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党建基础理论研究中需要注意：慎用新概念，警惕照搬西方政党思想和经验，克服为创新而创新的倾向；在实证研究中需要注意：防止把个别的做法普遍化，把不成熟的事物理想化，杜绝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提高党建研究质量需要从态度和方法上解决问题，同时，党建学科建设和划分应遵循三个原则：分解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稳定性和动态性统一。
关键词：党建；学科化；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018-05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求提高党建研究的质量。恩格斯曾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需要理论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革中，执政党建设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客观需要成为党建研究的第一推动力。在这个背景下，党建研究呈现可喜的、空前的繁荣。同时也要看到，党建研究的理论性、实践性、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是极其艰巨的任务。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短期行为和浮躁情绪也会影响党建研究，在解放思想的大潮中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理论繁荣中夹杂着泡沫。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首先要求深化党建研究，提高党建研究的质量，克服低水平的重复。
一、在党建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在基础理论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慎用新概念。概念作为对事物现象的概括，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新概念是形成新认识的起点，是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目前，党建论著中出现的“执政资源”、“执政成本”、“政治生态”、“腐败黑数”、“权力期权”、区域化党建、楼宇党建等都是从实际生活和党建工作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反映了对党建某一领域认识的深化，且被党建界同仁接受。但有些概念提出的时间短，酝酿不够，或表达欠准确，或理解上见仁见智，还需琢磨推敲；有个别“概念”则是脱离实际编造出来的，缺乏理论内容和生活根据，没有生命力。
2警惕照搬西方政党的思想和经验。历史上资产阶级政党是先于工人阶级政党产生的，其政党理念和实际政党运作都比较成熟，特别是在如何治国理政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和经验，但要看到，毕竟中国国情、基本政治制度、政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西方不同，执政党取得政权的路径与西方政党不同，担负的使命不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西方政党思想和经验可以从三个层次来分析：其一，有部分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私利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需要抵制和鉴别。其二，有部分内容是西方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产物，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反映到政党思想方面自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表现，难分优劣，二者完全可以共生并存、交相辉映。其三，有部分内容确实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应当也可以结合国情党情吸收借鉴。然而，正如“左”的年代出现过把西方文化、经验“妖魔化”的倾向一样，现在又存在把西方政党思想、经验“神圣化”的做法，似乎只有用西方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党的建设才能成为科学，这种做法在研究中表现为教条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则会削弱党的建设。
3克服为创新而创新的倾向。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何谓创新？“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讲新话”不是简单地用新词，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党建基本原理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显然，创新的客观基础是新的实际，主观条件是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创新研究的真理性和效果归根结底要由实践去检验。离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去盲目标新立异，一些不科学、不正确的思想乃至荒谬的观点都会打着“创新”的旗号出现。
（二）在实证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防止把个别的做法普遍化，把不成熟的事物理想化。目前，基层党组织建设出现许多新理念、新做法，这可以看做是为解决新问题而进行的可贵探索。但是，改革还在推进，这些理念、做法都要在实践中发展并经受检验。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基层出现的新东西，尊重基层的创造，又要善于分析哪些做法比较成熟，哪些还不够成熟；哪些具有普遍性、可推广性，哪些是个别做法，只适用于一定范围。如果不加区分而对这些做法片面拔高，加以普遍化、理想化，推广介绍时又不具体分析其适用的条件范围，就可能出现偏差。
2杜绝主观主义的“调查研究”。“调查”是“研究”的前提，科学调查的前提是尊重事实和数据。如果不是实实在在地调查，不是在分析大量事实、数据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而是以主观臆断代替调查研究，或者结论在先，以“想当然”的态度在生活中寻找“案例”、拼凑“事实”，甚至对数据随意取舍，为结论服务，其结果只能与调查研究的目的大相径庭。
二、提高党建研究质量的关键是坚持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正确的态度是：要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把握党建理论的特征，使党建研究真正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党的建设理论要研究工人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及其自身建设的规律，毫无疑问，这个研究对象决定了党建理论既是科学真理也是价值取向，即一种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阐明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不可能自发地实现，需要人们认识、运用这个规律去自觉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的学说里，既有对客观规律的清醒认识，又有对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自觉担当。由此出发，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和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统一起来了。他们着手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并阐发党建理论，就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最重要步骤之一。党的建设理论从诞生起就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问，作为“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有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和价值目标，即指导工人阶级政党的实际斗争和自身建设。所以，党建理论具有科学和价值的双重性质，准确地说，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是科学基础上的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建理论的科学内容会不断丰富、发展、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永远不会改变，因为共产党人不能放弃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不讲科学是错误的，放弃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危险的；不尊重科学的价值是盲目的，离开价值的科学研究（这里说的是人文科学，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社会科学）是脆弱的，不可能产生物质力量。