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习仲勋，一生广交朋友，待人至诚而宽厚，在党内外被誉为“统战工作的典范”。
“比诸葛亮还厉害”
说起统一战线工作，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大家都称赞习书记是“统战工作的典范”，更有人赞誉他是“统战大师”。我离开习书记以后，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对此体会更深。
一般来说，民主人士政治社会阅历丰富、社会影响大，其中的文化人大都学术造诣深厚，要使他们从心底里佩服共产党的干部，并向你交心，并不容易做到。习书记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让民主人士真心佩服并愿意交心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们把习书记当做挚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大体上有两个原因：一是同习书记的革命经历有关。他自参加革命以后，亲身经历过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并遭受过“左”倾路线的打击迫害。“左”倾路线的一个特点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然就谈不上搞什么统一战线了。习书记常说，干革命，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因此，在残酷的对敌斗争年代，无论是在两当、在照金，还是在南梁，以及后来的关中分区，他都一直重视统战工作，包括解放前用“结拜兄弟”这种方式，交了许多朋友。解放后，他在西北独当一面处理诸多复杂的民族问题，稳定了西部大边疆，特别是辅佐周总理处理国家政务10多年，深谙统战工作的精髓和要义。二是习书记人格、人品的魅力。习书记待人至诚，有很强的亲和力。他不管担任什么职务，从来不摆架子，不居高临下，永远平等待人;他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不管对什么人，总是周到、热诚，以礼相待。可以说，他一直是以人为本，带着一颗赤诚之心去做统战工作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他不仅在统战系统，也在全党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原因吧!
习书记在统战工作上受到毛主席多次表扬，并被人们广泛传诵的，是他收服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头人项谦的故事。
昂拉部落分布于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上游西岸一带，山高林深，地势险要，在解放前属当地千户管辖。千户为封建世袭官职，直属省政府辖制。
项谦于1933年继承千户职位，成为昂拉部落第12代千户，时年28岁。其家族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昂拉部落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虽然项谦在1949年解放军挺进青海时还派人带着礼品向解放军致敬，表示欢迎解放，但不久他受国民党残部煽动，组织了反革命叛乱活动。
中共中央以及西北局高度重视昂拉事件，经研究认为：项谦在叛乱中既有其反动的一面，又有被人利用、可以争取的一面。在解决昂拉问题上，必须把民族问题同反革命叛乱严格区别开来;对项谦必须进行耐心争取和等待;在剿匪问题上，必须坚持军事清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
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委之职的习仲勋坚持采取政治瓦解为主的方针，以十分慎重的和平方式解决，对项谦应该采取更为宽大的政策，反复说服，努力争取其转变。针对急于军事进剿的主张，习书记给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张仲良打电话：“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但也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后始可行动。”据此，青海省委、省政府对项谦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政治争取工作。从1949年9月至1952年4月上旬，在长达两年时间内，先后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省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扎喜、省政协副秘书长古嘉赛等藏族知名人士17次共43人(次)前往昂拉地区向项谦晓以利害，劝告他与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班禅额尔德尼和塔尔寺也曾派代表昂嘉格赖(西藏班禅驻青海办事处处长)等持函亲往商谈。但是项谦反复无常，反了降，降了又反，不时制造破坏活动。最后对项谦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平息了昂拉叛乱。项谦带着少数人马逃离昂拉，隐匿在同仁县境内的森林中。
习书记执行中央“军事清剿之后继之以政治争取”的方针，指示青海地方政府派人进山寻找。经过近两个月的奔波寻访、说服感化，终于使项谦返回到昂拉。
项谦归降后，受到习书记和青海省、中央民委多位负责同志的接见，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项谦此后彻底归顺，再无反复，被安置为尖扎县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主席(副州长)、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西北局、西北军区和习书记争取项谦的成功经验，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认为这些经验是成熟的、正确的，各地党委都有认真学习的必要，特别是民族聚居和杂居区的党委更应详加研究。
毛主席听了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的汇报后说：“孔明有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了个十擒十放。”后来，毛主席见到习书记，还打趣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与收服项谦差不多同期，习书记对甘肃省甘南藏区藏族首领黄正清开展统战工作，使甘南藏区同样实现了和平解放。
