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是推动社会政治沟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媒体融合步伐加快，颇具特色，促使传统社会政治沟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文章着眼于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要求，在分析我国媒体融合现状、总结融合时代媒体政治沟通与信息传播新变化与新趋势的基础上，提出要通过加强法治监督、强化媒体行业自律、袪除技术壁垒、推进网络问政制度改革等方略举措，不断优化传媒政治沟通的效能。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之间有效沟通的衔接机制研究”(12F0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地方治理中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沟通机制与网络建设”(10SZYB23);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帮扶基金(1301030560)。
作者简介：武建强(1978- )，男，山西运城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政治传播学研究。哈贝马斯认为，沟通的普遍化对于语言的传播和共识的达成具有重要作用，但作为一种操纵性工具，媒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有助于超时空的沟通，可以同时实现具有共同认知基础上的群体间的相互连接和实现彼此之间对问题理解的集中化。另一方面，它通过受控制的自上而下或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单向传播渠道，可以大规模地加强社会控制的功效。大众媒介需要的就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而进行超越地区性的沟通功能。[1]从这个层面上看，大众媒体的政治沟通功能已经超越了联系政府与公民的交流平台的地位，上升为一个能够形成自我意识，对信息进行制造与传播的独立社会力量，这得益于它与公共舆论之间的极为亲密的关联结构。
一、大众媒体推动政治沟通的运作机理
媒体推动政治沟通的运转机理主要在于制造公共舆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来自基层民众的民意是一切统治正当性的基础。这种民意体现为某种公共舆论，它来源于政治共同体中的社会群体及个人互动。公共舆论是群体意见的表达，是有关于公共事务的信息舆论，涉及到的是群体生活的信息，公民个人脱离于群体的信仰、态度或言论是不能构成公共舆论的。因此，公共舆论被界定为“一群公众或数群公众的散乱思想(意见)状态同有关公共事务状况的信息流的相互作用”。[2]
公共舆论是一个关涉到群体意见的指称，与公共性政治事务有关。它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人们生活在若干个被聚集起来的社会生活圈子之中，处于这个生活圈子的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围绕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彼此交流，相互谈论，最后形成对统治权力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共识，这也是民主政治运转的必要条件。公共舆论的内涵至少应包括三大要素：其一是公共舆论是群体性意见，非组织成员所持的意见不能构成公共舆论;其二是公共舆论与有争议的问题有关，绝大多数公共意见一致的事情不会形成舆论;其三是公共舆论在理性上是可以被辩护的，这个辩护的权利不仅在公众手中，政治组织同样拥有平等的辩护权。[3]少数人拥有的信息、态度、价值等不能够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就不属于公共舆论。从影响政治过程的角度看，那些少数人的意见在民主的维度下均不属于公共舆论。因此，公共舆论的产生是现代社会的产物，需要社会识字率的提高，并借助印刷技术所带来的纸张、书籍等印刷品，“个人能够听懂其他社会成员所传递的信息可以满足传统社会的需求，但是，他能够阅读报纸、期刊、海报、说明书等文字资料，却是现代社会所必须的条件。”[4]时至今日，这一范围正在不断拓展，主要包括电脑、电视、手机、网络等信息技术与平台的使用。
目前，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一个多元化、结构复杂的社会，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都有着各自的利益需求，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去影响公共权力和价值分配，政府就建立在公共舆论的基础之上。公共舆论的形成来源于精英阶层的刻意制造和普通群众的舆论聚集，在这一过程中，大众媒介和公共舆论不可避免的联姻，对大众舆论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媒体机构，民众和各群体持续观察着政治过程，从媒体上获取关于执政党的主张、政府政策、领导人活动以及国家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等信息和资讯。政府同样非常关注媒体，把它们看做是公众偏好的展示窗口，通过细致研究舆论的特征，探寻最难以捉摸的群体心理，寻找到控制社会群体行为的策略及政策限度。“当政党与压力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舆论和政策的联系机制时，很明显，媒介在当代政治中也起这种作用。”[5]大众媒体在当今政治信息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比以往更加依赖大众传媒获取信息，进行必要的政治交流与沟通。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大众传媒自身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媒体从组织形态、传播理念、信息加工到传播等诸多方面与以往相比都有了很大不同。
