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还要知彼。爸爸，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们采取行动。”――“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
“此次战争，开衅在彼，公论未泯，责有所归。学良去岁曾贡危言，同是国民，敢忘外患？顷将沪电面陈帅府意旨，释憾罢兵，一致救国。”五月十一日，张学良就奉军同蒋、冯、阎大战及息战罢兵之事，复电曹汝霖。
两天后，张学良就近日时局的演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对济南惨案有何感想？”
张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言之至为痛心。年来国内各方因政见不同，致生争执，兵乱连年，民生穷蹙，国际地位日益低落。余等虽属军人，参加战役，但阋墙之斗，实非本心，深需各方一致，早息内争，以互助之精神，谋全面之建设，以求真正之国利民福，国内日趋健全，外患无可入之机。此次若非我国发生内战，日军何由入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其理至明也。”
五月十六日，日本田中内阁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若是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前来，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若只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可不解除其武装。
同时，日驻北京使馆武官建川少将抵保定，面晤张学良及杨宇霆，声称若战争波及满洲，则日本为维护特权利益出发，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至此，奉张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
六月十八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当上了大总统，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但张作霖的心情并不愉快，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想控制他，先后多次派驻华大使对他软硬兼施，要求解决“满蒙悬案”。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五月，在他返奉前的一个月里，他的脾气更坏，心绪更糟。
原来，就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后的十天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日本首相田中在外相官邸召开了有政府代表、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首脑参加的所谓“东方会议”。会上，田中义一疯狂叫嚷“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为了贯彻“东方会议”的决议，日本侵略者于同年八月十五日又召开了由森洛、吉田茂、芳泽等人参加的“大连会议”。会议决定，旨在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后将在北京由芳泽负责同张作霖、杨宇霆进行谈判。
此时此刻，前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的几个集团军发起的凌厉攻势，后有日本人在东北乘机渔翁取利，内外夹攻，面对危难局势，张作霖如坐针毯，动辙暴跳如雷。
“大元帅，您还是放宽心为好，从远处打算，回东北也对。不过，要想独立，就得找后援。”杨宇霆说的后援，当然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
“找后援？他小日本儿尽找便宜，我就是不上他的当。我们张家父子下决心，绝不找日本人当靠山。”张作霖一听，火气就更大了，他吼道，“我他妈的要是急眼了，就豁出一头来。”
一想到日本人的傲慢无礼和狼子野心，张大帅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五月十七日晚，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前来拜会。张作霖料到一场正面冲突已难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
麻将刚过两圈，承启官赵锡福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
芳泽在客厅里等得很不耐烦。半晌，张作霖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不卑不亢地点点头说：“对不起。”接着，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针锋对麦芒。
“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芳泽首先发难道。
“贵国政府发表那些言论，也让人很不痛快。”张作霖白了他一眼说。
“帝国政府的警告是完全必要的。”芳泽盛气凌人地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芳泽摇着头把手一摊，沉着脸，向张作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他从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在桌上往大帅眼前一推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如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接着，芳泽又诱惑地补充道。
“不要急，先放在这里吧！”张作霖把密约拿在手中，眨着眼说。
“你这种态度不行！”芳泽见他又要推脱，顿时脸色发青，提高声调再次威胁说。“张宗昌的部队在济南杀死五十多名大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芳泽声嘶力竭地喊道。
明明是日军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杀人如麻，如今反倒咬一口。张作霖闻听此言，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往地上一摔，顿时磕为两半。
“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的负个屁责！”张作霖声色俱厉地指着芳泽的鼻子吼道。接着，他一抬身丢下芳泽，怒气冲冲地走出客厅。
“张君，你可不要后悔啊！”芳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道。
张作霖这么一顶，就把日本人彻底得罪了，早就对张作霖失去信心、早就想甩掉他的日本朝野，闻讯大惊。所以，对关东军准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张作霖一事，完全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张作霖事前不是没有想到。他名为大元帅，其实就是大总统，如今要让他拱手让出，确实很难。
但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比什么都重要，他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主张行动愈快愈好。
“对待日方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军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张学良和他的谋士们经反复会商，都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实难以继续支撑，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还是比较明智的。
当然，这纯粹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方面发表了《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在离京之前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方式和路线。
原来，张作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
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汽”字和“火”字，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讨个吉利！”
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拉得直打转转，然后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轻地把纸条往桌上一拍。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火车走！”这样，张作霖毫不犹豫地决定，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晨二时离京返奉。
毕竟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不想给人造成是被人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总要走得气派一些。所以，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
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意设置了压道车，以防有人在路轨上做手脚。另外，行期保密，车次变更，究竟什么时候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策划之中。本文来自《世纪》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