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简析
一、事件背景
任何危机在的爆发之前都有一定的潜伏期，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亦不例外，乌克兰的危机蛰伏已久。进来乌克兰又出现剧烈政变。乌克兰境内大规模的游行反政府示威活动、频发政局动荡表面看是由政府腐败和经济低迷、以及亚努科维奇政府去年11月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而引发大规模抗议而引起，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历史遗留问题、民族主义、乌克兰相对较弱的国家实力和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
2014年3月16日，乌克兰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就是否脱乌入俄进行全民公投，最终投票结果显示，高达96.6%的民众支持克里米亚重回俄罗斯。17日，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从乌克兰“独立”，正式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虽然美国和欧洲对此予以谴责，直指克里米亚公投“非法”不承认公投结果，并将对罪魁祸首俄罗斯实施制裁，但俄罗斯已经全面控制了克里米亚。
二、原因分析
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由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低迷的经济导致东西不同民族产生分裂主义，威胁政治稳定，加之俄罗斯、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克里米亚脱乌入俄。
对立问题从人口和地理因素分析，大约三分之一的乌克兰人口讲俄语，大多生活在靠近俄罗斯的东部地区，主张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大约三分之二人口讲乌克兰语，主要生活在中西部地区，倾向于更亲近欧盟，从历史方面分析，则要追溯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虽然乌克兰长久以来相对于距它不远的矛盾冲突激烈的中东地区较为平静，但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国内民族对立情绪始得不到缓解，从而成为酝酿更多危机的温床，出现诸如财政危机恶化、政府立场突变的事件后发酵成政治动荡，去年11月起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就是最好的佐证，乌克兰独特又重要的地理位置更是加剧了这种矛盾与冲突。
乌克兰东连俄罗斯、南接黑海，北与白俄罗斯毗邻、西与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诸国相连，是欧洲联盟与独联体，是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交叉点，一直作为美欧和俄罗斯的缓冲线，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于美欧、俄罗斯皆是不言而喻。
位于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更是战略要地，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由黑海进入地中海的战略踏板，黑海出海口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所在。失去在克里米亚的基地，就等于斩断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臂膀。即使公投结果不如所愿，俄罗斯方面也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放任克里米亚投入西方的怀抱，因为一旦乌克兰投向西方，不仅意味着莫斯科在西线丢失了战略要地克里米亚，也意味黑海舰队将被掣肘。俄罗斯将失去黑海的控制权，丧失黑海-地中海出海口，同时北约的部队一旦进驻克里米亚，会对北高加索地区的分裂势力极大鼓舞，该地区本就严峻的形势必将雪上加霜。更何况公投结果正中俄方下怀，96.6%的选民赞成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对于此次克里米亚公投，俄罗斯方面重申公投符合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西方国家则大多认为公投“非法”，美欧不承认克里米亚公投结果，并敦促俄方要克制，并称如果俄方不放弃，将会采取制衡措施。联合国大会也于3月27日上午举行全会，对于有关乌克兰问题决议进行公投，确认克里米亚公投无效。尽管联合国大会决议仅有政治影响力而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俄方仍对决议进行反对，并郑重发表声明，坚定克里米亚问题的立场。
三、我国态度
对于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我国态度较为鲜明。杨洁篪与赖斯通电话，杨洁篪表示处理乌克兰问题应充分照顾乌各民族合法权益。望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危机。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既坚持一贯的原则立场，也根据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来做出决策。
四、未来
俄方对于克里米亚势在必得，但美欧也不会轻易放弃克里米亚，克里米亚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波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从而引发全球性的危机。既然美方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采取军事手段，那么则会更多的从外交和经济等方面进行施压，联合国大会公投就是其外交施压的佐证；不过，若是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欧盟、俄罗斯若是打起“经济战”怕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都不能幸免于难的。依照目前形势看，克里米亚问题若想妥善解决，需要美欧、俄罗斯三方进行和谈，相互妥协达成共识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作者：杨嘉熹