黄正清，藏名罗桑泽旺，甘南藏族地区拉卜楞寺的领袖人物，曾任国民党甘南保安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1949年在解放军大军压境时，蒋介石也在争取他，用飞机给他空投了委任状和枪支弹药，并派人动员他与解放军作战。蒋介石承诺：如果战败，一定派飞机接黄正清全家去台湾。习书记及时要求甘肃党组织派得力干部做黄正清的工作，促使他很快率领藏军起义，并协助我军剿灭了甘南叛匪，受到中央军委的嘉奖。黄正清亲往兰州拜见了彭德怀、贺龙和习书记。黄正清后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自1949年习书记与黄正清相识以后，共同为推进甘南乃至甘肃的发展和建设做了许多工作。习书记在深圳休养时，黄正清多次探望。由此，他们成为终生挚友。黄正清在海南休养及至后来在兰州治病时，习书记都委托我去看望过他。
“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习书记和十世班禅大师的深厚感情更是人人皆知。
新中国成立之初，习书记在西安与班禅相识时，班禅不过13岁，仅大习书记的长子习正宁(又名习富平)两岁，习书记常常把他接到西北局大院和正宁玩耍。到北京后，几乎每个春节，班禅都是和习书记全家一块过的。这些活动，我都随同参加了。他们亲如一家的欢声笑语，至今历历在目。
历经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班禅始终把习书记作为他最为信赖的朋友。习书记复出到广东工作不久，班禅即去广州看望，一见面就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习书记从广东回到中央，分管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他们接触的机会更多。1982年5月26日，习书记在人民大会堂约见班禅谈话，乌兰夫、杨静仁等领导同志在座。习书记对班禅说：“我们认识31年了，是好朋友、老朋友了。中间经过‘文化大革命’，你挨斗比我们这些老干部还厉害。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你是宗教领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已经同意你回西藏，不过，注意不要太劳累，还要注意掌握民族宗教政策。”
1989年1月初，十世班禅离开北京去西藏主持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临行前，他专程去向习书记告别。习书记十分关切地说：“冬季西藏缺氧，大师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又拍拍他的肩膀劝慰道：“您要劳逸结合呀!”十世班禅说：“合葬五世至九世班禅，并为灵塔祀殿开光，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一桩心愿，办完这件事，我就是死，也瞑目了。”习书记马上说：“大师别讲什么死不死的，佛不要你走，马克思也不要你走。”
不料，十世班禅1月28日在主持灵塔开光典礼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51岁。噩耗传来，习书记十分悲痛，撰写了《深切怀念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班禅大师》一文，发表在2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
文中，习书记动情地回忆了和班禅大师40年的深厚友情，特别回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有关西藏问题的英明决策和促进西藏民族团结的历史，也深刻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西藏工作出现“左”的偏差的经验教训。
班禅大师1962年5月向国务院呈送的那份后来获罪的《七万言书》，实际上是一份关于西藏问题的工作报告，系统地提出了他对西藏和其他藏区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受周总理委托，习书记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以及阿沛·阿旺晋美等共同研究形成了旨在西藏工作中“纠‘左’防急”的文件。但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文件未能贯彻执行，而且班禅大师的《七万言书》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习书记、李维汉也因此受到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书记和班禅大师又得以重逢。班禅大师很不安地对习书记说：“因为我的《七万言书》，把你给连累了，真对不起。”习书记说：“这不是谁连累谁的问题，我们都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见识，党对你是了解的。”
选派“军中翰林”治藏
说到习书记和班禅的友谊，就不得不提到中共西藏工委原副书记范明同志。
范明是陕西临潼人，1932年参加革命。1946年，习书记曾派范明“单刀赴会”——只身策动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部起义，即有名的“横山起义”。他学识渊博，彭德怀司令员称他是“军中翰林”;他智勇双全，善于和藏族上层人物打交道。习书记当年派往甘南策反黄正清的得力干部中就有范明。1949年，为贯彻毛主席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指示，彭总和习书记把保护班禅、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的工作交给了范明。他由此成为我党我军最早从事西藏工作、研究西藏问题的高级干部。
范明执行党中央和西北局有关西藏工作的正确决策取得了重大成果。在1951年欢迎班禅到京的隆重仪式上，周恩来总理在与班禅互赠哈达后，握着范明的手说：“你为中国的统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
1951年12月15日，习书记抵达青海省西宁市，代表党中央、毛主席为班禅返藏送行。12月18日，他在对西北局进藏干部讲话中强调，处理西藏问题“不要犯急性病，要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在西藏，有些事情宁可迟办，不可急办，不怕慢，只要搞好，否则反而要走弯路”。
范明受命千里迢迢护送班禅返回西藏后，在西藏工作中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西北局习书记的指示，调查研究藏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历史等情况，和西南局的进藏干部团结一致，和西藏人民团结一致，取得了富有成效的工作业绩。
