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看中央一直是关于文明的人类学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宗族是明朝时期中央王朝正式向民间推行的一套教化制度，而它在地方上如何被予以实践一直是学界关心的主题。在汉人地区，有人认为它是宗法制度的庶民化，满足了地方社会敬宗收族维持社会等级秩序的需要，有人则认为宗族经过几世分化，往往以“股份公司”的方式来运作，成为地方上管理财富和控制财产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当它远播到边缘地区时，却会结合当地的文化进行所谓“本土化”实践，在中国西南的苗族社会，以及越南，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而在朝鲜，这种文明化的过程则呈现出它自身的特征。
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曾经抱有一个很大的雄心，那就是从宗族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文明的整体是怎样建构的。但他自己的研究以及后来对他进行批评的学者都没有很好地完成这一点。宗族制度的从上至下性，以及宗族自身对地方社会的建构，对皇权的约制，都没有得到很全面的讨论。个中原因，中国的宗族往往在跨越较大地域之后就会出现关系松散的危机，缺乏相互间的密切联系，无法从整体上形成一个连续体恐怕是一个关键要素。而韩国的宗族却具有明显的跨地域特征，族源地、迁徙地与首都的分支，虽然相距一定距离，但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联系。相反，通过京派、在地派与乡派宗族分支的相互关系，通过宗族来研究从上到下的一体化便成为可能。而金光亿的《文化的政治与地域社会的权力构造：安东与安东金氏》(以下简称《安东金氏》)则明显带有这一试图从整体上讨论宗族社会及其政治特征的目的。
朝鲜社会在朝鲜王朝的等级鲜明，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地方宗族化的一个重要背景。与中国的中央王朝需要强化相对松弛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同，在朝鲜的宗族化之前，地方大族就代表国家以两班的身份对民间进行了控制。因此，中国的宗族化往往发生在乡村或市镇，并由乡民们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生成，而朝鲜往往是由两班贵族把原来的豪门大族改造成宗族形态，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本身已经不是主要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围绕着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的联盟与竞争问题，而这也使得韩国宗族本身带有了很强的政治色彩。这一点，对于理解韩国社会当代的一些社会面相，比如社会的紧张感，等级关系的严肃性等等，都依然具有意义。
宗族：一种文明化的建构过程
民间的宗族化不仅发生在华夏文明的内部，处在边缘区域的非华夏文明同样也受到了宗族化的影响。对于文明边缘的社会而言，接受宗族化的过程，往往意味着整个社会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造。首先，宗族观念是儒家礼仪思想在血缘与家庭关系上的表述，接受宗族观念首先就需要承认儒家的学术思想为根本的行为准则;其次，宗族需要具有一定规模的亲缘群体，他们毗邻而居，具备了一定的血缘共同体形态;第三，宗族意味着男性世系群开始成为该亲缘群体构建群体关系的唯一原则，女性世系受到排斥;第四，宗族需要有一个超越现实生活的亲属谱系的建构，创建关于某个始祖的集体记忆，并为之建立相应的祭祀空间，定期举行纪念性的仪式，培养成员同族共祖的认同;第五，在创建这些公共空间的时候，宗族就需要与一定的地方相关联，长期占据某个地方的土地或作物资源，形成经年日久的“家乡”情结，为流落到其他地方的宗族成员创造“寻根”的意识。