研究党建理论不讲科学，只重价值，甚至在坚持价值目标的口号下忽视客观规律，无视情况的变化，会导致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此外，进行理论研究，党建理论工作者必须在讲科学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即站在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去认识问题；把握共产党人的价值目标——坚持社会主义和追求共产主义，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面前迷失方向，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以发展实现坚持，使党建理论研究真正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客观上讲，党建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取向是统一的，因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理论研究中，我们能否把二者统一起来，我认为，关键在于是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建理论工作者可以从《邓小平文选》中得到启发。关于党建理论，《邓小平文选》中有大量的“新话”，而这些“新话”都是从新情况出发，辩证地分析问题，以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如，对于党的领导，既要坚持又要改善；讲干部队伍建设，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又以革命化为前提；谈党群关系，强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对反倾向斗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讲反腐败，指出不反对腐败，党会走向自我毁灭，又坚信共产党能消灭丑恶的东西；讲历史发展，承认过程的曲折性，认为出现反复是合乎规律的现象，又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在这些深刻、睿智的思想中，目标与方法、困难与希望、挫折与前景、忧患意识与坚定信念都辩证地统一起来了，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党建理论，清晰地展示了继承传统又勇于革新的先进政党形象。邓小平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尊重客观规律，“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同时又牢记“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一切思想、行动都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坚信中国人民及其领导核心的伟大力量。邓小平留下了丰富的党建思想，更留下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我们从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去把握党建理论，推进党建理论研究发展，都有很大的启示。科学方法与态度同样重要，方法上应当强调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世界眼光，把中国执政党建设放在当代政党政治发展中来考察，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来把握中国执政党建设的规律。
各国政治文明有相通性、相似性。各国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有共性的要求。由于社会制度、政党属性和文化传统不同，如何体现这些要求又有很大差异，所以要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来把握中国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具体说，任何政党执政后都需要处理好三大关系，解决好三大问题：党政关系，即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掌控而不是代替国家权力；党群关系，即党如何赢得公众支持、巩固执政基础；党内关系，即防止执政后尤其是长期执政带来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衰退，防止权力腐蚀，保持党的活力。对这三个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执政活动的成败得失。中国共产党同样面对这三个问题，因而可以从外国政党处理三大关系的理念和做法中受到启发，借鉴各国政党治国理政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但必须从国家制度、政党制度、党的性质的规定性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自主创新，构建解决问题的有效机制。比如，西方政党为赢得公众支持，注意了解、反映和顺应民意，但激烈的竞争性选举迫使政策制定都为下次大选做准备，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突出眼前利益，从而有可能损害国家长远利益。“为了下次选举还是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对政党选举政策的尖锐质疑。为在选举中获胜，往往提出漂亮的、吸引人的口号，而上台后，不切实际的口号就束之高阁。换汤不换药、口惠而实不至的老毛病始终与西方政党和政治家相伴。中国共产党为防止脱离群众，也要建立科学的民意反映机制，可以借鉴外国民意调查和政党与群众及时沟通的一些具体做法，以及时了解群众思想情绪和意见要求。但党作为唯一的长期执政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不是选举，而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民意的反映既要及时准确，又要善于分析和引导。体现在政策上就是严肃性、科学性和可行性的统一，人民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统一，并通过努力实现对人民的承诺，以此取信于民。又如，西方国家保持执政党活力的主要方法是分权制衡，在政党外部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用在野党对执政党施加压力和进行监督；在政党内部允许派系存在、互相制约。这些做法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造成政策缺乏连贯性、党派纷争不断、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效率低下等弊端。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有效参政，党外没有反对党，党内没有反对派。但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一些具体做法，对权力进行适当分解，但必须有一定的“度”，即以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有效贯彻决策为前提，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中国保持执政党生机活力的根本方法是发展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在党外依靠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在党内以民主激发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这些做法如以科学制度体现出来，就既能够避免西方多党制的弊端，又能够防止在我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出现活力衰退问题。
第二，善于总结我党的自身经验，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对比中深化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规律作为事物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在一定条件下重复出现，影响事物的发展趋势，因此，总结经验成为认识规律的重要途径。当然，经验不等于规律，对经验做理论思考，才能把经验上升为对规律的认识。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认识的局限性，总结经验必然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的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从总结经验到认识规律，客观条件是事物本质的充分暴露，主观上则需要坚持实事求是。1956年的“八大”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为依据，提出执政党因地位变化面临新考验，提出发展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坚持群众路线等思想和措施，这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初步而成功的探索。但短短的7年时间里，党只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没有经历社会主义时期曲折的教训，而只有成功经验缺乏挫折教训的经验是不完全的经验。当时，执政党建设的许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历史条件决定了“八大”总结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缺乏总体把握和深刻认识，更未能做系统论述，形成的一些正确认识也没有以健全的制度去落实。