第2篇：乌克兰问题是否柳暗花明？
2013年初，希拉里离开国务院后留下的俄罗斯备忘录，几乎主导了美国奥巴马政府2013～2015年初期的对俄政策——刻意的忽略、漠视、不理睬俄罗斯总统普京。
但由于乌克兰东部烽火连天——就连花费数百亿乌克兰币才刚建好不久的新机场，都在一夕之间成为废墟，跨大西洋联盟、特别是欧洲大陆开始松动，就连英国都有疑问：“乌克兰问题是否已走向不归路？”
“如果，未能把握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对所有世界领袖而言，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英国外交部的发言，一方面痛骂普京是暴君，更深层的意义也在质疑奥巴马对普京抱持不理睬的态度是否正确。
期间，默克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几度会商，认为乌克兰问题不可能光靠武力解决，或许美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反而可以增加欧盟和谈的筹码。但前提是，欧盟必须从面对乌克兰战火蔓延的恐惧当中，建立勇气，清楚释放出欧盟的态度，只有这样，才会自然而然地解除俄罗斯的恐惧。
基于这种认知，默克尔与奥朗德2月6日傍晚，亲自飞抵莫斯科，会晤普京——争取他支持新的和平方案，以中止这场持续延烧将近一年的紧张情势。
德、法、俄三国领袖，在克里姆林宫谈判将近五个小时，普京一直强调，虽然卢布已经重贬46%，但他相信俄罗斯撑得过来，俄罗斯人民不畏惧经济制裁，对他的支持率反而升至85%，不过，俄罗斯并不想要这场战争。
普京的意思是，这些都是你们逼我的。但默克尔则以一则意味深长的故事，与普京分享：
有一位印地安酋长说过，他的心里同时住着两条狗，一条是善良、爱好和平，另一条则是凶猛而暴躁，这两条狗时常打架……
“谁打赢了？”普京轻松地问道。
“酋长养的那只！”默克尔淡淡地回答。
默克尔的意思是，你养的是哪条狗，哪条就会赢——因为你是那样用力地喂它——用和平或战争。
从莫斯科回到柏林后，默克尔对局势的恶化有另种想法——这个杠杆，一端固然在普京手里，另一端可能是奥巴马的理解与支持。
2015年2月9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前往华府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密商。默克尔发现，奥巴马对普京不只有“看法”，而且有情绪。
不出所料，奥巴马提到希拉里对普京的评价：他总是在试探你，总是得寸进尺。所以，对他最好的策略就是根本不用睬他。
默克尔好整以暇，提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存在有其意义”；接着又引用中国哲学家老子所说过的一段话：领导人善于救人，就没有被他列入应该遗弃的人——那才是领导的心胸与智慧。（原文是：“是以圣人常善救人，固无弃人；常善救物，固无弃物，是谓袭明。”）
2015年2月11日，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乌克兰问题四方和谈正式启动。经过16小时的激烈谈判，一项新的停火协议及一项乌克兰停战的总体协定由俄罗斯、乌克兰、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共同宣布。
（苏盈贵）
第3篇：乌克兰危机中的犹太问题
“那么从犹太人的角度看呢？”我问约瑟夫·吉赛尔斯。这位乌克兰老牌持异见者、犹太活动家、乌克兰“卖当”运动的强烈支持者，刚刚向华沙群众传递了运动大获全胜、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推翻的消息。“没有犹太人的角度，”他回答说，“分裂两边都有犹太人。”
他说得太对了。比如，乌克兰犹太人基金会主席亚历山大·费尔德曼就是著名的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的国会议员—尽管他在亚努科维奇被推翻后也开始谴责他。另有一些犹太寡头政治家在亚努科维奇倒台前一直和他走得很近。
但犹太人对反对亚努科维奇的“卖当”运动，其支持更加突出。基辅独立广场上被杀的82名反对者中有4人是犹太人，另有一个犹太“索特尼亚”组织在广场上抵抗亚努科维奇爪牙的进攻。
但是，在“卖当”运动中与犹太人并肩作战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着长期的反犹历史。这段历史很重要，不仅因为这是犹太人带着狐疑眼光对待他们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这支持了普京一再重复的对所谓“新纳粹、仇俄分子和反犹主义者”的指责。他指责这些“新纳粹、仇俄分子和反犹主义者”嚣张地在基辅街头肆虐，迫使本来不甚情愿的俄罗斯站出来保护犹太人、俄罗斯人和留在当地的不仇俄也不反犹的乌克兰人。
我们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近几周来，以犹太人为目标的暴力事件确实发生了，比如一位基辅拉比被刺身亡，扎波罗杰的一间犹太教堂也遭到了燃烧弹的袭击，但行凶者已无法查明。而“卖当”民主主义者斯沃博达党（该党有5人进入了新政府，并以战时领袖班代拉为偶像）甚至更极端的组织“右派地带”，都大力强调反犹主义不是他们现今的打算。
这些否认针对犹太人的行为不能只视为摆姿态。毕竟，摆姿态也要摆出你认为别人想看的姿态。而这个“别人”是“卖当”运动者，而不是《纽约时报》。如果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不会用激怒犹太人来讨好乌克兰人，那么这是值得欢迎的趋势。
普京认为反犹主义盛行。尽管乌克兰大拉比和犹太领袖强烈反对他的观点，但在乌克兰现代史上的确充满了令人担忧的憎恨和流血。反犹主义是欧洲20世纪民族主义的一部分，班代拉带领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也不例外。OUN在战前的波兰就组织过恐怖袭击，1941年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OUN与纳粹勾结，以“净化”乌克兰为名屠杀了数千波兰人和犹太人。
