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的考察，可以从1949年前、1949-1978年、1978年以来三个阶段予以认识。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突出的研究主题和代表性成果。其研究特色是，不断拓展的研究主题、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新意迭出的理论建构。同时，国外相关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政治行为研究既包括对行为方式、行为特征的研究，也包括对行为动机、行为效应等多方面的研究。作为中国人的主体，农民不仅是传统帝国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天换地的“主力军”。因此之故，从19世纪末起，国外就对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展开了持久而广泛的研究。对此，我们可以从1949年前、1949-1978年、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加以认识。
一、1949年前：初步研究阶段
追溯起来，国外对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大门的强行打开，西方传教士就纷纷进入中国城乡，并展开对中国农民的观察和研究。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明恩溥于1872年来到中国传教，长期居住于山东农村，其毕生的著述几乎全部以中国农村和农民为研究对象。其《动乱中的中国》(1901)副标题即为“清末时局和义和团实录”，主要就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及走向高潮予以描述，特别是对北京、天津、通州、大沽口、陕西等地的农民“灭洋事件”予以详实地记载。在明恩溥看来，农民的反叛、排外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宗教原因;其突出特征表现为“团练形式下的叛乱”。
这一时期，费正清的研究也引人注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汉学界的泰斗，尤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理论关照。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美国与中国》。该著尽管是对中国悠久历史所作的精简、深入、权威之论，但其间不乏农民起义的论述。费正清通过对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分析，认为作为旧中国的两大阶层之一(另一阶层是懂文识字的上层阶级)，农民由于自身心理意识的宗教性、组织方式的传统性、领导力量的落后性、战略策略的无计划性，以及从未对农村实行有效的民主管理，因而完全不能真正领导一次社会革命，只不过是揭开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帷幕;农民大众事实上在现代革命之前并未真正参与政治。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在一些国际左翼记者，如斯诺(Edgar Snow)、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谢伟思(John Service)等对中国革命的报道中，开始出现了农民参加革命的纪实性描述。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国外有关论述，基本上是渗透在其它主题之下的零散描述，并非专门、直接、系统的农民政治行为研究，而且除费正清的论述外，大多属于根据观察而得到的印象描述，而非真正的学术性分析。
二、1949-1978年：延伸拓展阶段
1949年后，中国政府统计资料长达30年不予公布，而且大陆的封闭又使“在地”式考察难以进行(亲共国际友人除外)。然而，尽管如此，国外研究不仅没有停顿，反而随着西方农民学研究的复兴而进一步延伸和拓展，出现了所谓中国农民在中国，而中国农民研究却在国外的“奇观”。这一时期国外研究的主题除晚清农民反叛之外，还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
1.关于晚清农民反叛的研究。其尤以美国的魏斐德、杨庆垄、韩书瑞的研究见长。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Jr.)著有《大门口的陌生人》(1966)、《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1975)、《造反与革命：中国历史中的民众运动研究》(1977)等。其《大门口的陌生人》是青年时期的作品。该著以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论述了包括农民在内的广东社会各阶层对外国的态度及行为，也论及了太平天国起义、三元里斗争、红巾军组织等问题。杨庆堃的《十九世纪中国民众运动的若干初步统计模式》，开拓性地对1796-1911年的民众运动作了定量分析。韩书瑞(Susan Naquin)的《中国千禧年叛乱》(1976)认为，农民参加起义的缘由更多地在于白莲教组织及其信仰，即千禧年末的劫变观念，由此揭橥了宗教意识与农民起义的关系。这一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农民起义的另类理解。
此外，日本学者的研究，诸如安野省三的《清代的农民起义》(1972)、川合贞光的《中国的民乱》(1973)、青年中国研究会编著的《中国民众反乱的世界》(1974)等也较引人关注。