二、信息网络化时代我国媒体融合的趋势和特点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也称“媒介融合”“多媒体融合”，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者伊契尔· 索勒· 普尔教授提出。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意指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迅速扩张，促使媒体在技术方式、功能结构与产业模式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和受众群体生活观念与思维变化的过程。
1 媒体融合来自于多方力量的推动。一是党和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使得媒体融合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党和政府逐渐意识到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等多媒体融合对国家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从政策上、体制上、财政上给媒体融合提供了很大便利，促进了研究与实践的极大发展。中央在20 世纪90 年代就提出了“跨地域、跨媒体、跨行业”的政策，鼓励媒体大胆改革，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跨媒体集团，为后续全面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2014 年8月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促进了媒体融合的加速发展。2016年2月，习总书记对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调研后明确指出，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这体现了党中央高层对媒体融合的高度关注。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同志也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机制创新为动力、重点项目为抓手、队伍建设为基础，把各项工作抓到位，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二是强大用户基数与支持。截止到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手机上网使用率为901%，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503%。[6]过半数的民众已经被多元化的媒体网络覆盖，网络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受众群体的扩大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公众的需求也是推动媒体发展的根本力量。市场环境下的媒体会根据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将信息分门别类，通过不同的媒体渠道进行传播， 以保证更便捷、更充分地满足受众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从而获取最大的传播效益。媒介融合的趋势不仅会推动着同一媒体集团中的不同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而且会推动整个社会范围内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这种各类媒体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将推动整个人类的信息共享过程。
三是媒体面对市场竞争的自觉反应。技术更新与市场的结合，极大地激发了媒体自身的变革冲动。随着网民数的巨量激增以及受众群体对媒体使用方式的变化，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中面临着严格的挑战。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导致某些行业生态链的大整合、大变动。最终结果是：只有那些能够赢得更多受众的媒体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因此，真正的媒体融合需要借助新信息技术，不断进行数据挖掘，建立强大用户连接系统与用户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媒体生存下来。可以说，中国的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政策、市场的推动下不断进行自身改革，给媒体融合带来了原初动力。
2媒体融合的主要内容。我国传统媒体主要通过资源整合或者部门重组，实现跨行业资源整合，降低成本，突出新优势，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央级媒体以意识形态引领者来抢先卡位，推出了各类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等。例如人民日报的“两会报道”、商业化布局;“新华社发布”客户端在2014年正式上线等。《2015年地市党报媒体融合发展年度报告》以全国各地77家报社和45家报业集团为案例进行研究，具体包括39家党报，29家都市报和晚报，以及9家行业报纸，分别占比506%、377%和117%。报告所选媒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所选媒体的统计与分析发现，媒体融合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融合动机来看，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兼顾经济利益。在39家党报融合转型的官方话语中，党报主要以“宣传话语”为主。其中，有18家党报明确提出以“巩固宣传阵地，强化舆论引导”为融合转型的主要目标和基本理念，占比约46%，有8家党报提出以追求市场效益为紧迫任务的“商业话语”，占比约21%，另有13家党报兼具“宣传话语”和“商业话语”，占比约33%。这一方面反映了党媒作为党的“喉舌”的定位与要求，另一方面反映了地方党媒受到了市场冲击，具有较强的经济意识。
