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无数典型社会行动中,手机短信传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组织和协调作用,其改变了当代世界政治图景。手机短信传播的特点、短信传播的政治后果、短信传播的社会动员与协调力量的表现,手机的民主力量以及在我国当前政治社会语境中手机短信传播的作为等重大问题在本文中得到探讨。
现代民主政治理想的前提假设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近媒体和其他存在政治辩论的信息网络并能够理性地参与决策。这决定了民主政治必须在信息能够自由流通的公开领域里开展,并要求单个的理性的公民能够产生集体行动,共同做出选择,即经过自由辩论在公共领域里形成代表公民全体意见的公共舆论。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扩散的互联网给人们注入了有关民主理想的兴奋剂。新技术的民主化影响得到广泛讨论[1]。一般认为,民主政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与技术手段分开。古希腊的广场、罗马舞会广场和城邦的阶梯都是符合当时的技术条件,代议制民主的建立是文书和印刷术普及的结果,而明天的民主及其治理也将与新的交流沟通网络紧密相连;虽然参与正式的民主过程已经削弱,但因特网的增长可以作为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的新形式。而全球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也似乎在证明着一切。
而为互联网所重构的政治图景还正在被人仔细辨别之时,“手机信息社会”[2]来临。“诸如电邮、短信等新技术极端改变了动员人们的方式”[3];从英、美、法等国到乌干达、卢旺达、印度、加纳、孟加拉国等国,手机已经成为新的政治工具[4]。“手机是参与,组织、动员和告知人们参加竞选、市民运动和社会行为的工具。它是行动者从成堆的技术中挑选出来的,用来探索其在全球的人权问题、环保、教育和市民行动的运动中的使用功效”[5]。
那么,手机是怎样的传播媒介?手机对政治动员、协调和参与产生了何种影响?手机因何而成就全球新政治?
一、手机信息社会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传播技术发生了重大变化。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广泛散播并产生深刻的社会渗透力。目前,全球有30亿人使用手机,占了世界人口的1/2。其中,大约1亿部手机同时也是照相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手机普及率达到乃至超过100%。
与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传播技术的散播和渗透史大不同的是,手机的散播和渗透并未显现出发达国家遥遥领先、而发展中国家亦步亦趋或被甩在技术采纳的快车道之外的一般规律。手机在发展中国家集聚的亚洲和非洲表现出惊人的滚雪球似的采纳速度。2000年-2002年5月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之内,非洲移动电话的数量从200万增加到3000万,和固定电话一样普遍[6];2002年,手机网络已达到85%的非洲人口,包括偏远地区;1999-2004年,非洲手机订户从7.5百万增加到7.68千万,平均年增长率高达58%。而亚洲同时期的年增长率也高达34%[7]。
于是,在整个世界,手机都很快成为一种重构日常生活、年轻人互动、青少年社会化、与他人获得并保持联系、愉悦以及商业活动、社会行动、爱与战争乃至政治生活的有力力量[8]。
手机还被一些后发展国家看作实现社会信息化的基础设施和关键动力。如果说后发展国家未赶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上一轮的信息化浪潮,那么,在以手机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他们决不甘心滞后而事实也证明他们绝没有落后。“乡村手机项目”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首先在孟加拉国开展,继之推广到卢旺达、乌干达等国。微观财经的倡导者Muhammad Yunas所创办的Grameen银行积极推行贷款买手机计划,促进了人们做生意的效率,帮助孟加拉国的人们从贫困中走出来,他也因此赢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手机为孟加拉国增加6.5亿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24万个工作。
正因此,有人提出“手机信息社会”来临了,其特征是手机在社会信息交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3G技术的推广以及手机服务商和内容生产商的合作和合并趋势的加强,我们正站在手机成为一个个完美的移动的互联网节点的门槛上。
二、手机短信的传播特点及其政治后果
手机和互联网的共同点是:1.都可以用来操练接近大量信息的能力以及与他人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判断力;2.都可以被看作是个人权力的伸张工具;3.政府发现审查和控制在互联网和手机上的自由表达比电视困难[9]。
