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依据冷战后特殊国际环境下国际政治斗争的特点、内容及表现，全面地分析了在当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存在的诸多矛盾的折冲、各大小国家力量分化组合的趋向、国际战略格局中多极与单极优势地位争夺的前景等一系列至关重大的国际问题，在此基础上并进一步指出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又局部动荡、国际体系进入空前变革与改造过程的必然规律和结果，对西方国家顽固推行的强权政治及霸权主义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展开了深入揭露和批判。
饱经沧桑的20世纪已经过去，寄满希望的21世纪正在向人类一步步走来。在20世纪的100年中，国际社会共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持续了近50年的冷战。到20世纪最后10年，虽然冷战结束，但是又发生了一连串的地区冲突、军备扩张和种种宗教、民族危机。从目前看，在冷战期间被掩盖和压抑的各类矛盾仍在不断暴露，不同国家的经济、政治力量亦在加快分化组合，特别是世界秩序中的南方与北方、经济全球化中的富国与穷国、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多极与单极、国际安全环境中的稳定与动荡等矛盾，都在通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和转化，努力朝着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推进。在这里，如何正确认识冷战后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的性质，充分了解其表现和战略走向，从总体上把握此类矛盾和斗争的运作机制与规律，便成为人们在研究内政外交的理论涵构及决策支持要素时，必须认真对待和处理的至关重要课题。
一、判断冷战后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的系统标准
国际政治矛盾多种多样，既有普遍性矛盾，也有主要矛盾。凡是发生于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常见矛盾，都可以称作是普遍性国际政治矛盾。而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则不同，它是指在一个既定时期内，世界上主要国家间的战略利益冲突，此类利益冲突对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往往具有重要影响。主要国际政治矛盾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特点〔1〕：
1.矛盾发生于主要国家之间;
2.种矛盾关系到这些国家的战略利益;
3.矛盾影响着世界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
国际政治中的矛盾盘根错节，但与大国利益没有重要关系的矛盾通常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世界上无论国家有多少，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反映的都是大国间的利益关系。无论大国间的矛盾与它们的战略利益有什么密切关系，如果这一矛盾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实际影响，那么这一矛盾也难以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一般说来，大国之间的任何矛盾都会影响到中小国家对外政策选择，但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那些影响面较小的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国际政治矛盾。一次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二次世界大战前，法西斯国家的扩张与反法西斯扩张的矛盾是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冷战开始后，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当时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矛盾。冷战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期，其间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不变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其实，在冷战期间，国际政治斗争主要是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对抗这一点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变化，但其矛盾对抗的性质在前期与后期却有着很大不同，就是说，当时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已经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转向美苏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冷战史前后达50年，由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内部分裂和苏联在全面实力较量中的势弱，等冷战刚一结束，苏联便很快解体，从此美国遂开始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称霸取代美苏争霸，可以认为是冷战后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最重要区别。因此，在判断什么是冷战后的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时，必须从美国与其它世界主要力量的矛盾入手。
二、冷战后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的特征及战略走向
1、冷战后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的主要特征及实际表现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即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美国称霸。美国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全面优势，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比冷战前更为恶性膨胀。美国在谋求其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大都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2〕：第一，真正的全球性。冷战期间，美国谋求全球霸权一般都着眼于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只是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并显示一种"扩张-收缩-扩张"的征象。而冷战后，美国则真正着眼于控制全球，想做世界事务的领导者，事实上具备了完全意义的"全球"性。第二，高度的综合性。美国谋求全球霸权的目标和手段已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向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环境等诸多领域扩展。从目标和任务上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就是加强自身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繁荣和输出民主，充分反映了综合性战略的特点。从手段上说，美国既重视物质、强力一类的硬手段，如强调保持领先的军事优势等;又重视精神、诱变一类的软手段，如通过贸易交往、金融联系、政治影响、信息渗入和文化扩张等各种途径达到称霸目的。第三，鲜明的进攻性。这种进攻性从海湾战争到中东危机乃至巴尔干事件，都暴露得十分露骨。近些年，美国几乎在全球的所有主要"热点"地区都摆出了一副进攻架式，简直咄咄逼人。如美国对"恐怖主义基地"发动导弹攻击，空袭伊拉克，实现北约的首轮东扩，核查朝鲜地下核设施，甚至对南联盟长达数十天的狂轰滥炸等，无一不显示美国对外战略的极大进攻性。针对美国妄图称霸世界的种种行径，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义愤，就连美国的一些盟国也颇为不满。围绕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相应地便会有不同问题、不同利益、不同性质、不同形式的各个大国与美国乃至中小国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斗争。
