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联盟理论倾向于从国际关系角度来解释联盟的根源不同的是，本文立足于从国内政治方面探讨参与联盟的动机与根源，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例，从历史因素、军事能力、政治合法性、行政动员能力以及国内局势控制等方面阐述国内因素如何影响一个国家选择联盟的策略。
联盟，又称同盟，通常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结成的正式同盟。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联盟。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比较倾向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和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解释一国参与联盟的动机。笔者认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二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紧密的相互联系。事实上，影响到联盟各方的选择以及一个联盟的形成与架构的有许多国内因素。本文将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探讨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该国在联盟与内部动员之间进行的政策抉择。
一
传统的关于联盟的理论通常都基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阐释一国选择联盟的政策动因。由此认为，参与某个联盟通常是由利益因素驱动的，其基本策动力是在面对即期或预期的外部威胁时增加国家安全，“各国参加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安全，实现稳定，并取得一定的地位”[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和国内利益等因素在联盟中则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认为“同物质利益无关的纯意识形态联盟只能是不成功的联盟”[2]。所以，一国选择参与某个联盟主要是想通过与他国的联合来加强其自身的能力，并试图以此来阻止潜在的外部侵略或是增加获胜的可能;同时也试图在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增强影响力或者企图维持国际体系中的某种权力平衡。
这种主要在国际体系层面上解释联盟动因的理论模式，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广为接受。但这一解释无疑忽略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存在着几点明显的不足。首先，它在肯定联盟在提供安全保障方面的作用的同时，却忽视了其在获取经济资源、军事装备以及人才资源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这些作用也是一国参与联盟的强有力推动力之一。当一国的领土及主权完整受到挑战和威胁时，现实主义的联盟理论自然得以成立。然而，在当今世界，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已较少受到挑战。与此相对的是政权的稳定性与延续性问题经常受到考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因此，执政者通常会优先考虑所面临的即期危机，在当今，这种即期的、眼前的危机更多地来自国内的不同政见者而非国家安全层面。对于一个政府而言，社会福利、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等问题已变得与主权、国家安全等问题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其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攸关政权的维持与延续。
其次，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是在参与某一联盟或者是国内动员尤其是军事动员这两种政策之间所作的权衡与交易。显然，传统理论没有强调这种权衡与交易，所以就容易忽略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在这种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当一个国家在面对来自外部的安全危机时，通常有两种政策工具可供选择。一种是向外寻求联盟，以加强自身的安全保障;另一种则是转向国内，通过动员国内的军事、经济力量来抵御外部的威胁。在上述两种政策取向中，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或者是在两种政策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传统的联盟理论则未能说明国内因素在这一政策博弈过程中的影响。
鉴于此，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究联盟的国内政治根源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无论是参与外部的联盟或是依赖国内动员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劣势。二者之中，联盟政策相对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当一个国家面临直接的或即期的安全危机时，它能够迅速地参与甚至是结成一个联盟来获取安全保障，并能迅速地补充资金、能源及其他各种资源，同时还能提供相当重要的军事技术和装备。此外，联盟所提供的共享资源还有利于参与国国内的经济状况;若能够与一个军事强国或者是区域性经济强国结成联盟无疑将会更为有利可图。但同时，加入一个联盟也意味着要在自主权方面付出一部分代价，甚至带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负面作用，当然，还要冒被盟友背弃的危险。所以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个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应避免“同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3]，除非该国家的存在对于强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否则，联盟的主宰国在消灭敌人之后的选择，通常是吞吃弱小的盟国。