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系统阐述了其政治秩序论。他出于对政治稳定的关注，针对二十世纪中期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衰朽现象，为这些缺乏政治稳定的国家指明了建立政治秩序的原则：平衡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同时，具体分析了这些国家建立政治秩序的途径。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极富现实意义，并具有学术创新性。
一、引言
比较政治学研究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题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研究。其中，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关注，催生了汗牛充栋的发展问题和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文献，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亨廷顿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他运用了经验研究和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发展问题，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在他那里达到了顶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主要关注政治稳定的问题。亨廷顿撰写此书的初衷就是对政治稳定的关注，他希望让那些正在经历着迅猛的社会、经济变革而灾象丛生的国家能认识到政治稳定是他们应该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应该从政治失序的形态迈向建立了政治秩序的形态，进而获得政治稳定。因此，他认为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是一件好事。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探讨政治问题的理论构架是：政治秩序部分地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和新兴社会势力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的程度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目标上，他要得出一种关于实现政治秩序的原因、手段、背景条件的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简言之，他要对能够促成政治秩序的方法进行分析。
在研究取向上，亨廷顿试图得出一些关键变量的关系的一般性概括或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
二、关注政治差距：政治衰朽与政治秩序的对比
亨廷顿注意到，很多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政治发展，而是普遍出现了一种他称为“政治衰朽”的现象，与建立起政治秩序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之间的政治差距非常之大。“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亨廷顿关注到政治差距的问题，其研究出发点就是让政治衰朽的国家向建立政治秩序的目标发展，缩小与能够进行有效统治的国家的政治差距。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发展中国家急剧增加的军事政变、革命暴动、政治骚乱席卷全球，表明这些国家的政治秩序在下降，是政治衰朽而不是政治发展在这些国家出现。这里的政治衰朽是指政治制度的衰朽，易引发政治混乱。亨廷顿由此认为，在发达的政治体制与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之间、在政治秩序与政治衰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政治差距。
为了使得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衰朽的国家建立起政治秩序，获得政治稳定，亨廷顿首先分析了在这些国家造成暴乱和动荡的原因，这也是形成政治差距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这是全书所持的基本论点。
三、建立政治秩序的原则：平衡政治制度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亨廷顿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是以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秩序为出发点的。在复杂的社会中建立有政治秩序的政治共同体，需要政治制度的保障。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以根据其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内聚力来衡量。
亨廷顿对政治参与的理解基于对现代化各层面的进程的分析，是现代化促成了政治参与的扩大。他重点关注现代化带来的政治参与政治衰朽的关系。从总体上看，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混乱，政治参与可能引发政治混乱。
综合对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的分析，亨廷顿提出了国家获得政治稳定的条件，也就是建立政治秩序的原则：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二者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只有在政治参与扩大的程度不超过政治制度化程度能够容纳的范围时，才能够建立起政治秩序。
四、建立政治秩序的途径：组织政治
“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亨廷顿认为，建立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组织的力量。他具体分析了建立政治秩序的途径。