2、冷战后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的战略走向与格局 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企图称霸世界，这无疑预示着美国在冷战后特别是新世纪初的重要政治走向。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推行的一整套称霸战略，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不能不引起众多国家的普遍关注。至少从近期估计的结果分析，会造成国际政治矛盾主要方面的激化和斗争。主要表现在〔3〕：第一，美国建立"单极世界"或"一极世界"的努力，必然会恶化它同世界主要大国和大国力量之间的关系，加剧它们的矛盾和冲突。前几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其实并未实现美国的初衷，不仅僵化了俄美矛盾、复杂化了中美关系，而且打乱了欧洲的经济局面和安全环境，埋下了美欧日后发生冲突的隐患。第二，美国如此一意孤行，那么必然要强化它在国际上的干涉行动，往往不得不以民族和宗教争端为借口，而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又是冷战后对国际安全形势会产生异常消极影响的一个因素，美国去捅这个马蜂窝，势必要惹出大乱子，如印巴重燃克什米尔争端，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以及世界其它地区新近激化的民族和宗教冲突，都同美国在南联盟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有关。第三，美国的霸权行径，使战后国际社会在深刻总结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遭到粗暴践踏，使其合法性和权威性被严重破坏，世界上形形色色的势力与组织由于美国的恣意妄为，其活动不仅未受到约束和规范，反而可能更加肆无忌惮，至少国际裁军、军控进程失去控制，目无章法和道义的国际犯罪难以给予惩戒。这对整个世界的安全和秩序肯定是一种巨大干扰与损害，不能不激起许多主张正义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冷战后，在国际政治领域，几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始终呈现出一种以美国称霸为主要矛盾，其它大国反对美国称霸而构成矛盾主要方面的全球格局。在这里，各个大国相互矛盾和制肘的主从关系是〔4〕：美国与中俄两国的主要矛盾性质相似，就是美国要巩固以自己为霸权的国际秩序，而中俄两国则反对美国的霸权秩序，一直共同致力多极国际格局的形成。西欧和日本与美国的主要矛盾相似，即美国的霸权体系使它们在欧洲和东亚分别处于随从地位，而西欧与日本又不甘心在地区事务中与美国的不平等关系，不放过机会向美国争取平等的伙伴地位。美欧不平等关系的矛盾主要是表现在安全关系方面，欧洲国家不愿意由美国长期主导欧洲的安全事务。在政治上，欧洲大国也不希望美国一家称霸世界。至于美日的不平等关系，则存在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但双方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矛盾并不突出，主要矛盾往往集中于经济方面。日欧与美国争平等地位其实就是争取更加独立的政策制定权，矛盾的实质是战略主导权的争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主要矛盾是相互担心对方建立地区霸权。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态，即使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但日本政府总是做出许多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事。冷战后，中俄在政治和安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矛盾，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双边经贸关系弱，虽然双方都对经贸关系不满意，却又无力改变现状。中国与西欧的主要矛盾是政治分歧。欧洲国家反复支持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搞对抗政策。在这方面，分歧严重，突出地表现在是否同意国际社会有权对一国人权事务进行干预。俄罗斯与西欧的战略矛盾主要是北约东扩问题。北约东扩战略的目标是将俄罗斯的周边国家纳入北约范围，这样，北约的军事力量就可以部署到俄罗斯的门口，对俄罗斯形成的军事战略压力日益现实和深重。北约东扩不仅是欧洲国家的战略意图，也是美国称霸世界全盘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俄罗斯从反对北约东扩的战略需要出发也得反对美国的称霸。日俄矛盾的焦点是领土问题。冷战以后，日俄关系有了较大发展，但双方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分歧仍无法解决。据估计，在中期内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能性不大。日本与西欧的矛盾主要是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并非战略性矛盾，日本与西欧在政治上没有分歧，在安全上也无利益冲突，在经济上是正常的竞争关系。由此可见，在大国关系中，美国称霸与其它国家反霸或争取平等地位显然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
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在冷战后所要建立的是一种全球范围的制度性霸权，这有别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霸权。先前所有的霸权一般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用强制方法来实现自己的国外利益。而美国与以往霸权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它并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力图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化霸权体系，以致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及有形与无形的国际规范和机制〔5〕。制度化的霸权体系是通过建立多数国家接受的国际规范，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合法化，以便得到较多国家的政治支持，减少霸权政策对武力的过分依赖，因而美国就尽量利用多边国际组织来实施其霸权。正是由于美国要建立的是制度性霸权体系，这样，冷战后称霸与反霸的根本要害就成了国际规范之争，即在世界上建立什么样的国际规范的矛盾。制度性霸权的基础是由实力加上国际规范，所以，在冷战后美国一直在为推动新国际规范的建立不遗余力。因为美国所要建立的国际规范完全是从有利于美国的霸权角度考虑，不可避免会威胁到其它大国的战略利益，大国之间以建立新的国际规范为矛盾焦点，围绕着军事、政治、经济纠纷而一直在展开激烈较量。
