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党和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而道德正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成为政治权威建构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讨古代中国德治模式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分析其理论主张、制度创设、方针政策及其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对当今维护党和政府的权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权威是植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社会秩序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政治权威是一种公共权威，是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美国学者D·P·约翰逊指出政治权威就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合法性一般是指政治体系使人们产生和坚持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仰能力以及政治统治依据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和服从。因此，“合法性信仰对于维持支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对于那些历史非常悠久的政治系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道德力量是政治体系获得统治合法性进而享有权威的重要方面。在古代中国君臣民的等级架构中，政治权威通常指的就是君主权威。本文尝试从德治论入手，分析古代中国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探求历史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为当前我国政治权威的塑造提供参考。
一、中国古代德治模式的基本内容
德治是以一整套道德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以达到社会秩序的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统称。它主要通过舆论褒贬、教育疏导、沟通感化等自律性精神调整，以启迪人的知耻心、道义感和对善恶的判断能力。“道德不倡、天下不宁”，在古代中国，道德一直是人们完善自我乃至治国安邦的主要工具。综观我国古代德治模式，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克明俊德的王道思想
传统德治理论的核心是把国家治理寄托在统治者个人品质上，主张“德者治天下”。“克明俊德、以新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意思是说：如果治国者能发扬光大高尚的道德，就可以做到帝王家族和睦，百官职守昭明，万国协调发展，天下民心和善。在《礼记·礼运》中这一传统治国道德目标，被描绘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从德治的方式说，即强调统治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张以君主个人伟大人格力量去感召天下。孔子认为治国从政者要遵守恭、敬、惠、义等道德“准则”，即“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礼记·礼运》)。
(二)治国为公的道德规范
以德居位、无德不贵是德治内容的重要原则。除了君主有明德，臣民更应为官清廉、公忠。为官者公忠与否，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公忠即为国、为民、为天下，忠心不二，《左传》《尚书》就有“以公灭私”的说法和“公家之利，知无不为”的规范性要求。唐太宗晚年总结德治经验，撰写《帝范》。其中《求贤》篇写道：“夫国之国辅，必有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其中廉洁是为官之宝，为政之本。孟子认为“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主张把爱民、重民、富民作为治国的重要目标。《论语》记载孔子答子贡“问政”的一句名言：民无信不立。《荀子·强国》言：“以德兼人者王。”君王要明，道善策，即行政决策要符合道德要求。“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日择人，二日因民，三日从时。”(《左传·昭公七年》)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和“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三)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思想
家族主义、家国一体，长期占据官方道德治国的地位。血缘——伦理——政治直接同一，把家族关系中的长幼之序上升为一般伦理法则，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秩序。尤以董仲舒的“三纲”为核心，即“孝”“忠一节”三个德目。官方道德治国主要靠这一伦理秩序的完美运转而达到长治久安。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那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的观念愈演愈烈，魏晋时又提出“以孝治天下”的口号。宋明理学大师朱熹将“孝”说成“德之本。”(《孝经刊误》)“忠”字从表面上看，“临患不忘国，忠也，以私害公，非忠也。”(《左传·昭公元年》)“节”要求保持男女间的主从关系，以维护家族利益。“孝”“忠”“节”及“三纲”之说，从各个方面规范人们的行为，希望通过协调人际关系而达到维系家族整体的存在，乃至社会秩序的稳定，体现了君主的统治需要。
(四)乐群贵和的价值思想
就是在处理公私关系和人际关系问题上，尊崇群体价值，克己奉公，严己宽人，注重社会协调和人际和谐的道德意识。道德的根本要求是克己奉公，“公欲胜私欲”，后来把“公”当作道德的最后标准。朱熹曾说：“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公”之核心是去私意，“背私之谓公”实质是培育人的一种整体精神，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宋明理学所倡“义利之辩”“理俗之辩”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公利而牺牲个人私欲的积极追求。乐群贵和的价值思想，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国家政权。
(五)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
在古代儒家看来，社会秩序的和谐状态，在根本上要靠人们普遍的道德养成。法律惩治只能在罪恶行为发生之后，进行一定的惩处。孔子认为统治者“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主张德法相济，内外兼施。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荀子把“礼”和“刑”视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儒家的主流思想认为最有效的统治方式莫过于以道德礼仪来化民向善，在道德教化失效之后，才能施行法律的惩戒。我国古代的法律规范是道德规范的提升，实质是依附于道德。这样一种政治方式，从德治的角度看，是借用法治的惩罚性手段强化德治效果;从法治的角度看，是道德规范的法律化。