就以上这些宗族化的根本问题，《安东金氏》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李氏朝鲜废佛兴儒。十五世纪后期，随着儒家力量进入到朝廷的核心部门且权力越来越大，废佛兴儒的趋势就越来越难以阻挡。在朝鲜建国和以儒家立国的过程当中，那些曾经协助过中央建立功勋的地方大族成为最早接受宗族思想，并着手对自己的家族进行改造的主力军。这些大族在高丽时代就已经雄踞各方，把持了地方的行政与经济权力，并通过相互联姻建构起严密的社会网络。而在宗族化过程中，朝鲜的亲属观念与性别观念经历了较大的变革，男性世系获得了法统的地位，女性世系则从制度上遭到了排斥。
不过，对于宗族的建构来说，最为重要的实践，仍然是族谱的重新编修与宗族公共祭祀空间的建立，而这两者都与“始祖”概念重要性的提升密切相关。宗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以一种“万身而一心、千里而一室，且将千世如一日”的观念，来消弭族内各个分支之间的异质性，而建构一种虽千百世、万千枝依然是同根同源的想象与信仰。“始祖”对于地域性宗族非常重要，而始祖的确立，也有一个从非宗族到宗族时代重新发现的过程。安乐金氏奉协助王建建立高丽王国的金宣平为始祖，但到朝鲜时代建构宗族之际，金宣平已逝去五六百年，无人知其下葬之所。到朝鲜中叶，安东金氏的一位后人金时彦历经多年，遍访安东周边的名山，查找祖先的坟冢，最后终于在一六六六年根据某个山谷中村庄儿童的歌谣而确定了金宣平坟址的所在地，率领族人对该坟重新进行了修饰与整理，并确立了定期进行墓祭的制度。族人在一七一九至一七二一这三年期间将安东金氏的族谱编修成册，是为乙亥谱。此后近四百年中，该族谱经历了七次大规模的重修。金先生敏锐地指出，族谱的重修往往意味着当代人根据权力关系与世系原则进行斗争，哪些人能上谱，哪些人居于重要位置，都会产生权力关系。族谱既是合族认同的凭借，也是族内分化的一个尺度。
朝鲜社会的身份等级界限明显，一般能够建构宗族的姓氏都属于官僚阶层的两班集团。他们都享受国家赐予的山林田地，免交赋税，并可以收纳奴婢来伺候家人。不过，由于朝鲜半岛地理面积狭小，资源有限，各个宗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竞争，再加上围绕着国家的政权斗争形成了老论、小论、南人与北人等四个派系，宗族交织掺杂在这些政治派系之间，形成了各种相互抗衡的动态结构。这就使得宗族在地方上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对宗族的意义要明显强于经济功能。在这一点上，按照弗里德曼以及科大卫(David Faure)的理论，都明显不同于中国华南的宗族。
韩国宗族的政治文化
朝鲜的宗族化过程大多数由两班集团来加以完成，因此其宗族自身都带有官僚集团的色彩，政治上的重要性似乎不言自明。不过，在《安东金氏》一书中，金光亿却为我们呈现出了不同层次的宗族政治分野，使得我们看到了交织在不同关系层面中的权力构造与相互的斗争。
由于金氏宗族原本为安东地区的豪强大族，因此在宗族内部，经过若干代的分化之后，形成了不同的房支。一些成员留在安东，成为安东世居族人;有一些成员则外迁至别处，在其他地方上繁衍成大规模的家族，但他们保留了家族的本贯，依然认同自己为安东金氏成员;更有少数的政治精英人物，他们入仕进入中枢，到了京城生活，并在京城发展出安东金氏的支脉，这些宗族成员被称作“京派”。于是，由于韩国宗族非常重视对本贯的保留，从最简单的结构划分，他们可以划分为“乡派”“在地士族”和“京派”。
在朝鲜王朝接受了儒家思想之后，通过接受了正统儒学教育的士大夫们治理社会便成为士人与国家的共同理想，而这也使得地方上的宗族内部出现了所谓户长、吏族与士族的分化。从高丽时代开始，朝鲜地方大族就以户长制度的方式控制了地方的行政权力，他们扶持自己家族内部成员当上地方官衙的吏胥，管理地方事务，不允许外人插手。在朝鲜时代，即便是中央派去地方的官员，由于在当地任职时间只有一年，且无亲朋故旧支持，在诸多方面都不得不依靠户长的支撑。因此，户长与吏族构成地方政治结构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们往往也由同一个家族的裂变组织所构成。不过，由于儒学思想的影响，以学问修炼为标准，强调德行善举，批评贪腐的士人也从这些大族中滋长起来，他们与同宗的吏族，甚至户长之间存在着既为亲戚，又相互对立的政治关系。士族通过建立乡校和书院，教书育人，并传递他们的道德理想，培养出很多志同道合的学子，对吏族加以监督。这样，同一个宗族当中就分化为多维度的政治力量。在地方上，血缘关系较近的亲族分为户长、吏族与士族，他们彼此联合又相互对立。在全国范围内，血缘关系较远的亲族又分为落乡派、外乡派和京派。他们虽然都认同自己为安东金氏，尊奉同一个始祖，不过他们也会在宗族事务当中产生彼此既联合又紧张的关系。
