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事件是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调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调和。因此，学术和政治这两个要素在具体应用层面被要求体现出调和的趋势。而且，在课程改革进程中，社会人终究会借助一种手段实现学术与政治两者的调和。
一、课程改革需要学术与政治的双向支持
所谓学术，是指系统专门的学问，是对存在物及其规律的学科化论证[1]。为此，学术倾向于以学科和领域来划分。而伴随着学科内容知识的不断扩展、充盈，领域的界定由模糊到清晰，范围由大到小的细致化或由小到大的研究拓深，都表现了关于学术研究的细化。众多学者在作学术的进展过程中秉持着自己学科内容的精致化、纯粹化的追求，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而政治作为各种团体或个人为了各自利益而达成的肯定关系抑或结果，势必要通过各种途径、方式、手段向社会成员宣传、灌输、渗透其所主导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准则等，使社会成员认可，并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进行生产与生活[2]。从动、静的层面关系而言，政治各种团体之间的关系呈现于一种不确定性、流动性，这种关系要素是由一定范围内确定性的物质、人员等构成，较少更深层的拓展，而只呈现平面化的利益趋配，而政治也更多地呈现一种现实主义。
而在课程改革进程中，这个教育领域极为重要的事件势必要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调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调和。从这一层面上而言，学术、政治这两个要素在具体应用的层面，被要求体现出调和的趋势。
世间万物，都并非对立存在，但凡借助于一种手段，便可将之调和到为己所用。作为学术存在的理想化追求，作为政治存在的现实性利益分配，都通过人这一活动媒介调和而产生更有益于个体活动的具体实践或理论指导。这是从广义的学术与政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如果将研究视野聚焦到某一特殊的领域，如课程改革这一研究范围中，表面上来说，政治似乎要极力把控住学术，为“己”所用，为本集团的长远发展谋取人才暴利，但如果从深层的长远的角度而言，被“束缚”在这一宏大思想下的学术似乎更易看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以一种猛烈或柔和持续的方式，实现学术的“自由发展”，并反作用于政治的发展或变化的进程。
二、学术与政治走向调和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想
以课程改革为例，我国的课程改革是以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重心的，因为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环节[3]，是整个国民素质得以提高、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课改进程中，以社会、知识、儿童为三大重心要素，倡导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努力重新构建新的课程结构，使其体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倡导建构的学习，形成正确的评价观念，促进课程的民主化与适应性。单从课程改革的理念而言，全面、和谐、现代化、观念、民主化等字眼均体现出了一种政治倾向，但并非说课程改革完全是由政治的现实性所“领导”下的一种变革抑或是对面向政治既得者的倒戈。从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建构的学习、课程的适应性这些字眼出发，课程改革也极具有教育学者的教育理想。为此，从其理念而言，是可以实现学术与政治的调和的，但这种调和却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统一。
(二)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两者的辩证关系辩证
从布鲁纳的课程改革运动来说，这就是让学术与政治实现调和的最为鲜明的案例之一。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为之震惊，也就是在此时，一切关于教育的大讨论随之拉开，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因为并没有为这次事件做出“合理解释”而受到美国全社会的质疑。为此，在1959年的伍兹霍尔聚集了美国各方面的专家，其中以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为首，开展了关于重新认识教育现状、实现教育改革的讨论。作为此次课程改革运动的理论指导，布鲁纳的《教育过程》成为新教学论研究的代表。布鲁纳率领的这次课程改革，立足于结构主义理论的教育思想，认为知识是独立存在的，可以被构建成一个个连贯的模式，形成不同的学科结构或学科体系。由上可知，此次课改的背景是由于政治原因——苏联的卫星上天，而美国在此方面的研究逊于苏联，而先前的实用主义思想为此受到质疑。此外，在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即布鲁纳所率领的课程改革运动中，又以布鲁纳的教育思想为指导理论，而并非单纯受制于政治理论指导来进行。在这一层面上而言，政治理论是并不能单独存在的，它需以学术相关理论为自己的切入点，在两者的协调合作之中，实现具体实践的新发展。
为此，从整体的关系层面而言，学术与政治两者不一而足，是协调、合作的关系，而这种协调、合作并不意味着两者的统一。学术与政治作为人的工具而言，并非对立、亦非统一，而是呈现一种调和的关系，并以一种动态“利益制衡”的方式为人所用、为实践所用。
那么，两者又是如何实现调和的呢?下面，以课程改革中的三大要素来进行说明。
三、学术与政治调和的路径分析
社会、知识、儿童是课程改革的基本指向“单位”，是课改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改革的具体过程之中，必将要实现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一)社会的功用价值体现
从学术与政治的调和关系而言，需以社会这一基本要素作为自己开展运动的发展背景，即整体的国内、国际对于教育领域的具体要求。单从这一点上来说，社会这一基本要素更倾向于是政治利益既得者的巩固手段，为了实现民族、国家、党内、党外的长远协调发展，便必须在其教育根源上实现其保证其可持续的发展。
(二)知识的内容价值体现
在对于知识这一具体要求上来说，在选择课程内容、编制教科书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特征、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倾向、政治既得者的巩固倾向等。但追其本源，都是在以科学的发展的基础上，保证儿童的自然发展，确保不压制人性的自然阶段。这作为具体的学科研究领域，是起着理论的指导性的。从这一方面而言，以儿童的相关研究作为基本立足点，综合考量政治方面关于其利益的保障，来选取相关课程内容。
(三)三者的功能协调
所以，在这一方面来看，学术与政治在关于课程改革运动中的调和是在社会、知识、儿童这三者的关系之中，平衡其两者的发展。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并非对立，亦非统一，而是呈现一种调和的动态发展。在以为人所用、所思的进程中，人为地将两者的平衡制约的路径做出条分缕析，在这种平面化的关系分析之中，实现既得利益者(包含政治领域，也包含学术领域)的利益最大化，继而实现平衡、可持续化的发展，即维稳性的发展。即便学术领域、政治领域如何变化，而社会人终究会借助于一种手段，实现其维稳性、平衡化。
作者：赵燕 来源：学周刊·上旬刊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