三、冷战后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的重点目标与总体态势
1.治矛盾和斗争的多重目标
在冷战前的近百年中，世界格局由于长期受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时代的主题始终是战争与革命，而当今时代的主题已转变为和平与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不仅国际社会的生存、运作方式在不断变化，同样，国际政治斗争的内容与目标也在陆续更新和转换。特别是新技术革命以来，高科技在各国的迅猛发展，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军事软战化、科技跨域化趋势，使国际政治斗争变得越来越多样、复杂和隐蔽。冷战后，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的直接目标和主要内容已逐步演变为：
其一，以军事为后盾的武力威胁演变成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全面竞争。
其二，明火执杖的政治干涉演变成和平渗透。
其三，有形的对外扩张演变成无形的协作或伙伴关系。
其四，由一国主宰充当国际宪兵演变成由一国主导、多国联合行动。
其五，大国霸权借助国际机构扰乱世界公正与和平。
其六，超级大国凭借经济优势动辄制裁别国。
其七，以文化做工具实行对外入侵。
其八，以跨国公司为阵地进行金融、投资、知识产权的掠夺性输出。
冷战结束无论对国际政治，还是全球经济、军事或安全，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使其很快进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既是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更迭和重组、调整，也是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及其未来发展模式的前期预演。为着抢占最有利的发展位势，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包括一些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争斗将会愈演愈烈。
2.战后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的复合交叉态势 还在冷战后期，大国之间的种种实力较量，就使国际关系一步步演变为能容纳多元领域的相互依存体系，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的主导因素开始呈现出复杂、协同的特征，而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成分在国际政治中作用的强化，便促使这种趋势深入向前发展，以致引起后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一系列变动。在当今时代，经济水平已成为整合国际政治力量的重要支体，科技能力已构成国际政治变革的机制保证，文化素质已升级为国际政治运作的关键变量。正是这些因素对国际社会的有力冲击与牵引，因而明显加快了整个国际环境的一连串转替。国际政治现实中，一种多重矛盾和斗争错综并举，同时又交叉递进、此消彼长的战略态势，在冷战后表现得十分鲜明和突出〔6〕。
其一，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日益进入国际政治斗争中心舞台，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产业革命既推动着世界经济政治化，又加快了国际政治经济化，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相应内容与形式，国际政治体系正在经历一场空前未有的重构和转型。
早在冷战时期，高科技和知识经济就在一些国家逐步奠定胚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冷战结束以后，便形成席卷全球之势。知识经济的本质是以高科技和知识创新做基础。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显然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和全球格局中制胜的根本。在二次大战前，政治利益关系往往是国家之间关系的要害。如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乃至科技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同政治利益等量齐观。在许多情况下，知识经济甚至成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外扩张的得力工具。通过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跨域化，人们可以看到：第一，由于经济、科技、文化全球力量分布的变动，国际政治体系已在发生比过去远为深刻的改组。一国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及分工同样变得日渐模糊。第二，以往维持国际政治体系稳定的一些国际行为准则开始受到严峻挑战，虽然调整的幅度在不断加大，但如何制定新的国际行为规则却一直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焦点。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既有物质资本的扩张，又有强权政治的渗透。处于经济体系核心的发达国家肯定受益最大，而处于经济体系中间层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处于经济体系外围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未必能得到多大实惠。高科技和知识经济正在改变过去科技与经济、政治联系的不同步性，其作用表现得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显著。实际上，在现今国际关系中，多极科技实体与多极政治力量、多极经济联盟已构成一种对应并立之势，成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进行国际政治斗争的分野和圈层。冷战后，所谓世界五大政治力量、三大经济区域及若干次区域直至数量众多的全球性科技协作共同体，往往都是由国际政治斗争演绎而出的必然发展结局。
其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将使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出现新的消长，但一超多强、南北贫富悬殊的总体状况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单极与多极、称霸与反霸的较量仍然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主要斗争目标。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之间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导向、科技为动力、军事为后盾的综合国力竞争将持续向深层次、结构性方向拓展。由于各个国家国情和国力强弱的不同，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对比在长时期内都会呈现出一种极端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的集中表现就是西强东弱、北富南穷、一超多强。占世界人口不到1/5的24个发达国家，竟拥有世界经济总量的3/4，而占世界人口4/5的发展中国家却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其中51个非洲国家仅占14%。北富南穷的状况一时还无法转变，西强东弱是当前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美国凭借其综合国力优势向全球进行战略扩张势必会有一个较长的阶段，但一些大国和力量中心自主发展，构成对美制约乃至抗衡的力量，也是一种历史潮流。多极与单极、反霸与称霸的国际政治斗争不但会向纵深发展，从长远看，只要中国在经济、政治上进一步强大，俄罗斯实力地位真正得到恢复，西欧自立一极的努力取得全面成功，美国的超强地位和建立单极秩序的图谋就很难继续维持。在多极化曲折发展的过渡时期，大国间的经济、政治实力对比与各自利益调整往往具有多变性和反复性，这样，在全球格局中，寻求一种总体协调和较为稳定的关系架构，并着眼于本国在新形势下的战略部署和对策定位，因而使综合国力竞争朝着更加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推进，便是越来越多国家展开国际政治斗争的有效手段和出路选择。