除了宗族内部之间会存在政治竞争之外，在地方上更重要的政治斗争来自宗族与宗族之间。势力比较强大的宗族往往会为争夺地方上的控制权，争夺更为重要的象征性符号而形成对立。他们彼此又会以联姻的方式与其他宗族形成联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在安东，宗族斗争主要发生在高丽初期被封为太师的金氏与权氏两大宗族之间。最明显的实例就是两姓之间为始祖灵位在太师庙中摆放的位置展开的斗争。太师庙在国家的推动下，不仅成为权、金、张三氏的家庙，而且还成为安东地方士林共同顶礼膜拜的象征，这样，太师庙中灵位的位置就成为当世宗族在安东更有影响力的影射。金氏认为，在协助王建的过程中，金宣平的功劳最大，所以其灵位应当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权氏却擅自变动了三个祖灵的位置。虽然权氏此举引起了金氏以及地方士族的不满，但权氏凭借其地方的政治势力，依然不为所动。金氏无奈，只好向朝廷发起诉讼，要求权氏挪位。经过长达一百五十年的诉讼，才由朝鲜王室裁定权氏僭越，归还金氏正位。
宗族掌握了地方上的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利，并建立起庞大的通婚关系网络，这些都让他们在地方上的统治带有很强的自治色彩。而按照朝鲜的官僚制度，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官员都不能回到原籍，且不能长期任职，于是这些官员对于任职地来说都是“外人”。对于以农耕为主的社会来说，主要经济来源要依靠土地、林田和人口，这些资源往往都掌握在地方宗族手中，他们具有豢养胥吏的能力，从而将行政权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中。国家对于这种状况，也往往无可奈何，只要该地照常缴纳规定的赋税，表达对国王的忠诚，他们也就乐于维持既定的局面。
但是，国家依然是各个宗族获得政治身份与支持的重要来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宗族可以通过对国家表达忠诚与节操，来获得国王的认可与嘉奖，从而在地方的官员儒生当中获得巨大的声望，成为各个宗族的楷模;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宗族实行了严格的宗子制度，像弗里德曼所讲的中国可凭经济上的成就而建立祭祀分支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那些优秀的庶子或非长子要建立自己的家支就主要是通过国家来加以实现的。譬如在学问上有很高的建树，或者在为官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李氏王室就可以赐他“不迁位”的身份，这就意味着他的子孙可以他为始祖，建立宗族中的分支派别。
以上只是勾勒出了朝鲜宗族所处的政治结构的一个大框架，限于篇幅，其他的一些重要内容无法详细描述与分析。比如士族所建立的诸多书院成为地方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方宗族与士族通过儒林葬、书院的祭祀、博约会、淡水会等方式分化交织，构成政治派别或同盟。此外，宗族成员可能会卷入到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当中，中央对他们的惩罚可能导致整个宗族陷入濒临瓦解的边缘，即便最后扭转形势，也会对宗族成员的政治立场与观念造成极大影响。总之，朝鲜这样的豪族型宗族从其起源、组织方式、经营观念都带有某种政治性，从宗族内部到地方乃至中央都构成了宗族政治化运作的架构，这种架构下产生的文化对于进入当代社会的韩国依然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家乡、地方分支与京派的宗族结构，让我们看到韩国社会围绕宗族所建构的连续性整体，他们对下到乡村，上到王权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当代的宗族政治：地方选举
在宗族文化的现代变迁方面，韩国与中国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就是韩国的宗族没有受到国家的强制打压。即便是朴正熙执政时期，他所推行的“新村运动”虽然破坏了一些传统建筑与仪式，但宗族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大致保持了其连续性。虽然城市化与工业化运动使得大量人口集中到了首尔、釜山等大都市，个体化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宗族形态及其运作却一直按照适应当代变迁的方式进行调整。
