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世纪末以来一直处于世界各国之首，除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居于世界首位的财富积累之外，美国经济增长具有多种社会与政治基本面支撑，其中人力资本潜质、社会协作潜质、创新能力潜质以及霸权地位潜质都与美国经济增长深刻地相互影响着，使得美国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与其他主要大国既有相同规律，又有相当差别，在长期经济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一、人力资本潜质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影响机制，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美国人力资本潜质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居于领先地位，构成美国经济增长潜质的重要基础。
首先，美国是目前世界人口第3大国，并且是当前世界主要大国中到2100年能够保持人口稳定增长的个别国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对全球人口前景的研究表明，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加上相对更高的人口生育率，使得美国能够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人口明显减少的同期，人口总数从2015年的3.22亿逐步增加到2100年的4.50亿。
其次，美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19世纪后期以来，得益于开放性的移民政策和新疆域不断开拓对大量移民的吸引力，美国劳动和兵役适龄人口的规模一直处于世界前列。随着生育率明显下降，世界主要大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日趋严重，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到2050年预计将分别达到49.6岁、37.3岁、40.8岁、53.3岁和51.4岁，2100年预计将分别达到51.1岁、47.0岁、42.4岁、51.7岁和50.8岁，而美国2050年和2100年人口中位数预计将分别仅为41.7岁和44.7岁，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上仅次于预期人口寿命比美国少9岁的俄罗斯。
再次，美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一方面，美国初等教育普及率从19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奥尔甘斯基等人认为，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长期决定因素是人口竞争。
综合而言，美国人力资本潜质相对于其他主要大国具有一定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21世纪下半叶将越来越明显。
二、社会协作潜质
协作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力量源泉，有力量社会集团之间的协作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为经济增长甚至更为基本的交换行动本身提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①美国具有比较扎实的社会协作基础，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
首先，美国主要社会力量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互利结构和互利共识。美国宪法符合美国社会最重要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利关系，通过培育统一市场，扩大政治参与，使得主要社会势力通过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政治参与途径结合在一起。②强有力的统一市场和宪政安排的互利结构，使得美国人对在法治轨道内解决矛盾具有较高信心，抗争政治烈度相对较低，这往往成为宪政秩序内部进行改革调整的动因，而不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使得社会治理成本较低，并使国内外公众对美国政治稳定性产生较强信心，有利于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其次，美国公众对社会流动的较大信心和对努力工作的较高认可度有利于社会协作，但在近期面临严重挑战。尽管美国实际上存在相当稳定的权贵阶层，并且根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调查，21世纪初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中间，美国是代际经济社会流动性最差的3个国家之一，但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都有更为顺畅的人才上升通道，并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存在更强的人才流转途径，有利于将精英人才保留在体制之内。更重要的是，美国公众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对社会流动的信心更大，对努力工作重要性的评价更高。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社会流动性以及公众对社会流动性的信心近期显著下降，对美国未来社会协作形成不利影响。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政治动机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占份额相对资本份额持续下降，在中长期不利于中低收入阶层对社会流动产生信心。
再次，美国拥有比较雄厚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形成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拥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活动频繁的社会组织而著称，公众对制度以及他人也有较高的信任度，这既得益于社会传统，也得益于对结社自由的制度保护和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③尽管不少人在世纪之交表示美国社会资本正在严重退化，但是学者之间并没有就此形成共识，尤其是多种证据表明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度以及社团活动都没有显著下降。④社会组织与社会规范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形成对美国社会协作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的社会资本。一方面，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大型商业组织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通过自组织应对社会治理中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另一方面，内向型社会资本有利于分利集团及其成员从事利益集团政治，通过捍卫小集团利益而损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不利于社会整体协作以及创造性的集体行动。⑤
总体而言，美国社会协作基础良好，但是在中长期也由于一些结构性矛盾而面临挑战，而且应对这些挑战绝非易事。
三、创新能力潜质
美国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布隆伯格创新指数等创新能力排行榜中位居前列，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治理创新方面都有突出表现，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出众。美国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产出、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科技创新能力居于世界前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美国有激励个人和资本从事创新性研究的比较有效的机制，这些机制当中既有对知识产权进行充分保护的专利制度和司法执法体系，也有使得知识产权能够获得商业利益的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使得研究者和商业组织有积极性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创新性研究。第二方面，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利用高端科技人才。美国有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对高端科技人才的归化和长期居留政策尤其宽松，美国科研队伍出身背景多样性强，也有利于科研创新。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高端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国家。第三方面，美国政府对科研创新有较为有效的财税支持政策。美国对从事教育科研的非营利组织有相应的免税措施，对个人和组织向非营利科研组织的捐助也有相应的免税政策，有利于科技创新获得资金投入。同时，美国政府也对科技创新有比较有效的财政支持政策。