“八大”后执政党建设出现了曲折甚至遭受了挫折。现在的情况与“八大”时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经历了一个甲子有余，既有“八大”后10年党的建设的曲折发展，也有“文革”10年党的建设的严重挫折，更有改革开放30年党的建设的不断开拓创新。作为饱经沧桑的成熟的执政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极其丰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以发扬民主为途径，集中全党智慧，不断深入思考执政党建设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概括了“六个坚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六个坚持”是以主观认知的形式表达的，实际上包含历史对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执政党必须以先进理论为指导，从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出发加强自身建设；党建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执政能力和保持先进性，要落实到执政宗旨——为人民服务上；完成党建的艰巨任务需要对自身建设不断改革创新，并严格要求党组织和党员。“六个坚持”着眼于在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党保持战斗力和创造活力。可以说，“六个坚持”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总体把握，把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第三，坚持具体分析，了解执政党建设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党建各个领域的特点，把对规律的认识具体化，科学地指导党的建设。
执政党建设规律贯穿于党执政后的全部历史过程中，但在党执政后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使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结合新阶段特点具体分析执政党建设规律。比如，从严治党的要求揭示了执政党始终面临权力的考验和腐朽思想的腐蚀，问题是这种腐蚀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新中国成立初期，腐蚀主要来自党外的不法资本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糖衣炮弹”的进攻比过去复杂和危险得多：既有社会不法分子向党的干部行贿，更有党内极少数人跑官买官，层层行贿，这种党内腐败分子的相互腐蚀、自我腐蚀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危险性。认识这个特点，才能更自觉地实行从严治党。又如，怎样落实从严治党？传统做法是把思想教育与严格执行纪律相结合，这在党内关系简单、党员思想单纯、党组织对党员控制力强的计划体制下确有成效。但在市场经济新环境中，利益关系渗透到党内，部分党员思想既活跃又混乱，党组织对党员的硬约束机制弱化，落实从严治党的难度更大，只有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抓住思想教育、健全制度和执行纪律三个环节，综合运用教育的启发导向作用、制度的约束、规范作用和纪律的惩戒警示作用，从严治党才能真正落实。三、以学科化为载体推动党建研究深入发展
任何一门比较成熟的科学都可以划分为若干学科，学科是一门科学的分支，是一门科学的延伸和继续发展的基础。“文革”前，党的建设没有细化为学科，只有一门课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党建仍只有一门课程，教材还是以党章为架构、以党史为素材、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理论指南编写的，在形式上则以若干专题出现。随着党建实践发展，这个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显得陈旧和落后了。实践的需要，加上党建研究生教育和学位点建设的推动，学科化建设不断取得进展。目前虽然一般统称为“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但各研究机构、高校、党校情况有很大不同，开设的课程有很大差异，可谓“精彩纷呈、各显神通”，每种设想都有一定的根据。笔者认为，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强求统一既不必要，也无可能，但必须体现党建理论和实践发展趋势，符合各学科之间的内在逻辑。在此试探提出学科建设和划分的几个原则：
第一，分解性与系统性相结合。学科设置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分解，只有将党建这个宏观问题分解细化为若干领域，研究和教学才会深入。同时要注意系统性：其一，各个领域必须属于党建专业，或与党建专业联系密切，是党建专业不可缺少的基础，不可过于泛化。第二，各领域之间具备有机联系，共同为党建中心内容服务，切忌杂乱无章，不能成为一些课程的“拼盘”，更不能因人设课、因专著设课。
第二，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党建研究既包括基础理论研究又包括应用研究，前者是后者的指导，后者既是前者的“落地”，又为前者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材料，二者相辅相成。目前，党校干部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差异也多少反映在党建的学科建设中，党校比较强调应用研究，高校则注重基础理论研究。一定的差异是允许的，但二者都应占到一定比重。党校与高校应各自发挥优势，在学科建设上加强交流，互相学习借鉴，这是推动研究、教学学科化的有效途径。
第三，稳定性和动态性统一。学科建设是以知识积累和教学实践特别是教材建设为基础的，只有当三者都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门学科才能设立。一旦设立，就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稳定也是相对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一些前沿问题需要攻关，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会充实到原有学科体系中，知识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变，分化出一门新学科。因此，既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始终固守原有的学科体系，也不可朝立夕废，随意增设。坚持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统一，有助于学科建设可持续发展。
考虑到上述原则，参照一些院校经验，笔者提出党建学科建设构想。大的方面有三个门类：政党基础理论，中国共产党建设，比较政党研究。在这三个门类中，中国共产党建设是中心；政党基础理论是党建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必备知识基础，是入门的“门槛”和深造的“台阶”；比较政党研究是开阔视野，研究政党政治中共性规律的学科。后二者都是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服务的。
在第一门类政党基础理论中应包括：西方政党理论评介，马克思主义政党观，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含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当代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党建思想史。
在第二门类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应包括：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执政党建设。考虑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党在执政前与执政后地位、环境、任务有很大不同，后者应是研究的重点，但历史不能隔断，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经验同样重要，这样划分是必要的。在执政党建设中又可以划分为三方面：1.党的领导学，主要研究执政党如何领导而不是代替政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党群关系建设和党的群众工作学，主要是研究执政党如何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基础。3.党的建设重大问题研究，主要研究现阶段党建“五位一体”的目标、任务，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党务管理。显然，执政党建设中的三个方面内容是与前面所述世界各国政党执政都面对的三个问题对应的，同时也是中国执政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第三门类比较政党研究中，主要是分别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四类政党即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和共产党，并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加以比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借鉴。本文来自《党建研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