其三，世界格局的下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将同美国的全球战略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综合国力竞争、地缘战略角逐和构筑"国际新秩序"三大前沿气势紧逼，使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斗争变得尤为阵线交错、风云莫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将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从单一的欧洲中心继而转向欧亚并重，把首要目标放到防止欧亚地区出现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强国和力量，以确保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安全利益。至于欧亚两地区相比，欧洲又是美国全球扩张的战略基地。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更会加紧在亚太区域布防设阵，拖住日本，积极建构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亚太安全配套体系，而防范和遏制中国的一面已经日趋明显。美国采取如此步骤，从本质上看，就是要按照自身的意志和利益来构建美国式的全球秩序，以达到称霸的目的。美国不仅在地缘战略上倚重欧洲，拉拢日本，竭力掌控亚太地区;而且，还充分利用其综合国力优势，设法在中国、俄国全面崛起前抓紧建成本国的一统天下。目前，美国正在全力发展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力图保持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持久领先。同时，美国又在大力推进军事领域的调整，从多方面重塑世界军事战略格局。特别是美国新近推出的国家导弹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既是借助经济实力和先进武器打破全球战略平衡，也是将其政治斗争对手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序幕。美国的如意算盘未必都能赢得欧洲、日本的欢心，这些国家同样蕴藏着不少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美国的强权政治和扩张战略，斗争最为坚决的当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霸的旗帜下，各种政治力量正在重新集结，美国妄图建立世界单极霸权秩序，肯定会遇到来自不同阵线的联合抗争与重重阻力。
其四，世界和平大局在较长时期内可以维持，但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同样在增多。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军事实力不但是保障国家安全、支撑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国际政治斗争中显耀国威、促进总体战略格局平衡发展的必不可少条件。
还在冷战后期，世界经济和政治由于受高科技及其社会化的影响，就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内外政策的目标。要真正发展经济，又必须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向前，不仅摧毁了僵持对立的冷战局面，也使世界新秩序初露轮廓。随着全球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加深，各国、各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及利益交织持续增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日估计打不起来。但由于在现今国际事务中仍存在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引发动乱的主要根源并未泯灭;同时，经济全球化照样会带来负面影响，特别在经济、安全领域容易产生新的矛盾与冲突;此外，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冷战结束，民族和宗教问题政治化、暴力化甚至国际化倾向大有继续扩展的危险，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安宁，凡此种种，说明世界和平的不确定、不安全因素的确在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军事实力绝不是很快就应降到最低限度，而是必须能保证本国全面安全，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可持续发展。单纯凭借军事和武力在国际社会恣意称霸的时代早就归为历史，然而在现实国际政治斗争中，无论通过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还是利用各方矛盾争取外交主动，都离不开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的配合与运筹。要维持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总体稳定与平衡，军事实力无疑是东西方大国都会一致重视的重要筹码。
冷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远比先前复杂。这是因为，一方面，冷战时期形成的西方大国的同盟关系仍在继续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末，北约和美日军事同盟甚至有所加强，而西方大国的相互磨擦乃至斗争又在有增无减。主要是美国保持和扩大领导地位的努力不断引起其它西方盟国的抵制，其它西方大国也在竭力争取扩大自身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在东西方，原来的美苏对抗和中苏对抗，都已由美俄、中俄之间既非对抗、又非同盟的关系取代，彼此间磨擦与合作同时并存。至于中美关系，则转变为一种"既斗争又合作、既磨擦又协调、斗争而不破裂、磨擦而不对抗"的高度灵活姿态。尽管各个大国存在诸多的利益冲突，却难以造成对立，尤其是不易引发全面的长期严重对抗，这样做无疑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一些大国彼此发展的各种伙伴关系、战略关系，即反映了有关大国寻求建立既非对抗、又非结盟的新型关系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冷战后经济、科技、文化因素在大国关系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但事实上政治和安全仍然是大国关系的核心与基础，大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或磨擦、冲突，往往都是围绕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而展开。对于我国来说，大国之间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形成与发展，从一定意义看，反而提供了好的机遇和条件，便于我国充分利用各种矛盾，从斗争中掌握在国际事务活动的主动权，因而大大推动现代化建设的预期进程。
作者：冯江源 刘月华 来源：学术探索 2002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