽象的形式对这一矛盾加以认识，并把对它的解决表达为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在历史中走向消解的过程。
与以往的思想家将历史归结为“社会行动以外效果说”、“理性的狡计说”、“类本质异化论”不同，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把人类历史看作受自然必然性与历史必然性所共同界限和制约的人类主体活动过程。当马克思说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时，当他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P81)时，他所揭示的正是主体活动历史的根据，即历史的本质规定及其何以可能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有一个理想的原初关系的设定，即把生产活动当作是适合于所有存在的一般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性生存是一个动态的功能关系体。社会历史生存的基本内容由四种活动建构起来:生产、再生产、人本身的生产、关系生产(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由特定的历史所建构)。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人对自然物的现成采用，而是创造性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这是历史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不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我感性故我在”，而是“我们生产故历史在”。这种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这种时间不是抽象的持续性，而是人类主体具体的当下的生产力变革构成的历史时间。对于这一点，本雅明有过一个表述。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一种结构的主体，其发生地点不是同质的、空虚的时间，而是由当下的存在所填充的时间”[10](P210)。这种时间恰恰是由打破抽象的连续性而获得的。所以，马克思这里的历史存在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
马克思称历史科学为我们仅仅知道的一门唯一的科学，这里的历史显然比我们所说的作为学科性质中的历史具有更广泛的内涵。这个历史必须要能够涵盖人类生活实践的整个范围。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过程乃是人类主体现实活动的过程，是主体劳动的过程。“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人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P92)无论是探讨自然史还是人类史，都必须自觉地意识到一个统一的历史和整体的实践，也就是说，历史与实践都应该是具有同等外延的概念。通过历史，马克思超越了主客体分立的模式，从而发现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的主体与社会实践的不可分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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