二、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影响
(一)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积极影响
1.增强君主人格的感召力，培育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情感和合理性认同。为增强君主人格的感召力，古代社会往往要选择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君，或者将无可选择的君培养、塑造成道德高尚、令人钦佩的人，以获得民众情感支持。选择主要是由“天”依据抽象的民意来选择，如开国之君;有时候也由身份适当的人在协商的基础上或者独断的情形下进行选择，如汉文帝、汉宣帝的例子。对无可选择的君进行培养和塑造，朱元璋这样的放牛娃出身的帝王，就是在刘基、宋濂等人的辅导下“讲论道德，修明治术”(《明史·儒林传》)的。与之相反相成的，是将“尊圣者为王”(《苟子·君子》)转变成“尊王者为圣”。帝王将“内圣”之德落实到“仁政”、“爱民”的治国方略中，通过实行轻徭薄赋、兴修水利、备荒救荒、推行教化等多种政策，使百姓得到实惠，从而收到“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苟子·王霸》)，或者“上有欢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汉书·高后纪》)那样的统治效果。
2.在政府决策失误或面临重大危机时容易得到民众一定程度的理解或默许，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大概是对德治与君主权威关系的最经典的表述。意思是说当权者的政德，就像北极星那样具有定向作用和凝聚人心的功能。只有把政德原则贯彻到政治生活中去，政权的基础才会牢固。在统治者作出“君国之道，以民为本”(《明太宗实录》卷八十七)的承诺之后，事实上被剥夺了参与国家大事决策权力的广大民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和安慰。因实行德政而在民众那里结下的“恩”，也可能在政府后来出现政策失误或面临重大危机时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就像徐乐向汉武帝分析的，吴楚七国之乱发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所以政权没有出现“土崩之势”(《汉书·徐乐传》)。中国古代史上，由政治腐败到大规模反叛和政权更迭之间，总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差，以及许多反叛活动中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现象，和“先帝之德未衰”是有关的。
(二)古代德治模式对政治权威的负面影响
1.德治模式对君臣的要求近乎理想化，君臣难以做到。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把道德上限作为社会标准来要求人们，把理想中的道德状况看作德治社会追求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倾向。德治模式对君臣道德水准和政策水平近乎理想化的要求，使现实具体的君臣很难有符合标准的，所以民众会常常感到失望。君主与各级官吏们的个人素质往往是决定德治思想能否有效贯彻落实的关键。韩非就说过“贵仁者寡，能义者难”，要君臣修养达到圣人的高度是“必不得之数”(《韩非子·五蠹》)。实际上难做到，而又要求做到，这无异于将所有现实具体的君臣都送上道德法庭接受无休无止、无边无际的审判。举例说，如果像唐太宗那样的君主尚且被朱熹斥为“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朱熹集》卷三十六)，等而下之者就可想而知了。另外，在具体操作上，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倾向表现在它没有为那些统治者的行为设置一个道德底线，对他们缺乏一套强有力的规范约束机制，其结果是往往导致“人治”的局面，更难让民众满意。
2.政治与道德的现实冲突会影响到人们对君主的道德评价。虽然政治和道德有可以协调的一面，这是德治的基础，但两者毕竟还有冲突的一面。一些从政治的角度看是非常必要和非常正确的举措，从道德的角度看就未必如此。这同样影响到人们对君主的道德评价。如“以仁孝闻于天下”的汉文帝刚刚掌权的当天，就对自己的政敌采取措施，“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史记·吕太后本纪》)，这无疑是有损“圣德”的。周公诛管叔、放蔡叔，唐太宗弑兄逼父，朱元璋屠戮功臣，康熙大兴文字狱，等等，都是对德治的自我解构。所以，站在道德论的立场，人们很容易得出帝王的道德水准远在普通人的平均水平之下的印象。
3.利益多元化等因素影响人们对德政举措的认同。民众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其他特点，是影响人们对各种德政举措普遍和持久认同的重要因素。秦始皇筑长城，汉武帝伐匈奴，隋炀帝修运河，历代政府设置常平仓制度以备荒，等等，未必就不是对百姓有利的。但因为这些政策伤害到百姓的其他利益，所以也就遭到百姓的反对。而从政治运作的规则看，以人类已有的智慧，是很难找到一条让所有人的所有利益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如期待中的那种满足，而又无需任何人付出任何牺牲的办法的。另外，德治模式也催生了“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政治文化。人们习惯于等待政府来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主动地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等到确信政府已经变质，君主“无道”的时候，又会采取极端的方式来报复政府，“天街踏尽公卿骨”。
三、对当代政治权威建构的启示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我国传统的主要依靠强制力的政治权威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出现了一些弱化甚至是反叛权威的现象。我国当前的政治权威主要就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如何建构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政治权威的建构应借鉴历史经验和吸取历史教训，高度重视德治的积极作用，克服德治的负面影响，不断培植、更新和重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资源。
(一)以德治“官”是提升党和政府政治权威的保证
古代的德治思想认为，官德导向民风正邪，官品决定民心向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政治权威与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以德治“官”对于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塑造其良好的政治和道德形象，保障政治体系权威在时空上的延伸具有重要意义。