但班代拉的人是没有盟友的民族主义者。OUN在纳粹拒绝乌克兰独立后便与之决裂，且与波兰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地下运动武装都发生过斗争。在西乌克兰，他们仍是英雄史诗的化身。在俄罗斯族人口甚众的东乌克兰，他们大多被视为苏联祖国的叛徒。
因此，普京试图将“卖当”运动扩大化，强调OUN与纳粹的（血腥）结盟史并不令人奇怪。但他所鼓吹用于动员群众支持其乌克兰政策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也并不更加诱人。
70年前，俄罗斯民族主义曾服务于斯大林的统治，它存在一个正义的目标也就是抵抗希特勒的极权主义。今天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一样，并无反犹主义的公然表现，这也是事实，因为普京对虐待犹太人十分反感，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普京的隐含意思—他正在乌克兰重打二战，俄罗斯将再次拯救犹太人和世界于民族主义迫害者及其欧洲（或德国/纳粹）赞助人之手—我是不相信的。
因此，观察者应该不拘泥于过去、不忽略现在。狭隘民族主义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推动力之一，因为这场运动有人所共有、亦不难理解的反俄诉求。此外，尽管这种民族主义有可能如过去一样，被引导为反对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波兰人和犹太人，但“卖当”运动的其余参与者将能抵制这一转变（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目前为什么没有变成这样）。
俄罗斯确实拥有来自各民族的说俄语的乌克兰人的支持，包括一些犹太人。但犹太活动家吉赛尔斯是对的：这场危机和他们无关，这场危机和乌克兰这个刚刚起步的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有关。
作者：康斯坦迪
第4篇：乌克兰国家的民族构建问题：根源\成就与挑战
20世纪90年代乌克兰国家诞生后即面临着严峻的民族构建任务。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是指民族作为文化一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该过程涉及三组主要关系：社会个体一国家、族群一民族、族群一族群。然而，对于历史上从未作为真正的主权国家存在过的乌克兰来讲，也同时肩负着国家构建的使命。所谓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从抽象层面上讲，指政治权力的产生、存在、使用和更替的合理化过程；从具体层面讲，指的是国家获得诸如中央集权、合法性、科层制等诸特征的过程。独立之初的乌克兰国家显然缺乏民族国家所具备的领土完整、中央集权、主权人民化、国民文化同质性、统一的民族市场等特征，同时面临着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的双重任务，即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building)。事实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往往并驾齐驱，尽管并不绝对同步。因此，本文分析虽主要着眼于民族构建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及国家构建问题。
一、民族构建问题的根源
当下的乌克兰社会是西方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乌克兰本土文化长期碰撞和交融的产物。长达数世纪的异族统治和民族压迫政策产生了诸多不利后果，即乌克兰人缺乏政治意识和国家观念，乌克兰由不同的地区组成，每个地区都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发展状况，从而造就了今日乌克兰色彩斑斓的政治地图。然而在这些表述的背后却也隐含着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交流产生了如今理不清的混合和杂糅。加之，独立革命的极不彻底性，因而使分裂和混杂更加成为独立后乌克兰社会的真实写照，严重阻碍了乌克兰国家的民族构建。
历史上，乌克兰不断遭到周边国家的瓜分或兼并。大体上讲，乌克兰西部地区主要处于波兰、原奥匈帝国等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系统国家统治下，而东部乌克兰地区主要受到沙皇俄国、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等属于东正教文化系统国家的影响。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均在这里施加影响，不仅导致乌克兰东西两部分长期处于分割状态，而且还造成乌克兰的地域文化差异。经济上，西部地区农业比较发达，东部地区是重要工业区；宗教上，信奉天主教的多在西部，信奉东正教的主要在东部；民族构成上，西部地区乌克兰族人占多数，东部地区则俄罗斯人相对集中；政治倾向上，东部亲近俄罗斯，西部亲近西方。
东西地区之间更重要的、对国家整合具有更大影响的差异则表现在民族发展进程方面。在18—20世纪期间，西乌克兰人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以及苏联的武装冲突尤其有助于该地区民族认同的形成，因而到20世纪初，西乌克兰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从种族到民族的民族建构进程。与此同时，沙俄统治下的东乌克兰地区却因这种军事冲突的缺乏而阻止了这一进程。俄乌间种族冲突的缺乏使东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分界线甚为模糊。加之，苏联当局自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实行一种旨在把乌克兰文化变成落后的乡村文化、保持东乌克兰人前现代性的“小俄罗斯化”政策，从而阻止了东乌克兰人由种族向民族的转变，致使其到乌克兰独立时仍保留着前现代民族认同(处于过渡中的、多元的认同，如东斯拉夫、苏联认同)。因此，可以说，独立的乌克兰是一个由现代民族(西乌克兰地区)和种族(东乌克兰地区)组成的国家。