2.关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研究。这一论题可以分为官方话语下的研究和非官方话语的研究。前者以克鲁克夫妇和韩丁的研究为代表。伊莎白·克鲁克(加，Isabel Crook)和大卫·克鲁克夫妇(英，David Crook)于1959年合著出版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20年后内容更为翔实的姊妹篇《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于美国问世。前书追述了1930年代河北武安县十里店的村民如何抵抗侵略、保卫村庄、协助八路军展开斗争，以及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后书记述了十里店村民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如何开展土改复查和整党工作。书中既描述了该村男女老少或满腔热情、或犹豫不定的政治态度，也再现了其参加党员评议和政治组织的历史图景。美国人韩丁(WiUam Hinton)于1966年出版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后又出版了姊妹篇《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翻身》不仅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山西潞城县张庄村民如何经过革命的锤炼，变得意气风发、热情高涨，积极开展土改运动，依靠自身的力量得以“翻身”，而且还客观地披露了一些过火行为和悲惨事件，从而揭示了中国农民政治行为中的传统性、落后性。克鲁克夫妇和韩丁是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外国人”，其研究因热情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而成为中共官方话语下的西方研究。他们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社会学价值，是美国、英国之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也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农民革命的窗口和经典之作。
非官方话语的研究主要以美国的米格代尔、乔姆·约翰逊、马克·赛尔登等为代表。米格代尔(Joel s.Migdal)的《农民、政治与革命》(1974)所引用的51个农民社区样本中有7个来源于中国。米格代尔认为，由各种因素引发的危机或压力一旦威胁到农村和农民，那么内向型村庄就会转变为外
向型村庄，随之农村政治活动场所发生改变;进而，不仅农民的对外联系和政治交往趋于扩大，而且其政治倾向也发生改变，结果农民参加了革命。换言之，“农民不相信来日方长的承诺，只承认立竿见影的好处”，即农民参与政治的根本原因是实现经济利益，而非所谓的“民族性格”或“文化接触”。乔姆·约翰逊则在《农民民族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权》(1962)中认为，正是日本的侵略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意识，才是中国农民参加革命及中共获胜的关键。尽管这一观点受到了马克·赛尔登、卡得林·哈特福特、范力沛等的质疑，但是至今仍有较大影响。而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1971)，尽管是以民族解放运动背景下的延安革命及其进程为论述主题，但从中我们仍可辨察、检视到农民对这场革命的态度及行为。
由上可见，这一阶段的国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已经趋于专业化、学术化，其论述主题已经明确地由晚清农民的反叛拓展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更重要的是，上述成果已经俨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经典之作。
三、1978年至今：繁荣深化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农村改革及其卓著成效再度吸引了国外学界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加之，这一时期国外学者也被允许进入中国展开田野调查和收集资料，故国外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研究主题，都远远超过往期，开始进入繁荣深化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其一，晚清农民的反抗。1980年，美国的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出版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书。裴书着眼于淮北农民的反抗运动，以社会结构及其变动为视角，通过阐析淮北农民的生存策略，认为农民政治行为的发生并非起源于秘密社团组织，而是缘于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农民的抗议是一种持久、合理、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该书所用的农民政治行为研究范式备受赞誉。之后，美国的周锡瑞(Joseph w.Eshef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在分析义和团起源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习俗的基础上，认为“降深附体”、“刀枪不入”之类的宗教仪式是农民受到鼓舞的主因，故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巫术运动，也是中国群众性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而美国柯文(Paul A.Cohen)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在第二部分着力描述了包括青年农民在内的各类群体在运动高潮阶段之想法、感受及行为。