第二，从新闻生产流程看，绝大多数选择依托互联网进行新闻生产、内容采编等。核心是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换工作，使内容生产、存储、分发流程数字化，进而开拓出多种分发渠道。在77家报社融合转型过程中，有8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即以网络平台作为其重要的传播渠道，以此驱动内容生产、重构采编流程，占比104%;有14家逐步建立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占比182%;有45家完成了基本的采编流程改造，即推动传统媒体的采编部门与新媒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传播，在采编流程改造中逐步形成了“先端后网再报”的发稿流程，占比584%。还有一些报纸建立了规模较大、整体运作较为完善的“中央厨房”进行信息生产与加工。
第三，从媒体整合的途径看，多数报社入驻新浪、腾讯等网络公司已搭建好的强大平台，主要是微博、微信等。许多报社所属的微博、微信大多采取了“产品矩阵”策略，以满足集团、报社、部门甚至栏目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需要;有的报社建立自己独立的新闻客户端，依托自身行政或广告资源进行推广。为持续融合的需要，一些报社还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内部成立新媒体部或全媒体协调中心，服务报社“两微一端”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如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建立的“全媒体采编大平台”，通过内部机构重新设置和硬件技术升级，建立了采编大平台，并和纸媒、网站、微博、微信等全媒体平台形成互通，最终实现由全媒体指挥中心进行资源调度，发挥中枢作用，在技术和机制层面保障纸媒和数字化媒体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实现24小时不间断发布新闻。
第四，从新闻内容的表达形式来看，日益变化、更趋多样。主要包括：其一，多媒体报道。新闻报道逐步从单一的文字或图片报道转向多媒体报道，形成文字、图片、视频、语音等不同的报道形式，实现向不同的网络平台进行输送和分发。其二，大数据新闻。一些报社已经在常规化的生产流程中通过数据挖掘等技术、并采用可视化的报道方式，制作并提供数据新闻产品。其三，H5产品。不少报社为满足移动互联网的传播需求，运用时下较为流行的html5技术，制作出H5产品，投放在微信上，这对于借力移动互联网、扩大作品影响力具有重要作用。
3媒体融合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借助互联网技术，趋向于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实现舆论引导的功能，具有很强的政治取向。一些市县级的媒体因地处基层，面临市场竞争压力和年轻受众的大量流失，将融合的重心放在如何重新赢得受众青睐，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提升服务职能，实现经济利益。
第一，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作为官方媒体，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针、路线，维护党团结的重要政治责任，呈现出政治传播的单向度趋势。它们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7]，实现政治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沟通功能，呈现出强烈的舆论引导趋势;同时，官方媒体借助其庞大的资源、组织网络、权威性，比以往更全面、迅捷的将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诉求上传至决策层，公共舆论引导力有加强趋势。
第二，基层党政主办的媒体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载体，与中央及省级传媒集团相比，特色明显。基层传媒承担着宣传中央精神、塑造基层形象、传播先进文化、强化政治认同、引领主流舆论的重要作用;同时，基层官媒扎根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沿阵地，与民众的物理与心理距离更近，对于民意表达与利益聚合具有先天优势，在政治传播中既能体现基层政府意愿，又能够对民众需求展现出极强的敏感性，政治性与商业性双重趋势非常明显。
第三，新媒体实现优势互补的融合趋势愈发集中。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和手机移动在现代社会的广泛使用，新媒体对公共舆论传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体上出现了强交互性、平面化、网状化、多元化的传播特性。它是一种新的媒体业态，包括商业化媒体平台、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等，他们诞生于互联网时代，凭借在新技术领域的先发展优势和经验，并借助政策支持和资本运作，出现了向传统媒体渗透的趋势。许多网络新媒体为了更好地拓展商业布局和自身平台的舆论影响力，通过资产收购来布局传媒业，以更好地实现互联网与传统媒体之间的融合。例如，百度科技集团以224亿元全资收购纵横中文网，又以224亿元收购PPS视频网，打造文艺影视一体化产业。另外，阿里巴巴集团分别出资入股优酷土豆、华数传媒、新浪微博、文化中国等，极大地拓展了阿里集团在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新媒体正是通过资本市场不断做大做强，占领媒体市场，实现它们在经济实力、媒体地位、市场份额、品牌影响力的战略目标，这也使得它们在公共舆论形成、民意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力日益扩大。
三、媒体融合带来政治沟通模式的新变化