独立后的乌克兰国家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克里奥尔式国家，即居民大多属于俄罗斯移民后裔，土著人也已被处于优势地位的俄罗斯文化所同化的国家。这主要归因于苏联时期推行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政策。苏联当局曾强制乌克兰共和国学习俄语，规定民族学校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用俄语教学，而且还对乌克兰文的基里尔字母进行强制改革。结果，俄语成为官方语言和交际用语，乌克兰语则降为二流语言。为达到民族融合和同化的目的，苏联当局还积极实行移民政策。从1959—1970年，俄罗斯人在西乌克兰增加了10.7％，这一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数。目前，在全乌克兰人口中，乌克兰族占73％，俄罗斯族占22％。⑤苏联时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使乌克兰人产生一种否定自我文化的意识，从而抑制了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造成乌克兰人普遍认同俄罗斯的怪象。
根据民族主义理论，地域文化差异往往是国家内部冲突和异化的根源，因此阻碍国家构建。⑥除了差异外，混合和杂糅，即认同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也是独立后的乌克兰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历史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普遍混居是造成乌克兰人认同的多元性与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从而增加了独立后乌克兰民族认同意识的塑造难度。当然，乌克兰国家与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传统克里奥尔国家不同，即移民者(俄罗斯)的语言文化与本土语言文化异乎寻常地相似。然而，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必然将增加人们在认同上的不确定性。另外，各民族尤其是俄乌两族互相通婚、组成不同民族的混合家庭现象也极为普遍。在20世纪70—80年代，乌克兰这种新组建的混合家庭，约占当时全国新婚家庭总数的30％。俄乌两族间的普遍通婚现象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认同的模糊性。苏联时期实行的民族政策和苏乌两族的普遍通婚现象，大大增强了乌克兰社会的混合和杂糅，而混合和杂糅常常成为民族国家整合的重大羁绊。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时期，出于贬低以至消除乌克兰的民族和历史独立性，而实行的特殊民族政策和种种思想灌输，也造成了乌克兰人民族国家意识的淡化。另外，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中央集权制导致的国家吸纳社会(社会组织功能)的现象也销蚀了乌克兰人的政治意识，使很多乌克兰人成为政治虚无主义者。民族和国家观念以及政治意识的淡漠尤其不利于国家民族主义的构建。
乌克兰一位激进主义分子曾这样评价乌克兰的独立：“除了措词外，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国家政权和权力仍保留原样。乌克兰语言和文化对那些仍统治国家的旧势力来说，依旧是陌生的。统治阶层中民族意识的缺乏使那些操乌克兰语的人也仍保留着褊狭的旧传统观念”。法国著名社会科学家和革命理论家弗朗兹·法农(FrantzFannon)认为，“非殖民化意味着社会秩序的改变，是一种暴力现象、一种完全的替换”。按照这一界定，非殖民化显然没有在乌克兰发生。乌克兰的独立是一次极不彻底的革命，是国内秉承于东西方的两种异质文化的相互妥协，是居统治地位的亲莫斯科的共产党与反莫斯科的民族民主党间的一种政治妥协。共产党答应不再承认莫斯科的领导权，民主党则同意保留旧政权力量。在独立后的乌克兰社会中，统治精英的大多数来自前当权人物或显贵。在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新精英阶层中不可避免地包含旧政权(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和政治反对派，只不过这些旧势力自身通常已发生了变节，甚至赞成变革。应该说，这种政治妥协对于实现和保持缺少民众基础的乌克兰的独立是必要的。不仅有利于维持政治力量间的平衡，避免种族冲突，保持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而且以如此形态出现的乌克兰，更容易得到俄罗斯的认可，从而有助于避免与俄罗斯间的冲突乃至战争。然而，这种妥协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新政权中旧势力的广泛存在事实上使乌克兰成为一个功能紊乱的国家，任何改革都很难采取激进的措施，而只能选择折衷主义。政治机构建设也将只能在脱胎于前苏联的体制框架内进行，这种遗留影响将与旧政权力量的存在相始终。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新旧势力间的分歧必然将逐渐加大，影响政权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妥协在换得社会稳定的同时，却也导致社会的停滞。统治集团内部的不统一注定要削弱国家权力，从而影响政令的有效实施，妨碍经济的发展甚至引发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必然制约新精英阶层的形成。
总之，乌克兰社会的种种裂痕和混杂并没有随着国家的独立而消失，相反，乌克兰特殊的地域性政治地图在局势紧张的今天变得更为鲜明，从而成为民族构建的巨大障碍。
二、民族构建的发展
