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中国刚结束甲午战争的败局。在国弱民穷朽政受欺的困窘中，29岁的孙中山于9月9日在广州组织起义，一腔热忱遭遇惨败，流亡海外。也是在这一年，法国实现了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法国大规模群体运动的意义之深远，不只是改朝换代，也为自由、民主和人权奠定了思想之基。古斯塔夫勒庞就生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通过对所遭遇的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斗争观察，勒庞在对社会群体行为作了深入思考之后，于1895年出版社会心理学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此书语言流畅，思考独特，分析鞭辟入里，颠覆了人们对于群体行为和群体心理的一般认知，开启了群体心理学研究之先。此后的一百余年，此书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著作出版时原名为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The Crowd”的直译为人群、群众、大众，国内几个译本都不约而同地将其译为“乌合之众”，可谓神来之笔：不但准确表达词义，而且不拘泥于原文，词藻考究雅致，并点明了书中的思想主题。乌合之众，字面意思为暂时聚合的一群乌鸦，语出《后汉书耿弇传》：“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 意指临时杂凑、毫无组织纪律的一群人。透过这四个字，读者可知：一个具独立个体力量和独立思考的人，一旦加入某群体，那么这个群体的力量和思想，就不能再简单地说是个人力量累加之和或思想累加之和。而是，个人很可能会被这个群体所蛊惑而完全丧失自我——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新的集体心理，即群体中的人或散漫，或情绪化，或疯狂，以至无恶不作。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勒庞认为，当一个人走入一个群体之中，他的情绪、情感、爱憎、道德……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这个群体所感染。而在智力之外的层面上，人之间因互相感染和暗示，人与人的差异会逐步缩小，形成一个整体的情绪或者说是情感。人们耽于群体中的这种共同情绪，既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在集体之中，个人有意识的独特性被消磨，从而无意识的部分占主导。那么，群体中的个人就如同受到了催眠，会因为不必独立承担责任，或因受到群体的暗示，从而做出独立个体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事情，或因一时的冲动做出某种极为残酷的暴行。
他不再是他自己，他成了这个群体中无意识的一个有机体。“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反过来，在群体之中，一个人独特的异质性会被他有意识地隐藏，或被群体的同质性所掩盖。这样看起来，群体意识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从而缺乏个体原本的异质性。比如，在音调、节奏完全一致的大齐唱中，个体会为了与整体保持一致从而压抑他的差异性旋律，使得音乐听起来不再有第二种声音。个体的这种盲从行为，近乎脊髓神经的反射结果，因此是无意识的。
在1970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德国群体心理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就是对勒庞这一观点的延伸。在随后出版的《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The Spiral of Silence：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的著作中，她对“沉默的螺旋”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她认为，由于害怕单独持有某些观点，从而被群体所孤立，群体中的个人会力图与群体保持高度一致，不太愿意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群体中的个人，会一直小心翼翼地观察周遭，如果他的观点与周遭一致，他会觉得自己被群体所接纳;他的观点与周遭不一致时，为了不被群体所孤立，他要么沉默，要么放弃原来的观点，甚至行为上表现得高谈阔论，振振有词，看起来比群体中其他人更确信这个观点，如此便形成了具“优势”地位的声音越来越强大。这样的循环，就形成了主流声音越来越强大。
当不再是自己，失去了个体的独特性，这就意味着有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真理被抛弃了，被大多数所持有的庸常观点得到普适，或某些冲动、急躁、偏执、专横、极端情绪会在群体中恣意漫延，表现集体无理性，正如勒庞所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的智力会大大下降。”
“掌握了影响群体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勒庞在此书中强调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的群体无意识论。他认为：“群体总是无意识的，但也许就在这种无意识中间，隐藏着它力量强大的秘密。”勒庞认为，一个人如果通晓群体的某些秘密，并能够充分利用这些特性，那么他就可以主宰这个群体，使得个体意识成为群体意识。
掌握群体想象，就是解开这秘密的钥匙。
群体想象，亦即群体意识和群体无意识，包括群体道德、群体宗教、群体观念等等。当统治者控制了群体的想象，那么，统治权力的基础——即国家威权也就稳固了。一个聪明的政客，晓得充分利用这把钥匙。“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变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一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
首先，一个宗教式的崇拜者是群体所需要的。这种崇拜与有神论无神论没有多大关系。它不取决于人的宗教信仰，而是根植于个体内心深处的宗教感情。在心理学上，宗教感情很容易激发人内心的最激烈的情绪，从而演变为某种偏执。善于发现这一点的政客或伟大人物，也会充分利用这一点。
勒庞的心理学之所以被广泛推崇，也正是因为他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心理学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军队纪律的加强和政治权力的巩固，是每一个将军和政客所热衷学习并掌握的特殊技巧。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在评价勒庞的观点时提到：“戴高乐的聪明才智就在于他把这一系列的思想体系有系统地引入了政治领域。毫无疑问，它赋与了这些思想一种特有的形式和权威。在危机关头，他就用他们来重新创作法国神话，让法国人沉浸在爱国主义情调中。”
不论在任何时代——波旁王朝复辟的1815年，巴黎公社坍塌的1871年，还是戴高乐任首脑的1944年，如何建立一个权威且强有力的政府，并稳定社会政治经济秩序，这是生产劳动的平民大众、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以及资产阶级所苦苦思索的。当他们关注着社会秩序但不了解权力建立的根基，心怀恐惧但无能为力，面对社会的动荡和运动失败的崩溃，他们需要从政治以外的角度寻找一剂药方——可以穿过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宗教管制的面纱，应对当前的政治统治。勒庞找到的，便是这样一剂药方。
在本书中译本的最后，冯克利以《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的一句话，作为代译后记的开篇之语：“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在这句话的后面，还隐着半句没有讲：“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在评价勒庞的观点时提到：
“戴高乐的聪明才智就在于他把这一系列的思想体系有系统地引入了政治领域。
毫无疑问，它赋与了这些思想一种特有的形式和权威。
在危机关头，
他就用他们来重新创作法国神话，
让法国人沉浸在爱国主义情调中。”
作者：纪瑞 来源：大学生 2016年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