1 公共舆论形成方式的变化。传统媒体环境下，大众媒体主导着主流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李普曼认为，大众媒体没有关注的事情如同没有发生一样，话语权被专业化的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所控制。新媒体融合语境下，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不断融合，新媒介技术日益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实时互动交流打破了信息交互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人们借助新技术来重构原有的社会联系，选择新的社会交往方式，也改变了政治沟通的交互结构与信息传播的能量大小。首先，受众从以往的被动接受到如今主动参与的转变，使话语主导权发生了显著的转移，信息传播更为便捷、快速。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得以突破时空限制，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关注迅速传播并聚合转化为可依仗的优势，产生群体“共鸣”效应。其次，群体通过信息平台的交流，可能引发非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围观，情绪感染进一步加强，形成强大的情感支持与话语支持，“边缘身份”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实现了由舆论边缘向中心的位置迁移。最后，网络群体的意见对舆论生成产生极强的冲击力，话语权的获取与转化成为影响各方参与舆论生成最重要的手段，因此，网络群体已成为影响主流舆论生成与发展的显性力量。
2 媒体作为政治信息传播主导者的地位及方式的变化。在传统的新闻专业领域中，媒体作为新闻把关人和议程设置者，在传播效果理论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一旦媒体选择了媒体融合的发展路径，就需要放弃传统的优势心态和精英主义意识，回到一个新闻和舆论平行的舆论场中。首先，随着媒体融合的形成，议程的设置者不再仅仅是媒体，而同时也包括社交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甚至是一些普通群众，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媒体让渡一部分内容生产的权力。大众媒体必须依赖受众对于信息的判断，甚至要根据受众喜好对有关信息进行整合和加工，借助“两微一端”、报纸、网站等渠道资源，加强协同传播。与此同时，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和社交网站的不断完善，网民意见逐渐成为影响舆论风向的考量因素。大众媒体融合后，新信息平台上有大量新闻消息随时会被大量网民关注和评论，因此，如何利用有限的编辑资源，审核和筛选这些用户信息，是媒体实现融合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其次，媒体对于时间差的控制一直是传统媒体的专业优势，而媒体融合将以往时间延续性的新闻生产转变为一种瞬时的聚合生产。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众筹和众包的方式，媒体重心转化为深度挖掘，数据整合与重组。所谓众包是指媒体发布报道主题，向社会公众征集新闻内容，每个社会公众都可能充当移动发布终端，凭借着自己在第一现场的强关系网络实现信息互动。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在融合中不断转变理念，在加强对公共舆论引导、保证弘扬主旋律时，又不断总结受众的“问题单”，对公共议题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并从化解矛盾的立场上实现对社会舆论引导功能。因此，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的化解需要媒体及时“在场”，并提升政府与民众政治沟通的渠道流畅度。
3 政治信息传播内容的变化。传统大众媒体能够满足公众一定的媒介接近权和使用权，但无论是质还是量都不足以完全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在单向度的传播条件下，传统大众媒体的“把关人”身份决定了公众接近媒体权利的消减，因为“具有十分精细的劳动分工与专业主义的职业观的产业组织与媒介是不会允许你随意出现在电视或广播上，并陈述你自己的情况或讲述你的故事，你所说的都是被专业人员中介化的东西”，[9]141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大众传播的渠道，“最终言论能否出现取决于你自己的专业性或表述地位”。[9]142即使自己的声音能得到表达，大多也是经过专业化中介处理的，你所说的话就是电视或广播所说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传统媒体有了自身的利益追求，当媒体自身利益与受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尊重、维护和保障受众的权利与利益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传统媒介的单向传播性质、媒介的时空限制，使得社会公众获得的媒体信息时效性较差，数量上也偏少。融合后的媒体具有相对宽松、开放、自由的信息平台与舆论空间，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任何人都可以就自己所关注的议题进行评论，人们享受到了现实中所不能体会到的隐私感，政治参与的热情大大增加。同时，媒体融合也预示媒体能够满足公众更多个性化的信息需求，而不是抑制信息需求的产生。
4 不同媒体沟通功能发挥的分殊化。媒体融合并不是新媒体取代传统媒体或传统媒体吞噬新媒体的过程，它是媒体行业基于信息技术使用而产生的一种优势互补行为，是将各种信息形态统一起来的“增值”过程。因此，在媒体融合进程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会不断吸收各自长处、优化创新，并在特定领域、场景中发挥不同的影响力。首先，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得益于它原有的庞大组织网络、经费及政府背景，在政治舆论引导、权威信息发布、社会风气塑造等方面仍将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费斯教授提出，国家与政府并非如传统言论自由者所说的那样是自由的天敌，相反，它们也可以是自由的来源，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扶持一些能够促进公众媒体接近权的活动，如公共文化资助、广播电视的特定管辖、对市场缺陷的弥补政策等，尤其在一些媒体损害了公众言论自由、侵犯公民人身及名誉权的时候。国内传统媒体虽然在一些突发事件和公众议题上会失语，或反应迟钝，隔靴搔痒，但其在舆论发酵和消解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15年5月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之后，中央电视台公布现场监控录像，是舆论逆转和消退的重要原因。