可见，晚清农民的反叛因具有世界影响和意义而成为国外学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以至于直到最近仍有相关著作面世。如2007年日本的佐藤公彦出版了《义和团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佐著着眼于义和团民众行为的历史与结构，及其对于近代中国形成Nationalism的意义。
其二，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或者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经由偏僻落后的农村而取得胜利，一直是西方农民学研究中的一个兴奋点。因为按照一般理论，革命应该发生在比较发达的城市，但是“中国革命的结果却太出人意料了”。就此，国外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了农民。日本的佐藤宏在《陕北农村社会与中国共产党》中就认为，共产党的抗战和土地政策改变了农村的阶级结构，从而使农民积极参加革命。马克·塞尔登在《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中也几乎持有相同的观点，即中共在根据地的经济、民主政策是农民参加革命的动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农民对权力的欲望是其参加革命的动机所在。周锡瑞在《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中提出，许多农民参加红军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更谈不上民族主义，而且也与中共民众总动员不沾边，农民“闹红”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权力欲望。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在革命发生之前就已萌生的政治意识是其参加革命的主因。美国的拉尔夫·撒免斯顿在《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中，根据口述史资料指出，并非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农民，而是国民党政府的行为早已造就了农民的反叛。第四种观点则另辟蹊径，认为情感能量的调动与勃发是农民参加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量。裴宜理在《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2001)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即是因为擅于调动和提升群众激越的革命热情和愤怒情绪，换言之，“在中国，是带着农民朴实气息的毛泽东感动了他的同胞们，人们先是流泪和发泄心中的愤怒，接下来就是诉诸革命行动”。显然，这些争论与国内官方话语下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存在较大差异。
此外，法国的L·毕仰高在《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中分析了农民在革命中的被动性、自发性、非理性和顺从性特征。瑞典的达格芬·嘉图则在《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83)中，对根据地农民参加政党和军队、民主选举、支前及建立农民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描述与分析。
其三，1949-1978年问农民的政治参与。比较而言，国内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政治行为研究几近于空白，而国外研究则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一空白。美国的阿尼达·陈(Anita Chan)、安戈(J0n-athan Unger)、赵文词(Richard Madsen)，通过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的223次口述访谈，于1984年合著出版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农民社区的现代史》，1992年又推出了该书增订本《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该书叙述了毛泽东时代的陈村村民在国家权力及其路线、政策主宰之下，尽管有时会进行某种消极抵制和反抗，但总的来说是被动卷入历次政治运动的;即使在邓小平时代农民仍然与上层政治方向保持高度一致。之后，美国的J·P·伯恩斯出版了《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1988)。伯书以农民在1949-1985年间的政治参与为考察界域，重点分析了其个体化的政治行为，认为此间农民的政治参与方式可以归为正式参与(投票、写人民来信、上访、写大小字报及会议发言)和非正式参与(私人接触、行贿等)两类;尽管当时农民的政治参与率较高，但实质上多为动员式参与而非自发式参与。此外，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991)对置身于社会主义这一新的生存机遇中的五公村村民、干部及其态度和行为，也作了生动精彩的描述和鞭辟人里的分析。该书广受赞誉，荣获1993年度美国列文森奖。
其四，改革以来农民的“村民自治”。作为改革的一个重大成就，村民自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模式，故成为这一时期国外研究的新兴奋点。国际知名学者由此纷至沓来，直接、深入地观察中国农民的民主行为。其中较著名的有美国的欧博文、戴慕珍、史天健，以及澳大利亚的何