尽管事实证明了因特网在政治参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低层次群体政治参与者很少是被因特网动员起来的[10]。手机在整个世界的迅速普及激起人们再一次的美好想象。认为它大大降低了接近权的成本:不需要昂贵的地面设施,它直接充分发挥了人的耳朵、嘴巴、视觉、指尖等感觉的天然的、原始的灵活性,人们不需要网络高层次的技术和语言能力就可以最大限度最快地共享信息。正因此,它不像因特网会激起工业化和发展中世界的“数字鸿沟”的恐惧[11],它更具有接近权的普世性,而且是永恒的接近,它使更多一般的民众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
(一)手机的文本性允许随时随地交流,不受情景限制,信息可以瞬间散布和复制到最广泛的人口中。文本讯息非常快地穿过多重迭的社会网络得到传播,动员可以即时产生现实效果。因此,手机对于行动者是完美的工具。手机信息复制与传播的范围显然与互联网有实质的差异。
(二)手机传播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延伸了缺席在场的领域,即便没有物理位置共在人们也会在一起——在“手机”上。而且,一旦和大众传媒结合为一个多元传播体系,这将影响任务的先后顺序、对情景和事实的定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结果:1.把更多非当事人迅速带入事件,更多的人们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及时的、强大的证据链,并和参与者适时交流,有可能使更多的人瞬间成为参与者。2.获得访问、接近不那么紧急了,信息可以顺手拈来,俯拾皆是;3. 颠倒任务的先后顺序,促进适时乃至同步决策,增加决策灵活性。
(三)社会亲近性增强:手机不像因特网具有社会逃避的作用[12],它的传播是基于现实的人际互动网络的,每一个人际互动网络相互勾连、相互交叉,把本来看来陌生的整个世界瞬间连接、整合为一个巨型的人际传播网络。短信使使用者在他们的社会网络中保持直接的、连续的和无中介的传播。
(四)网络监管比较容易,但手机监管和审查不太容易[13]。
(五)手机除了全面整合人的感官,也几乎整合了一切传播技术的功能——把大众传媒“一对多”模式、电话传播的“一对一”模式以及互联网传播所有优势(并解放人类身子,克服固定性)整合起来,实现了“一对多”、“多对一”、“一对一”、“多对多”的全部组合,构成一个多元的远距离传播系统。这种模式的灵活性和非中转性,使每一个人既是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又是记录者和报道者。这个整合了大众传播模式和人际传播模式的传播技术影响了整个新闻报道的程序。
正因为没有情景限制、交换速度快、可迅速复制、通达全球和地方接受者、低出版成本和24小时到达以及人们使用手机独立于教育和社会等级背景,政府监管的难度大等特征,手机的民主化影响被认为高于互联网。手机政治实践及其大量研究表明了手机已经成为一种表达政治压力和进行政治动员的机构,证明了手机技术可能在政治参与和民主中扮演重要角色[14]。
既然“公共领域本质上是由社会中的传播机构构成的”,那么,手机在当代的全球普及改变了传播机构的结构时也正在改变公共领域的范围、要素及其形成过程,以互联网和手机联盟为特征的中介政治发生如下变化:
其一,政治行动者不再是以政党和政府为主,少数人群突然崛起并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15]。原因是“电子媒介所引起的许多原来不同形式场景的融合,将对群体身份产生同化影响”——传统群体信息特征的改变导致了两种互补现象的产生:传统群体联系的重要性降低,其他的联系类型的重要性上升;观念共享以及更加公共的场景造成了原来孤立、不同的群体成员开始要求平等的权利和待遇。
其二,公民不再只是说服和民意测试的对象,公民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地转变为说服者和政治传播的主体,而老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的政治主体——政党、政府和政客随时成为受众。
其三,构成公共领域核心要素的媒介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手机由于以上特征而成为信息的一个可选择性资源,创造了更多新形式的个人权力、社会融入和大众参与,这构成对媒介传统权威的威胁,使人们有可能绕过传统渠道和把关人,危及了以往由印刷媒介以及老式电子媒介所支持的地位的金字塔[16]。
这些变化契合了当代政治领域的治理理念,或者说正是新媒体使治理理念转变为波涛汹涌的实践。“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它对传统的国家和政府权威提出挑战,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以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上的权力中心”[17]。治理理念正是对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重视和关切的产物。
正是手机行而无疆的传播方式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定义“社会协调”的观念,“手机导致都市生活组织的改变,……具有调整行动的能力。……提高协调能力”[18],它使相识或不相识的个人在片刻的刺激中行动一致以及没有事先计划的情况下被召集调动起来[19],尤其是手机短信被用来动员一群陌生人在预先安排好的公开场合集中。
三、手机短信动员、协调力量的表现及其特点
手机对于动员集体行动,组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集体行动的知识越来越普遍[20],主要表现为:
(一)参与竞选全过程,担当竞选策略传播的通常渠道,影响政党政治(传播):利用大众传媒进行政治营销和公关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家常便饭。在一个由于手机的普及可能使全民选举真正得到落实的时代,世界各国的政党没有放过对手机的充分运用。