尽管存在许多不利因素，但乌克兰民族构建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领土完整的基本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尽管现代民族可视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并非凭空想象，正是政治地域为想象提供了具体的空间。根据吉尔·德拉诺瓦(GilDelannoi)对民族一国家起源的阶段与顺序的划分，一个民族一国家为强化自身需要连续经历四个阶段。其中，“确定边界，并在此边界内控制居民的活动及内部与外部的交易”是第一阶段，若一个民族一国家不能控制领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注定是短寿的。确定边界对于乌克兰民族国家构建来讲，有着两层重要含义：第一，众所周知，乌克兰几乎与所有周边国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边界问题，尤其是境内的克里米亚和顿涅茨克(乌克兰东部的一个州)等地区历史上都曾是俄罗斯的领土，其居民多数是俄罗斯族人，回归俄罗斯的情绪强烈。因此，领土问题与国家安全休戚相关，一旦国家边界稍有变动，很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国家就有可能被肢解得四分五裂。第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在历史、文化、宗教、地理、民族等方面的密切关系，使得乌白、乌俄边界地区居民的认同具有多元性和含糊性特点。他们既可能是乌克兰人，也可以是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还可能是东斯拉夫人。因此，族群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越小，国家确定边界的需要就越大。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erickBarth)所言：“相似性将通过对差异的强调而被抵消，族群只有在保持文化差异时才能够存在。”
鉴于边界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这种战略作用，乌克兰领导人自独立伊始便把明确国界、维护领土完整作为民族国家构建工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乌克兰的积极努力和灵活应对下，到1997年，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周边国家纷纷承认乌克兰边界的合法性，但乌克兰却因此几乎放弃了1／3的领土，且俄乌两国尤其是边界地区居民认同感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使乌俄间的边界问题仍存有变数。然而，国家领土界线的确定，不仅实现了乌克兰领土完整和边界的进一步清晰化，而且大大有利于国民认同意识的塑造和国内统一市场以及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乌克兰的民族构建进程。
主体民族主义的初步构建。主体民族主义是指多民族国家内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乌克兰是一个以乌克兰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国家第二大民族的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在语言、文化、宗教、种族、历史等方面的同源性或相似性导致相当多居民持有双重或多重认同。因此，主体民族主义的构建直接关系到乌克兰国家的民族属性和持续存在。有鉴于此，乌克兰总统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确立乌克兰族的主体地位，使国家“主体民族化”。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宪法形式确立乌克兰族的主体民族地位。1996年6月通过的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乌克兰族是国家的核心民族，俄罗斯族为少数民族。
其次，极力推广乌克兰语。早在1989年通过的乌克兰语言法中，便确立了乌克兰语的国语地位，并规定，自该法生效之日(1990年1月1日)起的三到五年内，所有政府人员都要达到熟练掌握乌克兰语的程度。长期以来，乌克兰当局通过立法、行政、财政政策不断加强国家对普及和推广乌克兰语的支持力度，尤其注重加强乌克兰语在新闻媒体、出版物、教科书等方面的推广。因此，教育、媒体和其他舆论宣传工具成为推广乌克兰语、弘扬乌克兰主体民族主义精神的重要阵地。如1993年11月，教育部决定将在大、中、小学中推行旨在促进乌克兰语言和文化的新民族教育体制。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乌克兰语首先在国家政府机关和教育领域得到了很快推广，但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以及社会领域的推广速度相对要慢得多。
最后，大力挖掘和调动文化资源。历史上，乌克兰从未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而存在。加之，苏联时期对乌克兰文化和历史的贬低和歪曲，导致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产生了一种文化依赖症，进而造成对自己文化的蔑视，从而使得乌克兰人尤其是乌克兰族人长期处于一种精神真空状态。因此，挖掘和调动民族历史、传统、象征、神话等一切文化资源塑造和加强民族意识成为乌克兰国家面临的一项迫切的任务。历史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历史记忆和神话是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Smith)曾指出：“说一个族裔缺乏一种真正的文化和族裔历史，也就是否定了人们希望承认这一民族的要求。”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国家对建构本族历史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如1996年，乌克兰中央电视台先后创办了144个节目，用以唤起人们对乌克兰民族历史的自豪感。进行新的历史编撰是增加国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历史不再被置于俄罗斯历史的阴影下进行编撰，而有意突出两国历史的殊相，着重强调19、20世纪的乌克兰民族解放运动，并发明种种有利于本民族历史的神话与传说。这种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的重拾，不仅有利于振奋本国主体民族(乌克兰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其凝聚力，而且有助于勾起乌境内俄罗斯族人的“原罪”意识，从而有利于压抑他们过多的要求和各种政治诉求，进而缩小以至消除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分离的张力。与此同时，国家也十分重视民族象征等其他文化资源的调动。所有这些都是乌克兰民族复兴本土文化、强化民族意识的重要表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受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乌克兰主体民族主义的构建任务尚未完成。
