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人群体大致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东汉后期全面兴起，这也是士人逐步有意识地联合起来走向集体化的一个重要表现。群体性的意思是指个体士人的独立人格转化成一种群体行为，这种转变是有原因的，朝政腐败，社会动荡，经济也开始走向不平衡，土地大部分为豪强地主所吞并。士人阶层在专制的压迫和权势的利诱下开始分化，发生在桓灵时期的党锢之患便是东汉末年士人联合参政的集中体现。
士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蜂起争鸣到东汉末年，士人群体逐渐脱离各自为营、互相攻讦的道路，开始有意识地走向联合，这既是士人自觉意识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东汗后期特殊背景塑造下的产物。东汉后期外戚临朝，宦官专权，朝纲日益废弛，士人阶层大多饱读诗书者，都怀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他们自然不愿看到国家亡于这些阉党贼人之手，于是联合起来积极参与时政同宦官展开政治交锋。而这种士人群体效应的出现以及他们有能力同身居主侧、侍宠而骄的外戚、宦官展开斗争自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
一、选官制度
汉初网罗人才的途径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这种依据德行选拔官员的制度确实使一批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开始进入官僚队伍，到东汉前期士大夫官僚集团便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的话语权。到东汉后期，士大夫集团势力更加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东汉时期土地私有化已经完成，地主庄园经济形成，这使得一些有能力的士大夫拥有了自己的庄园经济，生活上有了保障，一旦进入官僚阶层后就会上升为豪强地主，汉代一个高级官员的年收入相当于720亩的土地收入。即使一般官吏也是“一岁典职，田宅并兼”。另外，东汉官吏的各种封赏也很多，他们将大量的财富用来采购地产田宅。这种所谓的地主庄园经济，庄园的规模之大可以从“筑有坞堡，养有家丁”中看出来。这种庄园经济为他们的政治上拥有巨大权利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其次，政治影响的不断扩大。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设太学以来，士人阶层的地位就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人人皆以诵读儒家经典晋升为士大夫阶级为目标，所以太学就成为当时培养士人的学术重镇。在官场上，士大夫之间互相推崇，太学生积极响应，俨然太学已成为能与朝廷相对抗的一个议政中心。
再次，文化上日趋垄断。一方面表现在士大夫本身的固化，东汉后期的经学家，从父到子再到孙，父父子子累世专攻一经，世代相继，家学味甚浓，如桓氏“父子兄弟代做帝师”的累世公卿现象，这同时也是东汉“朋党”之风日盛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是名士的士大夫化，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开始就通过征召等方式奖励名士，这就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读经重儒风气，到东汉后期就形成了一个由名士组成的社会阶层，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对他们都是比较重视的。士人这种政治的特权借助文化的优势得到了维系和巩固，依靠家族门第的传承，其参政的机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士大夫的社会基础。
二、政治情怀
儒家思想的经世思想数千年来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论语》中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任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东汉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意识便深深地体现了儒家的经世思想中，具体表现在他们的政治理念上，他们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仕的思想，拥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热情。这和后来魏晋时期的嵇康等士人思想有很大不同。
东汉中期之前，士大夫发展也是比较平缓的，因而他们与社会其他阶层的差异虽然存在但却并不明显。而到了东汉中期之后，士大夫集团与外戚宦官的斗争日趋激烈，再加上东汉中后期政治的黑暗，这就更加激发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经世治国的热情，以天下为己任，士人的群体意识也就日益凸显出来。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交游结党就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但他们结党并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真心地为国家担忧、为社稷担忧。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政权，皇帝大权旁落，形同虚设。他们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着朝廷选官用人的大权，堵塞了一大批有才能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入仕之途。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大多是十分昏庸的，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诗句：“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当时政治的黑暗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激烈的批评，锋芒直指外戚宦官之流，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运动以及宦官压制党人的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是在桓帝延熹九年，起因是河南尹李膺的属官逮捕了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南阳大滑”张凡及其家族、宾客二百余人，并将他们全部诛杀。宦官便大肆开始报复，最终的结果是桓帝下令处死了李膺的两名属官。通过这件事情不难看出当时桓帝以对轰轰烈烈的清议风潮产生了一些反感，请流派的士大夫与桓帝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之后宦官又别有用心地借李膺斩杀林外以为换管的事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结交诸侯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这就使得更加动怒了，下诏逮捕党人，于是李膺等两百多人被捕下狱，后经他人说情，桓帝才赦免党人，但将他们禁锢终身。
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在灵帝建宁二年，朝廷对的党人虽实行禁锢，终身不得为官，但许多清流名士尚未到家，就有不少州郡争着与他们结交并任用他们为官，这就使得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反对宦官的浪潮更加凶猛。而宦官对党人亦是更加恨之入骨，于是宦官又一次对党人发起了进攻。这次党锢的起因是延熹八年东部督邮张俭数次上书劾奏宦官侯览及其母罪恶，奏书均被侯览扣留而未能呈给桓帝，他一怒之下派人毁了侯家的祖坟，并没收了侯家的财产。侯览伺机报复，乃授意张俭同乡朱“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于是杜密、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杀，这次对党人镇压之惨烈、镇压面之广，大大超过前次。党人失败的党锢之祸说明了党人自身的局限，他们未能越出忠君国的局限，在忠君思想的指导下，与皇帝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外戚和宦官作对，所以只能是以失败收场。
三、评价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场历史悲剧在实质上是东汉末年党人试图改良的一次政治行动。面对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廉之人，尽管效果不太明显，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首先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因此，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的。其次，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的精神可嘉。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
作者：胡鑫 来源：青春岁月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