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极右翼势力已经遍及各地，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组织。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将自己既看成是现实受害者的代表，也看成是历史受害者的代表。疑欧党派和右翼势力的群体性崛起，不是偶然的，这是欧洲民众反体制情绪的集中爆发。这些党派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左右欧盟发展走向，但从长远来看极有可能重塑欧洲政治生态，增加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
欧洲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三民主义”威胁
在美国，冲击传统政治体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异军突起;在欧洲，人们对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出现反体制的各类政党。近几年在国际上这些政党有多个标签，如右翼政党、极右翼政党、“反体制”政党、非主流政党或非传统政党。
欧洲极右翼党派的主要政策主张有两点：一是反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二是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前者的表现形式是民粹主义，后者是民族主义，因而在竞争力下滑的欧盟国家迅速崛起，成为开放社会与全球化、一体化负面效应的政治宣泄，在社会下层民众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度。
在欧洲，极右翼势力已经遍及各地，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形形色色的极右翼组织。其中，尤以德国、奥地利、意大利为典型。说它们是典型，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三个国家的极右翼势力与法西斯有着极深厚的历史渊源，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是法西斯的滋生地。
这些极右翼组织“经历了思想上的整容，装出了民主的样子”，“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能够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形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它们表示遵纪守法，丝毫不见法西斯的歇斯底里狂态;它们以反对党的身份攻击执政党腐败以争取选民;它们打着解决社会难题的幌子，将犯罪和失业归咎于外籍移民，以掩盖煽动种族仇恨的排外主义;它们公开或者隐晦地赞赏法西斯的政策主张，却小心地不留下违法把柄;它们知道利用合法身份，经过合法程序去夺取政权。这种极右翼势力，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欧洲的极右翼势力将自己既看成是现实受害者的代表，也看成是历史受害者的代表。所谓现实受害者，是指欧洲社会上比率始终居高不下的失业大军，以及日益感到不公正、贫困、犯罪威胁的普通群众。极右翼势力认为，加害于他们的，是伴随各种犯罪一起来到欧洲的2000万外籍移民。于是，反对外籍移民的排外主张，就赢得了相当的社会同情，而在各种暴力活动中惨遭不幸的外籍移民，本来是受害者，却变成了罪有应得的“加害者”。这是当前欧洲极右翼势力发展的普遍社会基础。所谓历史受害者，就是将自己也说成是历史上老法西斯的受害者。这一点，在奥地利最明显。奥地利国内的许多人认为，奥地利是1945年被盟军解放的，不是被战败的，奥地利是希特勒德国的“第一个受害国”。这样，在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即使不算“加害者”，也是“帮凶者”的奥地利，却变成了“受害者”。奥地利自由党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国内的这种社会情绪，为自己执政铺平了道路。
在欧债危机爆发六年多来，欧洲极右翼势力把自己打扮成紧缩政策的受害者、欧洲一体化的受害者、民主体制的受害者、全球化的受害者，因此出现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同流合污的局面。
欧洲民粹主义盛行根源于内忧外患
极右势力和反欧政党只是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民粹主义具体表现。什么原因助长了欧洲民粹主义勃兴呢?疑欧党派和右翼势力的群体性崛起，不是偶然的，这是欧洲民众反体制情绪的集中爆发。这些党派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左右欧盟发展走向，但从长远来看极有可能重塑欧洲政治生态，增加了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
欧洲政治的不确定性从何而来呢?首先是欧债危机冲击。欧债危机造成欧盟2600万失业大军，西班牙和希腊等国青年人失业率超过50%，欧盟推行的紧缩政策造成大量的社会政治问题，欧洲议会选举于是成为选民发泄不满的牺牲品。近年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更加剧了欧洲政治的分裂。
其次是全球化冲击。这些年来，全球化造成欧盟跨国流动提升，冲击原有秩序。过去跨境流动的往往是资金和低成本产品。如今，在互联网的推动下，跨国流动的则是创意和服务。随着各种工作岗位被条码和字节替代，社会分化日渐明显。全球化的新面貌不但威胁到西方的制造业岗位，也威胁到了许多服务业岗位。互联网正在令跨国业务发生改变，产生新型的赢家和输家，造成社会不平等问题突出，各国、各地区、各行业造成的分化加剧。面对新型国家崛起和世界变迁，欧盟国家人民普遍对未来较悲观。
再次是政治红利大幅削减。不仅全球化红利，而且其他政治红利，如冷战结束的红利、欧盟扩大的红利、安全红利，在欧债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等冲击下，日益消失殆尽。欧盟作为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地位在流失，甚至欧元区本身也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真乃此一时、彼一时。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欧盟代表先进。然而今非昔比，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去年底访问中国后，声称要走符合奥地利国情的发展道路，让欧盟唏嘘不已;希腊等问题国家更是不能通过货币贬值消除债务危机，让越来越多的欧盟国家认为，欧盟模式限制了成员国选择，可能不先进反而是落后的。
总之，重重危机与全球化双重冲击，集中体现在欧盟国家的竞争力和认同度上。对欧盟国家竞争力不断流失的忧虑、对欧盟和现行体制认同的下降，是反体制政党在这场选举中支持率激增、引发欧洲地震的元凶。从经济上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叠加主权债务危机，欧洲整体经济竞争力下滑，国际地位下降，失业率高企，移民问题凸显，许多民众不能切身感受到欧盟的好处。从政治体制来说，民主合法性遭到质疑，欧盟近年饱受“民主赤字”困扰。近年来，在法国、荷兰、芬兰、意大利、瑞士、丹麦、奥地利、挪威和瑞典，极右力量在上升，有些右翼政党甚至在选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权，有些右翼政党虽未在选举中获胜，但仍能对其国家的领导人施加影响。因此，今天的欧洲已不再是一个“多文化”、“准社会主义”的堡垒了。此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马佐尔的分析也颇有见地。在他看来，一些欧洲人或倒向极右，或抛弃政党政治，因为他们失去了对政治阶级的信任，也即将失去对民主制度的信任。由此而来的政治危机不仅会损害欧洲一体化，而且还会危及欧洲民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
作者：王义桅 来源：人民论坛 2016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