(一)传统君主制的暗淡前景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君主制的国家领导人难以实现集中权力以推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目标，因此亨廷顿关注的问题是君主制覆灭之时由谁、掌控何种规模的暴力行为。有三种可能性存在：一是通过政变把亲政君主制变为寡头君主制;二是废除了君主和君主制，但演变为普力夺政体;三是通过全面革命产生现代政党的独裁统治。
(二)普力夺政体：军人在建立政治秩序中的作用
普力夺社会是各种社会势力政治化的社会，即各种社会势力和团体都直接插手全局政治，存在严重的政治混乱。和其他团体相比，军人干政的手段更具有效性，因此军人干政是普力夺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引人注目和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亨廷顿重点分析了军人在普力夺政体中建立政治秩序的作用。
对寡头普力夺政体而言，军事政变能够促使其向激进普力夺政体转变。
激进普力夺政体是最普遍存在于亚非拉普力夺社会之中的，其社会根源在于城乡差距。城市不足以向政府提供政治稳定，社会动荡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利用农村来遏制和稳定城市。在这样的社会中，军事政变是各种社会集团和派别联合行动的产物，能起到立即降低政治参与的水平的效果，有利于建立政治秩序。
当军事政变发生后、可能产生群众普力夺政体时，“否决”型军人干预的作用是阻止政治参与在群众中的扩大。亨廷顿总结道，军方在把持政权抑或还政于民、默认抑或反对政治参与扩大这两个方面，有四条道路：一是还政并限制参政;二是还政并扩大参政;三是军人恋栈并限制参与;四是军人恋栈并扩大参与。
要在普力夺政体中建立公民秩序，军人必须发挥制度建设者的作用。“军人主持建立政治制度的最佳机会是在激进普力夺社会的早期阶段。”其阻碍来自两个方面：客观上，社会势力的复杂性会排除军人领导政治制度建设的道路;主观上，军人自身排斥政党政治，只愿意起到护卫现有秩序的作用。
总之，在普力夺政体的政治参与扩大的每一个层面上，如果不能把握建立政治秩序的机缘，就会仍陷于其中。当普力夺制度处于寡头统治的层次上，如果寡头能够发展政党组织，国家就可能摆脱普力夺的纠缠;如果不能，采取行动的机会将落入军人之手。如果军人只起到护卫现有秩序的作用而不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则政治参与的扩大又使得社会转变为群众普力夺政体，从此在普力夺各政体中循环往复。
(三)通过革命和改革建立政治秩序
“革命可能是通向政治稳定之途，但它未必就一定能达到政治稳定之域。”要想通过革命建立起政治秩序，就应该建立政党并让政党来组织扩大了的政治参与，把迅速的政治动员和迅速的政治制度化结合起来，平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关系。
亨廷顿认为，为了获得政治稳定，改革应当避免演变成革命。“改革对革命几率的影响，端赖要求变革的集团的社会构成以及这些集团所抱企求的性质。”亨廷顿重点分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集团即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改革不应当迎合城市中产阶级，因为这将成为革命的催化剂;改革应当迎合农民，因为这样的改革才是革命的替代物。
(四)强大的政党对于建立政治秩序的必要性
政治秩序取决于对政治参与扩大的控制，使其不能超越政治制度化水平能够容纳的范围，而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因此，为了尽量减少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只有强大的政党才有力量维系处于现代化的政治体系的稳定。政党及政党体系的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而不取决于数量。
五、评论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系统阐述了其政治秩序论。出于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建立政治秩序、获得政治稳定的关注，亨廷顿颇有见地的论断在时代背景下极富现实意义，并具有学术创新性。
第一，他关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情况，见解独到。他并不认为政治发展必然是现代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的相伴相生。现代化更可能引发的是政治混乱、政治衰朽。他还为这些缺乏政治稳定的国家指明了建立政治秩序的原则和方法。
第二，他肯定了共产党在一些国家建立政治秩序中的成就，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受冷战影响，在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反对和遏制共产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亨廷顿仍然让研究尽可能地立足于事实，指出共产党能够建立起权威与秩序，其组织与动员的方法是值得借鉴的。
但同时，亨廷顿的此项研究也有一些瑕疵。
第一，概念界定较为含混。比如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区分不够严谨，二者混用;政体概念有时用政治体制，有时用政治体系来代替，三者混用。对此，查尔斯·蒂利有过评价。
第二，在论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混乱国家的艰难历程的时候，由于意识形态影响，缺乏对强权国家压迫和干涉、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总体来看，虽然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有特定的研究背景，但是也包含了很多不受时间限制的一般性理论。建立与维系政治秩序是任何追求政治稳定的国家都需要实践的。因此，亨廷顿对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自由与秩序、权威与民主、政党体制、城乡差距等问题的见解仍有很大价值。
作者：邓渊哲 来源：法制与社会 2016年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