此外，接受盟国的军事援助，在有助于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联盟的这些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对外政策时，仍然愿意冒上述危险寻求参与或结成某种联盟，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因素在上述政策博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第一，对于一些弱小国家以及几个特殊历史国家①而言，并不具备依靠国内动员来抵御外部威胁的军事能力，或者说从法理上不具备进行军事动员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除了通过参与联盟来寻求安全保障外别无选择。另外一些国家虽然具有进行国内军事动员的必备条件与能力，然而动用这些资源仅仅能够提供短期的军事保障。从长期性的角度来看，进行大规模的国内动员必然会严重影响该国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而影响其综合国力，反过来削弱本国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因此，面对可能的危机或者安全威胁的时候，执政者通常会向外寻求缔结联盟，希望利用联盟的力量来增强自身的实力，并“消除联盟成员国内的不安全感”[4]。
第二，内部动员所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可能会动摇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与政权合法性。衡量合法性的依据是看各个政府及组织机构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它们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看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人民的同一性和人民的发展以及使人民感到更大的满足。在一些国家，执政者往往从属于一个极为狭隘的阶层，或是依靠一个极为脆弱的利益同盟。而维持这样一个政治支持和利益同盟的关键因素，则是物质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力量。因此政府往往会采取一种“短期消费”的策略，给予其支持者以一定的利益回报，同时又对国内的不同政见者进行贿赂或安抚。一旦其同盟者或支持者的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便会动摇统治者的政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当一国政府企图增强该国的安保能力时，沉重的防务负担必然会恶化国民经济状况，从而影响政府支持者的既得利益，并成为导致政府垮台的“导火线”。
此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进行军备扩张无疑会影响政府实现国内社会福利目标的能力，从会导致国内民众的不满并进而降低政府的满意度与支持率。因此，执政者在面对外来威胁的时候选择联盟的政策，显然主要不是国际因素的原因，而是权衡上述国内各种因素的结果。
第三，除了资源匮乏之外，一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行政能力也有可能限制该国进行国内动员的可能性。一般来说，一国的防务能力主要可以从人力、财力、物力三个方面来衡量，而一国国内的军备生产能力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唯有具备发展完善的工业基础和必备的高科技含量的产业部门，并有强大的国民生产能力为依托，才有能力提供充分的武器装备。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力求发展本国独立的军备生产能力，但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工业基础却较为薄弱，整体经济能力较低，往往又缺乏高尖技术能力，使其在现阶段发展军事技术的代价过于沉重，因此其执政者不得不向外寻求联盟的安全庇护。政府还会由于国内政治的需要限制其常备军的人数。一些国家的政府常常免除部分适龄青年的兵役，以使这部分人在生产性或其他经济部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在某些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定性都处于低水平状态的国家，政府往往避免大规模的征兵，并且限制不同政见、种族的青年进入军队或警察部门。这种做法虽然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政权动荡的可能性，却限制了常备军人数，影响国家的军事能力。执政者出于政权稳定的考虑，则宁愿选择联盟策略而不愿意在国内进行军事动员，以免影响国内政局。
此外，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财政能力也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当一个政府既需要保证良好的财政状况，又不想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经济上占有优势的阶层往往是该政权获得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决定力量之一)的利益时，寻求一个恰如其分的财税政策往往会变得极为重要。因此，如果政府将本已来之不易的财政收入过多地用于供养一支人员庞大、复杂的常备军，显然不是一种良好的政策选择。
第四，联盟有时还可成为政府用以控制国内局势的一种手段。政府的统治危机往往是多层次的，甚至具有一种连带效应。因此，向外参与一个联盟可能会缓解国内的某种紧张状态，转移部分国民的注意力。在很多情况下，联盟的存在往往“并不是为了消除战争，而是消除联盟成员国内心的不安全感”[6]。此外，联盟所提供的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援助也会有助于控制国内局势，有时即便仅仅是同盟国口头上的承诺也可能会缓和国内局势，获得民心所归，提高政府的支持率与政权的合法性。
由此观之，国家选择联盟的策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联盟，除了国际政治或国际大环境外，国内因素是做出选择联盟决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可以这么认为，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限制会影响一国进行国内动员的能力，并从反面影响其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这将促使决策者在国家面临安全问题时，倾向于参与某个联盟来加强安全保障而舍弃进行国内军事动员的选择。同时，与来自外部的安全问题相对的是，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往往也促使决策者做出选择联盟的策略，以期通过联盟策略来释放政府的行政能力与行政空间，提高政府的支持率并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作者：张熹珂 来源：探索与争鸣 2006年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