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沿着“自主摸索—习得借鉴—中国化”的路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但其在创新方面仍然存在不足，尚未形成国际学界接纳的完备体系。我国学界要形成“中国特色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体系，就必须推动国际政治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融合，既要培育交叉复合型学科，又要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体系。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与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逐渐由一门纯理论性学科演变成为一门政策性学科，并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但我们也要认识到， 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笔者对我国政治学科的源起、理论体系构建、方法体系创新等方面予以总结，并对我国政治学科走向世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国际政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在我国“学科分类”中，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在西方国家，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科是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与融合而得以发展的。19世纪末，英国威尔士大学第一个设立“国际关系”教席，这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的重要标志。20世纪初，国际联盟成立、世界性组织机构诞生，激发了学界对国际关系、国际法进行系统性理论研究的热情。在这期间，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知名大学陆续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机构。1920年，英国学者伯恩斯出版了《国际政治》一书，首次以“国际政治”命名专著。1939年，卡尔出版了《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国际政治》、《二十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成为当时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中的重要著作，为以后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1948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一书，标志着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达到一个新高度，即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二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空前强大，国家战略利益触及全球，因此，美国学界逐渐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理论与外交决策的研究，使其逐渐成为世界上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中心。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相继问世，标志着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形成。
我们要分析国际政治学的概念，首先需厘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外交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研究内容看，三者的研究都涉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军事关系等。从研究广度看，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涵盖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即国际关系(国别关系、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等)和外交决策与理论均是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子项目。陈岳认为：“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广义理解，包含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当代国际政治问题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狭义理解，国际政治学即指有关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学说，是揭示国际体系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1 〕梁守德教授指出，国际政治即“国际社会中政治体系、格局、秩序的形成和演变的规律” 〔2 〕。相比较而言，“国际关系学则主要是研究整个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 〔3 〕，侧重于理论通约性研究和政治行为体的互动行为研究。另外，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政治只是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而已。此类观点细化了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但在实际教学与研究过程中，学界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二者进行明晰的区分，甚至二者设置的研究方向都非常类似。
中国国际政治学科是我国学界在借鉴和习得西方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展开研究，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国内政局动荡，未能建立完备的国际政治或外交决策研究机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只有零星的国际关系史、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以及对国际形势的评述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一些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多涉及苏联东欧国家研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研究。1964年，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先后开设国际政治专业。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与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加上这一时期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国家对涉外工作人员和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大。在此背景下，我国众多知名高等院校纷纷恢复或设立国际政治学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科实力雄厚，其中北京大学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侧重于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复旦大学侧重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上三所高校为许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和研究骨干，为我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后，我国其他高校陆续开设了国际政治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地方性、区域性的国际政治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
二、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我国学者不断探索并创新中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并且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如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崛起理论、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等。但至今，学界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仍存在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质疑：我国学界是否已形成自身的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体系呢?笔者认为，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已经从前理论阶段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的深化期，但还没有进入理论创新期;理论流派多元竞争的局面初步形成;研究类型更多地向着以理论突破为目标的经验型研究发展。没有出现原创型理论是最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破性理论和中国范式缺失两大方面，其根本原因还是国际关系学界主体意识的缺失。” 〔4 〕秦亚青教授指出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研究的困惑。
那么，我国学界如何创新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理论呢?秦亚青教授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包含：前理论阶段、理论学习阶段和理论创新阶段” 〔4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往往是在借鉴和学习其他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学界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侧重于对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政策分析为主，谈不上理论建构。中苏关系破裂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重点。改革开放后，学界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进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众多国际政治学科学者远赴美国、欧洲等国家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回国后从事相关学科教学与研究，并引进和翻译了诸多西方国家关系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知名学者倪世雄、阎学通、秦亚青、张睿壮等人，都曾留学美国研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其回国后培养了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人才，并创立了相关国际关系研究机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乐民在《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发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简介》一文，在国内第一次介绍和评析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此后陈汉文编著的《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概说》、倪世雄、金应忠主编的《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等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及学说。随后，众多西方国际关系的经典名著被翻译成中文，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丛书》、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学名著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译丛》等。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成为国内高校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经典教材，是我国高校传播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著作。一方面，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如经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都是通过经典著作引入我国高校教学中，成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学习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另一方面，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论、战争理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均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对象。这一时期，我国国际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重心是评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解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并探索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现实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