推行以德治“官”，最重要的是建立和完善适应时代特点的干部道德规范。制定干部道德规范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正确理解干部道德的内涵。党员干部道德是指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全体公职人员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在公共领域行为规范的一种要求和期望。干部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包括公正廉洁、恪尽职守、勤政爱民等内容。(2)减少道德规范的不确定和短期因素。当今的道德规范有许多政治性因素，而“政治性的知识和思想难以被普遍地、稳定地承认为至善至真”，建立其上的道德体系效力难以得到保障。在新道德体系的构建中，需要促进政治权威与思想界的深入结合，以便提供新的思想极限作为新道德体系的效力基础，让道德规范有稳定持久的效力和权威性。(3)注意党员干部多种角色道德的协调统一。传统观念中，我们习惯于要求党员干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无私奉献，现实中却难以真正实行。党员干部同时还是单位领导、丈夫、父亲、顾客等多重社会角色的主体，不同角色所代表和维护的利益有一定的差异或冲突。把党员干部设想成无限高尚的“道德人”，忽视了人性所具有的经济人的一面，反而会增强人们对干部职业道德的不信任感。要维护道德规范的严肃性和可行性，官德建设应该结合人的道德性和经济性假设，把官员多种角色的责任、角色调解等角色道德统一起来，作出理智化的规定。有关部门要依据干部道德规范，对各级干部有组织、有计划地施加影响，使之掌握必要的道德知识，形成相应道德情感，提高道德自律能力。党员干部自身也要注重修养，带头以高尚的思想、良好的道德来要求自己，在全社会做出表率，取信于民。
(二)加强制度道德建设是提高党和政府政治权威的关键
政治的正义性和道德性是取得政治共识的前提和基础。儒家的以德为基、仁本礼用的政治逻辑，与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原则相契合。国家政权必须建立在道德精神的基础之上，中国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制度应具有伦理基础。我国当前的一些腐败现象，就与干部人事制度上的不正之风、监督无力等制度道德问题密切相关。解决制度道德问题比解决干部个人道德问题更重要、更迫切。以制度道德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德治方略有效施行，使政治权威获得法治与道德的双重支持。
制度道德的核心是社会正义，党和政府应该确立和追求善治的价值理念，从多方面入手实现制度道德。(1)完善干部公开选拔与竞争机制。落实群众对选人用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选拔领导干部。(2)强化干部任职程序与考察制度。要注重对干部政治素质的考察，坚决防止和纠正重才轻德的现象。(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要完善公开制度，产生权力运作的公正机制。重视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防止滥用权力，严惩贪赃枉法。另外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4)建立激励机制，强化道德回报。国家和社会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有效的道德回报机制，对德行代价予以回报。特别要强调的是，应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平衡原则，注意运用利益机制调动党员干部遵守职业道德规范的自觉性。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政治社会化是党和政府始终保持权威的基础
德治教化是我国古代德治模式治理百姓的首选政策。统治者通过学校和其他手段教育民众，使得儒家文化倡导的政治价值及道德理念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教化之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社会化思想，它在维系政治系统和政治文化延传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治社会化一般是指公民获得本国政治文化，包括政治信念、政治倾向和政治价值的发展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被统治者除了对权力的外在服从外，还应当对权力统治具有发自内心的不可动摇的信任和深厚持久的忠诚，如果缺失这种忠诚和信仰基础，那么权力的统治只是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政治社会化最主要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和坚定国家公民对政府的信心、信任和信赖，从思想深处树立现政府最能代表公民利益的理念。因此，协调、整合社会各层次的利益和价值诉求，通过政治社会化，培育人们共同遵循的社会文化和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人们对政治权威的忠诚情感。
思想政治工作在形成政治认知、校正政治评价、培养良好的政治心理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政治社会化的具体实现形式。当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需要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定位，利用各种手段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培养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强化政治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
(四)提高德政绩效是创设和维系政治体系权威的根本
政治体系的实际运行决定着民众对该政权的认可程度。思想政治工作为公民认同党和政府的权威提供了一种可能，而政治权威的维系最终取决于政府的德政绩效。“即使传统的政治体系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但如其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亦会慢慢地消耗其统治的合法性。”当前，民众的利益诉求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愿望日趋强烈，民众期望无限性和实际绩效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由于“政治体系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于困难”。要建构政治权威的理想状态，执政党和政府必须正视执政和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真正将人民各方面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
要提高政府德政绩效，必须完善干部政绩评价体系，促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应从评价的主体、内容、保障等方面规范政绩评价行为，实现干部政绩评价的法治化与科学化，保证正确的政绩观落到实处。党和政府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高自身的现代素质，以民为本，以制度建设为杠杆，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提升经济绩效的同时，要重视民主化、公正、社会和谐程度、生态环境等目标，扩大政治参与，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建设同时推进，不仅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减少因政策上的失误和挫折形成的“成就缩小效应”，增强民众的承受力，避免产生对政治体系的排斥心理，从而有效维护政治权威。
秦馨，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