其次，美国产业创新能力强，经济增长经常得益于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带来的产业升级。美国经济增长和后发展国家在赶超期的线性增长模式不同，存在明显的波动起伏，尽管战后增长波动幅度总体上逐渐收窄，但正负波动仍然明显，与新产业的兴起以及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深度应用明显相关。美国强劲的产业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美国企业家精神强劲，从事新兴产业的创业风气浓厚。这种局面背后不仅有比较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支持，也有比较宽容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二方面，美国企业对应用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有较高的积极性。美国有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比较有力的司法与执法体系，企业家对新技术和新产品所受的产权保护具有较为充分的信心。与此同时，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者市场，非常有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迅速提高销量，降低生产成本，容易成为新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引领者。
再次，美国社会治理创新能力较强。一方面，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很强的多样性，有利于社会治理改革探索。在州政府层面，由于州在联邦体系中拥有保留权力，在州主权范围内自主治理，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实验田，各州政府都不断进行程度不一的社会治理改革探索，取得同异兼有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和教训。⑥在地方政府层面，既有县市政府治理模式、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和运行状况多样性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促进，也有地方政府设置演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的相互推动。另一方面，美国公民社会比较发达，商业市场比较完备，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丰富社会资源。
总体而言，美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治理创新方面都有出色表现和潜质，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持。
四、霸权地位潜质
二战后，在相当程度上，美国既拥有使得别国在具体行动中屈从自己意愿的关系性霸权，也拥有在国际体系中制定、修改和执行国际规则以及规范的结构性霸权。尽管美国的这两种霸权都有其限度，尤其是冷战期间其霸权基本上难以进入东方阵营，但由于美国处于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难以否认。
首先，美国的结构性霸权尤其是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并符合其国内重要政治力量的利益。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所取得的额外发行收益是美国重要的获益手段。美元作为石油和黄金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国际标准计价货币，有旺盛的国际需求，使得美国可以在不进行货币贬值或者贸易调整的情况下长期保持贸易赤字，使得公众充分享受廉价商品供给;二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多种技术手段采用美国标准，使美国金融和产业界获得不对称协作关系中的相对优势，这在美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比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尤其重要;三是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所确立的自由贸易方向，不仅对美国超强的金融资本有利，而且曾经对在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美国产业工人群体非常有利，但是后者随着美国相当部分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减弱;四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基于配额的实际否决权以及在世界银行中的主导地位，也有利于美国政府和社会获取经济利益。
其次，美国结构性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相当程度上符合足够多大国间的互利关系，将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一方面，有规则比没有规则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美国在二战末期主导建立国际规则体系，通过可实施的规则体系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和破除贸易保护主义是同盟国集团主要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在，是填补国际规则体系空白的时代要求。就当前国际体系而言，还没有出现更符合主要大国互利关系的可行国际规则替代体系，美国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难以更改。另一方面，美国结构性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本身基本符合主要大国间的互利关系。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基本有利于美中俄英法等常任理事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而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也基本符合世界主要经济大国间的互利关系。国际秩序再协作的高昂成本在相当时期内足以阻止其他替代性规则的产生。
再次，美国关系性霸权可信度高，具有相当长期性。一方面，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军事实力尤其突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67年以来对世界军费开支的系列研究表明，美国一直是全球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其军费开支经常接近全球军费的一半，2012年以来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和阿富汗战事减轻而减少，但仍然占全球军费开支的1/3以上。在巨额军费和超强的综合国力支持下，美国军事技术和装备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另一方面，美国有使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和霸权地位的传统，有在必要时动用武力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在动用武力方面多次退缩，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坚持红线，不仅受到不少美国公众批评，而且在国际上严重影响了美国行使关系性霸权的可信度。
综合来看，美国霸权地位的取得和维持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美国通过其世界霸权地位获取经济增长红利的局面将继续维持。
五、结语
近年来，战后大约十年一度的美国衰落论再次走红，这一次美国衰落的标杆是迅速崛起的中国。⑦那么，新一轮美国衰落论会不会像前几轮那样很快偃旗息鼓呢?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轮美国衰落论都是相对衰落论而不是绝对衰落论。事实上，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实际GDP在经历1947年以来唯一连续4个季度负增长(2008年第3季度至2009年第2季度)之后也迅速复苏，2010年第2季度就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⑧唯一让人们担心美国绝对衰落的是亨廷顿等人所提出的西班牙语裔人口的文化融入问题，西班牙语裔人口增长占美国人口增长半数的现状增加了不少人的忧虑。
如果人口族裔结构变化不会导致美国政治衰败，那么人口红利消失和投资拉动增长见底之后，在人力资本潜质、社会协作潜质、创新能力潜质以及霸权地位潜质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的中国，能够凭借何种潜质在长期经济增长竞争中胜过美国呢?同样地，在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凭借何种潜质在21世纪经济增长竞争中超过美国呢?对于笔者而言，要找到肯定性的答案过于困难，笔者毋宁赞同老年和平论者的一个观点，即仅人口结构一项就足以让美国在21世纪下半页对其他所有大国处于比现在更有支配性的优势地位。
作者：王欢 来源：当代经济 201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