其次，对于新媒体而言，得益于它的互联网基因与民间性，具有互动、便捷、网状、多元化的特征，在对公共议题、社会服务、商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媒体，特别是“两微一端”的空间相对宽松，因而形成了比较鲜活和犀利的话语，能够快速调动公众的参与热情，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与此同时，这些新媒体由于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新闻道德良莠不齐以及基于“私欲”立场之上的不端言论，制造官民对立、传播社会上谣言，甚至出现许多违法犯罪行为。这需要主流媒体的及时介入才能消除负面事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例如，2016年春节期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霸气媳妇回农村掀翻桌子”等文章流传广泛，引起媒体和网民热议。事后经政府部门、媒体和网民的调查发现，这些文章都是虚构之作，属于虚假信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个案，急需要对新媒体有关行为进行监管。
四、媒体融合时代优化传媒政治沟通效能的途径
媒体融合时代的大众媒体，其政治沟通效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发展程度。无论是政府、媒体自身或者社会公众均有责任为媒体创造一个更能发挥其沟通效能的环境，从而促进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
1 以法治监督代替行政监督。“有组织会击败无组织，既得利益者会有组织地控制未知的变化。”[10]大型的媒体集团可能会利用融合带来的种种竞争优势去追逐更大的利益，从而使公众的表达自由面临被消减的威胁，因此，需要政府运用适当的办法来加强对媒体不良行为的监督。在法治社会里，政府应该采取法治的手段来监督媒体。媒体监督主要是以法律规范或具有法律规范性质的文件、规则、细则来调节与监督媒体的各种活动，用法律制度的方式规范新闻媒体存在的假新闻泛滥、传播谣言、混淆视听、违背中央决策、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利益等不良现象。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应该将重心放在发展民生、弘扬主旋律、监督权力运行、塑造良好社会道德规范上。同时，要避免一些地方利益政府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用行政手段，甚至是非法的暴力手段对有关媒体和新闻从业者进行恐吓、制裁。让媒体真正成为法治社会的守望者，允许新闻媒体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来发挥其监督与沟通作用。此外，政府还应该实行规制的平衡，鼓励竞争，防止垄断，促使媒体多元化，不断推进公共传播系统的融合与发展。
2 媒体行业自律。媒体融合时代，媒体之间竞争会加剧，违背新闻职业操守的无序竞争现象更为突出，因此，在依照法治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外，也要重视发挥媒体行业监督作用。首先，媒体行业要针对不同媒体，制定一些客观的、可量化的规则，强化行业内部自律效果。其次，建立一个非政府的新闻自律机构。这种机构应该摆脱政府、利益群体和其他势力的干预，采取行业认同的评判标准，运用相应的技术手段，科学的评估、跟踪、监督媒体违规行为。例如成立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依照一定比例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充分发挥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推动形成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长效机制。最后，加强媒体伦理建设。对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从业者进行政治原则、行业操守、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宣传和教育，并借助媒介法规，制定相关伦理规范。同时提高社会公众的传媒素养，创造一个良好的媒体伦理环境。
3 技术壁垒的祛除。媒体融合最关键的是将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络引入到传播领域，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网民的生活习惯与政治表达，因此会面对一个“技术鸿沟”所带来的参与不平等问题。技术鸿沟是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穷者之间的一种鸿沟。造成这种鸿沟的原因是政治参与主体自身的教育程度、技术使用效率、经济条件等。它的长期存在会加剧社会两极分化，造成阶层流动性降低，加剧公民利益表达的不均衡状态。要更好发挥媒体的政治传播与沟通功能，理应做到：第一，政府要加大对一些欠发展地区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力度，在定点、精准扶贫项目中提高物资和技术扶贫的力度，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互联网，更方便地接收和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从而实现有序的政治表达。第二，着力进行第三方平台建设。在现有媒体结构中，官方媒体机构会利用媒介融合带来的一切便利，发挥其舆论引导作用，其正面宣传是一大方向，而一些商业化媒体会以利益为导向，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这都容易造成公众信息来源的单一化现象，一些思想观点容易被有意筛选，甚至出现极端言论。公民进行政治沟通时可以委托专业的媒体机构进行信息表达，以克服个体技术参与能力的不足。另外，党和政府应该鼓励一些企业、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第三方平台建设，以弥补官方媒体与商业化媒体的不足。
作者：武建强 来源：理论导刊 2016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