三、民族构建的挑战
乌克兰民族构建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国家民族主义的缺失和国家政权的弱小。
国家民族主义是本国公民超越自身狭小的民族、部族、种族、宗教的局限而对所在国产生的一种效忠和认同的情感，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对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忠诚和热爱，是民族国家在保障民族成员的身份后，公民对国家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国家民族主义发挥着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要整合和构建作用。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工具，是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与二战后的许多发达国家中民族认同感较之政治权力结构的明朗化获得优先发展的情况不同，在现时大多数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中，其权力和主权的思想比自觉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因此，大多数发达国家中已经形成了在认同上与国家相一致的具有凝聚力的民族，而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形十分罕见。作为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乌克兰，便具有类似情形，其国家民族主义仍处于构建中。就民族与国家的产生次序和构建方式而言，乌克兰与19世纪欧洲的多数国家不同，其国家先于民族产生并构建民族。加之，乌克兰社会严重缺乏整合性要素。因此，乌克兰国家的民族主义首先在社会上层中产生并自上向下灌输，属于精英型民族主义。所以，乌克兰国家的民族主义与那种全社会性的共同利益感显然不是一回事。而且，即便在精英层面，也并非铁板一块。在乌克兰，国家认同或国家民族主义仍未被全体公民所接受。因此，尽管1996年的国家宪法中明确规定，乌克兰民族由全体乌克兰人民组成，不分种族，同时赋予少数民族保留本族文化传统等广泛的权利。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领导人也一直致力于构建一个以乌克兰族人为核心的国家民族。然而，正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前苏联问题专家塔拉斯-库奇欧(TarasKuzio)所指出的：“来自乌克兰境内俄罗斯族人的真正危险，恰恰在于他们始终徘徊于乌克兰民族认同之外。”
乌克兰国家民族主义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种族文化认同的多元。认同本质上是多维的，影响乌克兰人认同的因素有语言、宗教、种族等多种。不过，就其较突出的种族文化因素来讲，乌克兰人主要持有五种认同，即苏联、俄罗斯、小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前现代民族认同。独立后的乌克兰社会是一个混杂的社会，除近2／3的居民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乌克兰为自己的祖国外，约1／3的人以前苏联或俄罗斯为认同对象，或者以所在地区为认同对象，仍保持前现代认同。总体上，乌克兰的民族认同处于过渡时期，尤其是近1／3的人没有视乌克兰为自己的首要忠诚对象，这些人的认同存有很大变数。大多数乌克兰人都出生在前苏联，因此有些人仍以苏联为认同对象。这些人倾向于是那些儿时便认同苏联的老年人和复兴苏联的支持者以及渴望返回社会主义社会的激进分子，而且常常来自那些前苏联时期工业化、城市化、苏维埃化和俄罗斯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如顿巴斯。由于苏联时期的民族政策和历史编纂有意强调泛斯拉夫主义和俄罗斯因素，因此，持有苏联认同的人往往又具有泛斯拉夫和俄罗斯情结。在顿涅茨克，65.7％认同苏联的人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联盟。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持有明确的俄罗斯认同，即便是俄罗斯化程度较高的东乌克兰地区，其俄罗斯族人认同乌克兰的程度大于居住在边界地区的俄罗斯族人。不过，在克里米亚，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俄罗斯族人相对持有较强烈的俄罗斯认同。前现代认同主要存在于乌克兰的东、西、南边境地区和东乌克兰地区。特点是认同的多元性与模糊性，地区意识强烈。如前所述，这主要归因于异国的民族政策尤其是沙俄和苏联的民族政策以及历史编纂。作为这些政策的结果，阻断了这些地区的居民由前现代民族向现代民族转变的进程，使他们仍保留着具有混合忠诚的前现代地区认同，仅具有原始的“排他性”特征，而没有明确的认同对象。小俄罗斯主义是17、18世纪时期盛行的一种意识形态，只存在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其中心信条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是同一古罗斯部族的三个分支。