包钢和新加坡的郑永年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见诸于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Mod-em China、The Journal 0f Contemporary China等国际知名刊物上。何包钢与中国郎友兴合著的《寻找民主与权威的平衡》(2002)是一部很有影响的村民自治专著。总的来看，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村民选举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村民选举的政治效应，以及村民选举与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等三个方面。
其五，当代农民的抗争行为。改革以来当代农民政治参与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出现了过去少见的抗争性参与。对此，国外学界也予以相当程度地关注。早在1985年，裴宜理就在《China Quaaerly》第三期发表了《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o该文比较分析了中国50年代和80年代的农村冲突现象，认为50年代的农民抵抗主要是针对国家，80年代初期的农村冲突则主要发生在乡村社区内部。十年之后即1995年，裴宜理又进一步论述了90年代以来农民抵抗活动的根源和形式，认为农民抗争的形式、目标和组织仍未摆脱传统的窠臼。与裴宜理有所不同，欧博文和李连江却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中断言，当代农民的抗争行为似乎正在摆脱传统的模式。他们认为，改革以来尽管农民的“日常抵抗”和传统的武力抵抗仍然占有相当部分，但是越来越多的农民正在走向“依法抗争”。与“日常抵抗”相比，这种抗争方式的特征是：具有公开性和集体性;以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为抵制地方干部及其“土政策”的有力武器;以合法的诉求手段(信访、媒体投诉、行政诉讼乃至与官员接触)和“过激”的行动(直接对抗、集体上访、工具性抗争)为双重抵抗方式;以抗“下”不抗“上”为抗争目标，或者说以逼使乡村官员遵守、贯彻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为抗争目标，而不是以消灭、挑战现行政治体制为目标;以合法与非法的中间地带为抵抗界阈，即抗争行为介于守法与违法的灰色地带。他们的研究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
结语：研究特色与局限
纵览国外关于中国农民政治行为问题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色：
1.不断拓展的研究主题。回视国外学界的研究轨迹可见，1949年前其以农民反叛为主要研究视阈;1949-1978年间，除继续关注既有的研究主题之外，开始拓展到对农民革命的探究;改革以来简直是花开千树、异彩纷呈，一方面农民反抗、农民革命依然是不懈的关注点，另一方面农民参与政治运动、参与自治及其抗争行为，又成为新的研究兴奋点。由此，笔者以为，国外相关研究主题的演进与拓展，恰好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的变迁与发展。这说明，国外学界始终追踪着中国农村政治乃至整个中国政治的变革与脉动。
2.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分为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在国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问题的研究中，虽然出现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介入的“喧闹”盛景，但实证研究是其共用的方法。他们强调进入现场、实地经验、个案调查、事实说话，用第一手资料来表述农民的政治行为。如明恩溥曾在山东庞庄“为上帝工作"22年，费正清曾于中国留居4年，克鲁克夫妇和韩丁曾分别亲历河北十里店和山西潞城县张庄的土改运动，弗里德曼则对五公村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陈村》作者则以深度访谈为凭，欧博文、何包钢也亲自观察了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即使有些学者没有进行过田野调查，但也往往以一手档案史料为凭。因此之故，国外研究就给人以丰富、细腻、具体、“事实”之感，足以成为补国内研究之阙的资料。
3.新意迭出的理论建构。显然，国外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并不局限于事实描述、经验积累、案例呈现，而是在拥抱和体察中国经验中，追求实证之上的提炼和概括，追求对既有理论的修正和推进，在概念、范式、结论等理论建构的各方面都提出了新意迭现的创见。欧博文、李连江的“依法抗争”就成为农民政治行为研究中一个引用频率极高的新概念。柯文出于对费正清“冲击一回应”范式的扬弃，提出并运用了“内部一地方”范式，由此引发了国外研究从注重“西方冲击”，向注重中国内部尤其是注重地方社会来理解农民政治行为的研究浪潮。此外，《陈村》所运用的“小社区、大历史”分析范式，以及以周锡瑞为代表的宗教仪式论、裴宜理为代表的地方生态论、韩书瑞为代表的千禧年运动论等，虽然未必都具有相当的解释力或正确性，但的确为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解释或论说，从而推动了国内研究逐步挣脱传统而单一的概念体系、研究范式及理论构架，进而提升了理论视野、论说话语乃至思维方式。
当然，国外研究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缺陷：一是往往以西方经验之上的理论来思考、解释、评判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及其现代性;二是具有诸多未及言明的前提和预设;三是往往在西方既有语境下展开研究。因此，我们不能盲目地完全信从其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而是应当客观、公正、科学地借鉴其合理因素，努力建构本土化、时代化的农民政治行为理论。
作者：李 云 来源：学术论坛 2010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