进入21世纪，在吸收、消化和借鉴西方国家关系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努力探索“中国化”、“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实践“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谓本土化，是指中国学者不再完全依赖于从西方引进的国际关系学概念与理论，而是有意识地通过借鉴中国自己的概念与思想来丰富现有理论或者发展新理论” 〔5 〕。王逸舟、秦亚青、王正毅等学者倡导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派”，形成了“中国特色”、“本土化”的理论体系。秦亚青教授认为：“所谓‘中国学派’，是通过发掘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实践来创建同时具有中国本质与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它的目的不是替代现有理论，而是同时丰富现有理论和人类知识。” 〔4 〕北京大学叶自成教授致力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与理论研究，在国内首先运用现代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阐释中国传统外交思想，著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该书把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到当代国际政治的知识谱系中，构建了“中国化”、“本土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基础。清华大学国际政治学科在阎学通团队的带领下，运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展开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挖掘与研究，编著了《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在“中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央党校学者门洪华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有三个基本来源：国外国际关系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扬光大、当代独立的理论创新” 〔6 〕。门洪华教授切中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短板，并说明了其研究的路径：引进吸收、本土化、理论创新三个阶段。
我国学者探索中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至今，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并在学术研究和外交决策中产生影响。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述评、中国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理论。以上这些理论相得益彰、共同争鸣，在我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维发展，丰富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
三、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方法体系的创新
发展一门学科，除构建理论体系外，还要创新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注重实验取证、数据分析等定量(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采取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比较法等定性(规范分析)研究方法。王逸舟教授认为：“在中外国际政治学界， 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对象存在着四种意见， 即以外交决策分析为主， 以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及其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斗争为重点， 以历史尤其是国际关系史为焦点，以独立的学科发展和边缘综合为目标。” 〔7 〕王逸舟教授还从国际关系研究视角概括地指出，外交学的、政治学的、思想史的方法属于规范分析，即定性研究，其是国际关系学界主流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论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界探讨已久。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二次论战，即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论战，实质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论战。传统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视角，以说理、思辨、描述等方式进行定性研究，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多属于此类。传统主义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直白明了，也容易被非专业人士所理解。科学行为主义又名政治行为研究法，是利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的一种方式。科学行为主义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通过观察、验证、推理等方法，分析研究对象的行为模式，它的出现和发展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该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卡尔·多伊奇，其专门从事战争与和平、民族主义、合作与交流方面的研究，他也因为对将计量方法、系统分析和模型思维引入到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兴趣而著名。在美国学术界，科学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且重要的研究途径。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学界一直都在探索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方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政策分析法进行规范分析或定性分析。历史(主要是国际关系史)研究法以史实、史料为依据，研究分析国际关系史中通约性的观点。当时，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更大程度上是为外交决策和外交战略服务的，所以政策分析方法占了主流。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教材引入我国，科学行为主义(包括实证分析方法)的理论传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科学行为主义的方法逐渐被中国学界接纳和吸收，并运用于我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实践中。西方主流学界的“一体化理论”、“层次分析法”、“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均势理论”、“复合相互依存理论”、“博弈论”、“复杂性理论”、“控制论与系统论”等科学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引入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后，丰富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清华大学在阎学通教授的带领下，建立了“实证分析”为特色的清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推动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证化分析，创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
四、几点建议
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发展至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政策分析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学科体系已经形成。但当前，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理论与实践融合尚不成熟。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一些建议：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我国学界应加强国际政治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史学、法学、经济学等的融合，以拓展研究视野、丰富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内容，如国际政治融合国际法，可以衍生出解决国际争端的研究方向;政治哲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从哲学和政治学视角分析国际政治;把经济学融入国际政治，可以研究经济现象，如股市行情、期货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等。总之，多学科、交叉学科融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是未来国际政治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二，融合“实证分析方法”，创新国际政治学科研究方法体系。经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较成功地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经济学“科学化”的特征非常明显，其定量分析使经济学成为极具验证性和预测性的学科。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显著特点是，引入自变量和因变量，提出假设，再验证结论，即实证分析。把实证分析引入国际政治学科研究，可以提高国际政治学科研究的实证度和可信度，推动国际政治学科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政治科学”。当前，我国学界在国际政治学科研究过程中，最缺乏数量分析能力，这与中国高等院校的国际政治学科培养方案有关。所以，我国学界应在国际政治学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基础性数理学科，使学生具备基本的数理统计和分析能力，并强化实证研究方法训练，以期为我国国际政治学界培育出具备数理逻辑和实证分析能力的后备研究人才。
第三，我国理论研究界存在“两个分离”现象：一是教学机构与研究结构的“分离”，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分离”，这两种“分离”使研究资源未能优化配置、研究成果应用低效或浪费。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研究领域也存在上述问题。首先，学界应加强高校、科研院所、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的合作。高校、科研院所善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机构、企事业单位则善于政策分析，因此，高校、科研院所等要通过合作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以推动科研人员互聘流动、教学科研要素优化组合。其次，学界应切实把理论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开展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研究，服务于中国外交大局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国际政治学科历经多年发展，已积累众多学术研究成果，但很多学术成果理论性过强，没有联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实践，应用价值不高。所以，我国学者在开展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时，应强化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提高研究成果的转化率和应用价值。
作者：陈成 来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15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