换句话说，小俄罗斯人已经接受和内化了下述观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不是能依据不同于俄罗斯的历史建立独立国家的不同的族群。因此，尽管小俄罗斯主义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已明显式微，但鉴于这种影响的根深蒂固，其完全从人们的观念中消除绝非朝夕之功，仍将对当今乌克兰民族认同的构建发生着某种微妙的隐性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杂糅和相互混合有助于建构和社会稳定，但乌克兰人在认同上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无疑是制约民族构建的一大障碍。这种多元认同或忠诚，通常被界定为“情境种族认同”。伴随社会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多重忠诚最终将被鼓励逐渐演变成具有高度排他性的忠诚。
其次，多种非国家意识形态的存在。在独立后的乌克兰社会，除中央集权主义这一国家意识形态，还存在着联邦主义和分离主义等非国家意识形态。联邦主义一般指一个民族国家中权力由中央和组成联邦的成员单位分享的思想和制度安排，这里主要指地方力图与中央分享权力的一种观念形态。根据民意测验显示，约有9％的乌克兰人支持联邦主义。跨区域集团改革党领袖弗拉基米尔·霍布林(Vo.10dyrnyrHryn’iov)是联邦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不过，在库奇马当选总统后，弗拉基米尔在政界的影响开始下降。在他看来，“否定联邦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搞集权，集权国家的‘侵略性’势必将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紧张”。他进而指出，“在承认中央法高于地方法的前提下实行联邦主义，赋予地方更大的经济和文化自主权，可以减少中央与地方在文化和语言政策上的冲突，防止乌克兰化”。在1994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期间，地方民意测验显示，顿巴斯的两个州表现出了很高的联邦主义呼声。一些联邦主义者还积极主张将“实行两院制议会”的条款写进宪法草案，这被反联邦主义者视为变相的联邦主义，因而该主张遭到反对，并随着1996年宪法的通过而破产。
分离主义通常是指主张非主体民族脱离多民族国家单独建立本民族独立国家，或与跨居多国的同一民族联合建立主权国家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这里主要关涉的是后一种含义。在乌克兰，尽管分离主义不像地方主义那样相对普遍，地方主义也并不等同于“沉睡中的分离主义”。但是，在顿巴斯和克里米亚等俄罗斯族人相对集中、俄罗斯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分离主义倾向还是较为明显的。这也许部分在于移民不仅是造就族性认同最便捷的一种社会力量，而且移民们倾向于将来源地、种族、语言等族性因素作为凝聚群体、感受亲情的最常用手段。顿巴斯传统上一直是乌克兰境内左翼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乌克兰独立后，该地区被称为共产主义的“摇篮”和“主要堡垒之一”。在根据1996年宪法规定进行的议会代表就职前需向乌克兰国家进行忠诚宣誓中，拒绝忠诚宣誓的代表多数来自顿巴斯，占整个拒绝人数的44％。来自克里米亚的代表中也有35％拒绝进行宣誓。俄罗斯族人在克里米亚具有明显优势，约占总人口的70％。乌克兰独立以后，克里米亚的俄族人回归俄罗斯或者独立的势头有增无减。先是克里米亚议会通过独立法令，继而克里米亚俄族人提出脱离乌克兰问题。到1994年1月，亲俄派代表尤里·梅什科夫(IuriyMeshkov)当选克里米亚首任总统，并公然与乌克兰中央抗衡，从而将分离主义推向高潮。受克里米亚的影响，其他俄族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如顿巴斯地区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卅以及乌克兰最西部的外喀尔巴阡州也纷纷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分离倾向。然而，在乌克兰当局采取强硬措施后，这种分离势头很快减弱。到1995年，伴随梅什科夫总统职务的解除和克里米亚1992年宪法的废除，克里米亚的分离活动基本宣告失败。但是，上述地区的分离隐患依然存在，其最终消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乌克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俄罗斯的态度。
通常来讲，民族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文化民族主义到政治民族主义进而到经济民族主义三个阶段。共同文化既有利于促进强大民族的形成，也是界定一个民族的先决条件。乌克兰国内并存着多元异质文化，缺乏统一的文化认同。在这种文化认同的真空里，民族主义完全是一种无根状态。对乌克兰这一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度而言，建设民族国家，必须在文化上对这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有起码的共识，应寻求一种既包含动态多元又支持国家统一的乌克兰文化认同。如果没有文化认同，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巨大而空洞的道德符号。毋庸置疑，国家政权与民族国家的构建休戚相关。强大的国家政权不仅有利于民族构建，而且有助于抵御外来干涉。独立后，乌克兰政权内部缺乏统一，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从而大大削弱了国家政权的力量。采用新宪法被视为所有新独立国家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然而，乌克兰总统和议会间经常存在超乎寻常规模的矛盾和斗争致使双方都无法正常履行应有职能，导致宪法迟迟不能颁布。直到1996年，在总统的努力拼争下，新宪法才得以最终颁布。在1991—1996年制宪危机期间，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总统与议会间的权力之争导致乌克兰政府涣散无力，仅1992至1997年5年中，政府便发生7次更迭。宪法颁布后，政权内部的争夺并没有消失。尤其是2004年的乌克兰总统大选危机导致国家政治力量被划分为亲西方和亲俄两大阵营，从而将政权内部的分歧推向极致。