(二)手机政府:作为电子政府的重要部分,进行社会管理和协调。创造了电子请愿的苏格兰Napier大学的 Ann McIntosh教授说:“手机不仅用于选举,还可以参加决策。增加了人们与政府的互动”。
1.短信成为政府进行(尤其是年轻)国民教育的一部分:2004年4月8日,法国人William Abitbol把欧盟宪法翻译成被全世界年轻人使用的缩略语短信语言进行传播。2005年5月16日,法国政府发送学习贸易的短信50万条给15-20岁的年轻人,现有学员36.5万人,政府希望2009年达到50万学徒。
2.作为政府日常管理以及人民与政府互动的重要途径:2005年8月,2000名北京市民发送7000条发展建议短信,5.12大地震中,来自公安、救助等机构的手机短信对于整个救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法国总理Jean-Pierre Raffarin(2004.6.1)、伦敦市长(2005.11.16)和普金总统(2005.9.27)通过短信、网站回答人民的短信提问;新西兰劳动党以及瑞典政府,用手机普遍联系公众。电子政府和手机政府成为现实。
3.成为战争、灾害、恐怖事件等社会危机情景中进行社会协调的关键部分:2005年4月29日,中国警察发送短信“不要相信谣言和虚假信息”给30百万手机用户,告诫人们不要参加反日游行。在2005年,在印度Mumbai洪灾中,短信用来发送安危、指路与自救的知识,寻找需要帮助的人们。
(三)作为压力集团的策略传播和动员、协调运动的主要手段:
1. 动员、组织、协调国际压力集团运动:早在1999年,短信被世界贸组织会议抗议者用来协调游行,欺骗警察中心电台系统。2003年3月19日,3000名瑞士学生在锡安游行抗议伊拉克战争游行,时间地点都是手机短信通知的。
2. 动员、组织、协调国内人民政治参与运动:人们开展短信运动抗议委内瑞拉总统Hugo Chavez(2002.4)以及伊朗强硬路线竞选人Mahmood Ahmadine(2005.6)进一步当选。在英国,自由民主党发动被称为“核算伊拉克战争成本”的手机运动(2005.4),要人们通过短信重新评估浪费在伊战中的50亿被用在其他诸如健康、教育和环境会怎么样。
(四)作为国际政治斗争的动员和协调力量:2004年9月9日开始,韩国政府和第二大手机营运商KTF发动一个手机基金,保障“Koguryo charging system”运动,使消费者能够自动捐钱给基金并提供手机内容为“Koguryo之子”给互联网和手机用户,声称以此来保护被中国“歪曲”的Koguryo作为韩国历史之一部分。该运动据说要持续到2007年8月。
(五)社会骚乱的协调、组织力量:手机在发挥社会动员和协调能力的正向作用的同时,还具有创造人群,激发骚动、种族冲突与恐怖行为的力量。2005年12月,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号召人们在悉尼金色海岸和Cronulla海滩两次集会,激起阿拉伯人和澳洲人的种族冲突;2004年9月,警察在澳大利亚大使馆爆炸前,收到一个短信,警告在雅加达的外国使团将受到攻击,除非恐怖组织的头目emaah Islamiyah被释放。
综上可知,手机短信无论从其所发挥动员、协调作用的地域和事件广度还是从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来看,手机已经成为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堪称全球新政治的关键要素。当前,由短信动员和协调的政治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一)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手机短信在公共行政管理与治理中的巨大作用,各种社会固定组织与临时集合行为充分运用短信的调动、组织和协调能力。
(二)除了政府有目的的用于社会管理行为以及社会公共组织长期的有目标的行为,大部分行动中,没有主导角色和领导者,不具有中心等级制,组织形式松散,与传统的成员结构极不同;行动具有自发性, 以个人关系为纽带活动,没有组织依赖关系;无固定团队目标。Amnesty Internationa组织秘书长Lannon把它归结为“可以使个人没有组织隶属关系而进行政治行动”。短信在事前进行行动呼吁,在行动开始时进行协调和逃避官方追查。
(三)来源不可知,容易制造混乱。而且,政治紧张度越高,狂乱的谣言流通越多、信息洪水越多。
(四)动员和协调往往和互联网传播相互交叉和借用,达到最大政治行动效果。
(五)对于有长期政治目标的组织来说,因特网在坚持持久斗争、使目标和行动议题得到深入讨论方面更有优势。而对于即刻动员非计划的、无组织的、分散的人群开展临时的闪击游行,手机更有效,而且其效果之巨大是任何媒介也难以匹敌的。在西班牙选举抗议中,传统媒体几乎没有发挥作用,手机传播是抗议的催化剂。手机传播有着滚雪球般的再制造抗议的效果。
总之,信息系统的融合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即刻的社会一体化或社会和谐,实际上,信息整合的最初结果是加剧社会的紧张[21]。因此,如何保障信息的客观性与规范性参与以及控制政治欺骗就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并需要足够智慧才能够解决的问题。虽然可以像印度(2002年)或尼泊尔(2006年)以避免冲突和国家安全为名,暂时中止短信服务以便确保作乱者不要通过散布错误谣言而制造恐慌。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短信服务一恢复,骚乱仍然继续。这就要回到一个传统问题:减压阀和正面的舆论引导机制是否充分发挥效能?
作者：胡春阳 来源：新闻大学 2009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