我任习书记秘书后，即与范明相识，凡他拜见习书记，大都经我联系。范明学识渊博，又待人和蔼可亲，我非常敬佩。因此，我们的交往比较密切。他入藏以后，我和他少了联系，却多了关注，他日后多舛的命运使我十分痛心。
1958年，范明被打成了“右派”，1962年4月得到平反。过了5个月，所谓的“习仲勋反党集团案”又牵扯到了范明。1962年9月19日，范明被戴上手铐，锒铛入狱，其罪状之一就是“习仲勋叫范明到北京闹翻案”。直到1984年范明才得到平反。这年4月，复出后的范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班禅大师。班禅一见范明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抱着范明痛哭，而后设宴款待范明，后来又特意送一张他签名的标准照片给范明作为纪念。
2001年，范明撰写了《记习仲勋的革命业绩》一文，深情地回忆了习书记在西北地区妥善解决民族问题，特别是有关藏族问题的丰功伟绩。
把党外人士看作自己人
收服项谦，策反黄正清，团结和支持班禅，是习书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统战工作的大手笔，而习书记以诚挚宽厚的人格魅力折服许多党外人士，则贯穿了他的一生。不论在西北、在中央，还是在广东，他结交了各族、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特别是不少党外知名人士，例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上层人物，诸如喜饶嘉措(藏)、赛福鼎(维)、包尔汉(维)、马腾蔼(回)、王越丰(黎)等，我在此无法一一尽述。习书记把这些党外人士真正看做自己人，党外人士也同样把习书记当做最知心的朋友，在他面前无保留、不拘束、敢直言。
民革中央原主席屈武先生是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于右任的女婿，也是习书记的陕西老乡，又是老朋友。一次，屈武去家里看望习书记，新上岗的警卫战士不认识，挡了他的驾。这位老朋友进家后，见面头一句就对习书记打趣地说：“贵府真是侯门深似海啊!”习书记起初不知道这话从何说起，当弄清楚是警卫慢待了他时，当即向他赔礼道歉，反倒使屈武先生心生歉意，有点不好意思了。
党外人士余心清先生(我们习惯尊称他为“余心老”)，同国民党元老冯玉祥将军是儿女亲家。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和习书记共事多年，相敬如宾。1958年秋，习书记由余心老、周总理的秘书许明、国务院秘书厅副主任丁乃光等陪同，我也随同，一起去西北几省考察调研。对当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浮夸风、瞎指挥，习书记和余心老都甚为担忧。在批评冒进蛮干的同时，他们一起对地方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初期，余心老被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揪斗，不仅身体受到摧残，人格也受到莫大的侮辱，终于不堪忍受而愤然自尽。
多年后，习书记仍痛心地对我说：“余心老是一位跟着党走的高级知识分子，刚直不阿，为人正派。‘士可杀不可辱’，他哪能受得了那种侮辱呢?我那时候要是在北京，开导开导，他兴许就不会走这条路了。”
习书记不仅在国内广泛地联系和团结党外人士，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还把统战工作做到国外。1979年至1981年，我跟他几次出访澳大利亚、美国、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在各国海外侨胞举行的欢迎宴会和座谈会上，他畅谈国内外形势及祖国的日益繁荣强大，讲爱祖国、讲大团结及祖国统一的必要性，并欢迎海外侨胞回大陆观光和投资。1981年，到瑞典出访时，适值台湾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毛松年在那里召开“欧洲华侨代表会议”，他认为这是做国民党工作的好机会，便让华侨代表给毛松年捎信说“如果毛松年愿意见我，我乐意见他，谈两岸三通，谈和平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都是中国人嘛”，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和平统一祖国的博大胸襟。
谋求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习书记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夙愿。习书记少年时代的同学、同乡陈建中(原名程建文)，早年和习书记先后参加革命，都加入了共产党。后来，陈建中被捕后投靠国民党，随蒋介石逃到台湾，担任国民党评议委员。因为和陈建中是同学、同乡的关系，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还将此列为习书记的一条“通敌”罪状。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陈建中托人捎信给习书记，表示愿意为台湾回归祖国统一大业作点贡献。习书记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邀请他回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陈建中。席间，两位老人回首往事，谈到祖国大陆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陈建中非常感慨，一再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和平统一祖国尽自己的努力。随后，江泽民和杨尚昆分别接见了陈建中。临走前，习书记在钓鱼台国宾馆为陈建中设宴饯行，并送给他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画的一幅《双牛图》。因为习书记和陈建中两人都属牛，送此画寓意深长。陈建中把它当做最珍贵的礼物收藏。
习书记待友至诚还体现在一些小事上。黄正清有一块瑞士产的手表坏了，当时国内没有办法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请习书记帮忙找人修理，习书记让我把表交给时任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王大使把表拿到国外修好后交给我。我获得自由后，在北京新街口西安饭庄和黄正清一块吃羊肉泡馍时，把表还给了他。黄正清感慨地说：“习书记遭了这么大的难，你也受了委屈，我这点小事算什么，还值得你这么认真记挂在心?”几十年后，习书记在深圳休息期间还问我是否把表还给了黄正清。当得知我早已归还，习书记笑着说：“那就好!”
作者：?? 张志功 来源：党史文苑 2016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