国家政权的弱小对乌克兰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主要有：第一，政令难施、改革受阻。建构行政能力是政府最为关注的事项之一，然而，政权的弱小导致行政能力异常虚弱，许多政令无法按时实施，经济改革不断受阻。1996年，国家颁布的105条指令，只有63条获得执行。由于府、院不和，乌克兰一直没能通过“大私有化法”。改革的缓慢导致经济持续下滑，直到2000年，经济才止跌回升。因而，乌克兰被转轨经济学家视为“渐进性失败”的典型。尽管近些年来乌克兰经济形势大有改观，但政权的虚弱仍是制约国家发展的一大因素。
第二，招致外来干预。一个国家的政权越弱小，越容易招致外来势力的干涉。冷战后，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美苏两国都极力拉拢乌克兰。乌克兰国内政权的不稳和分裂为美苏插手其内政提供了契机。为了使乌克兰出现有利于自己的政权，美苏分别支持乌境内的亲己势力，从而导致乌国内的政治斗争与国际上的大国争斗发生混杂。2004年的乌克兰大选危机就是这种混杂产生的一个恶果。2004年10月31日乌克兰举行了独立以来的第四次总统选举，结果，得到俄罗斯支持的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以微弱优势胜出。而自始至终获得美国与欧盟支持的反对派“我们的乌克兰”领导人尤先科(Yushchenko)和他的支持者指称大选舞弊，随即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成功实现选举结果翻盘，是为“橙色革命”。由于外部势力的介入和广大民众的卷入，这次大选最终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对抗和东西部地区的对立。
第三，东西部矛盾的白热化。乌克兰独立后，伴随政权内部的分裂、亲西方和亲俄两大政治阵营的日渐形成，东、西部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差异逐渐以政治斗争的形式显现出来。早在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乌克兰选民投票倾向的东、西地理分布特征便已初露端倪。当时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克拉夫丘克(Kravchuk)获得了西部13个省的多数选票，而他的对手库奇马获得了东部各州的支持。2004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再次显示了这种投票倾向，乌克兰28个一级行政区中，亚努科维奇在10个东南部地区占绝对优势，而尤先科在另外18个中西部地区完全处于上风。西部选民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抗议阵容，声援尤先科。东部选民也不甘示弱，积极支持亚努科维奇，部分支持者甚至以分离和自治相威胁。这种政治分裂界线与地区分裂界线的重合，导致东西方裂痕进一步加大。
第四，助长非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弱小不仅易于招致外来干涉，而且直接妨碍经济发展。外国势力的干涉，将加剧国内各种政治势力间的争斗，从根本上助长非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如果得到外来势力的支持，分离主义等非国家意识形态将会转变为一种十分有害的破坏力量，进而成为国家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分离主义或地方主义在有的国家导致了分离，使有的国家陷入内乱，但在那些拒绝外国势力干涉的国家，分离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因素则往往为国家民族一体化的过程逐渐消化。乌克兰独立后经济的持续低迷与国家政权弱小导致改革进程缓慢有密切关系，而经济因素是克里米亚等地区产生分离倾向的重要因素。国家政权的强大可以削弱乃至整合分离主义等非国家意识形态，而一个较少甚至不能为公民提供正常生存条件的国家政权却为非国家意识形态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环境。因此，国家政权的弱小与非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化往往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鉴于乌克兰社会严重缺乏“既有的”整合性要素，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等，因而乌克兰民族构建尤其是国家民族主义的创建要特别依赖操纵型的要素，如学校、生产规划、邮政系统等。重新想象过去无疑为乌克兰人恢复历史记忆提供了一个绝佳途径，然而，重新想象过去不足以消除长期异族统治和民族压迫造成的乌克兰社会纷呈杂陈的复杂性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实现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政治整合，需要建立起多民族国家下的合乎理性的族际政治准则。国家应继续遵循介于公民民族与种族民族二者间的民族构建模式，即构建一个以乌克兰族为核心民族的公民国家模式，努力确保乌克兰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平等合作，坚决杜绝“仅有乌克兰族人的乌克兰”和“没有乌克兰族人的乌克兰”两种极端现象的出现，有效保持主体民族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二者的均衡和合理的张力。另外，国际环境是影响民族构建的外部因素。乌克兰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应力图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左右逢源”，避免变成西方和俄罗斯角逐的场所和对弈的棋子。总之，乌克兰民族构建之路依然漫长而崎岖。
作者：谢立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