从安东、忠清道、京畿道等各个地方出生的安东金氏汇集到首尔之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所谓的东大门派与南大门派两大派别。东大门派延续传统的形式，组织了中央花树会，而南大门派则组建了安东金氏大宗会。前者以安东等地方出身的宗族成员为主，后者则是首尔地区的宗族成员，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造成宗族组织实际的分裂。到了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宗族长者与权威人物的多次斡旋和筹备下，两个组织终于同意通过协商合并到一起，在安东市政厅召开了第一届大宗中的统合大会，全国各道市总共三千名宗族代表参加，正式成立了统一的全宗族性现代组织，就人员安排、职责范围、事务分配等进行商议与决定。这个组织负责联络宗族成员，整理编修族谱，发布宗族会报，组织安东金氏的研究会，安排每年的重大祭祀活动，而且还设立宗族内部的奖学金，资助本族优秀学子继续深造。
安东金氏两大派别的合并，是他们各派之间相互协调矛盾的结果。但这样的妥协并不是每个宗族都能实现的。笔者所调查的光山金氏，就存在着两大组织之间的矛盾而至今未能和解。一个组织是大宗会，它与光山金氏的大宗中一样，负责宗族的当代事务，比如同族人的相互聚餐、联谊、运动会、奖学金，以及安排宗族年会的召开等等。而大宗中则负责宗族的历史事务，主要包括每年在平彰里的祭祀和族谱的编修。两个组织之间虽然存在人员的交往，但相互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张，这实际上反映了宗族各派在历史上的分割，以及认同上的差异在进入都市生活之后的延续与放大。
同样，在安东地区，传统的家族政治依然依附于现代民主政治而在不断进行着再生产。在《安东金氏》当中，金光亿着重考察了安东从一九四九到二○○八年之间的国会议员选举和安东市长选举的漫长政治历程。他发现，传统上交替掌握着安东地区的金氏与权氏两家，依然是当选频率最高的宗族。现代的政治选举，尽管受到党派利益的很大影响，但在安东地区，候选人的“安东”特性变得极为重要。即便某位候选者能力超群，且提出了令民众心动的选举口号，但只要他不能代表安东，那么他的当选“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于是，在选举中最能代表安东的，就是安东出生，且具有强大家族背景支持的人。在选举的过程中，既存在金氏与权氏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存在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其他地区和党派的人。因此，在当选者当中，就有安东金氏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他不代表任何党派，但在安东具有较高的声望。还有一位来自权氏的留学归国人员，他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组建了自己的政党，同时又对不同家族的成员都表现出谦虚亲近的态度，这使得不仅权氏宗族的成员支持他当选，包括金氏在内的其他安东宗族成员也对他表示支持。于是这位权氏获得了三次连任。
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化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韩国的民主化程度从朴正熙时代的军事专制，经过全斗焕、卢泰愚之后，民众要求进行直选的呼声经金泳三、金大中两位总统得到了落实与实践，但在地方上，这种所谓民主化的选举方案实际上是排斥“外来者”的。地方的宗族力量与人员数量，在选举政治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他们把历史的记忆、共同体的塑造、对现代化的某些批评结合在宗族政治的当代运作当中，表达了宗族政治文化再生产的现代逻辑。当然，在宗族的祭祀活动中，这些在政治上居于重要位置的国家与地方领袖，也得到了宗族成员的肯定。在他们任职期间，也尽力为宗族的事务做出贡献。政治文化是韩国宗族在中央与地方都非常明显的特征。
金光亿这本《安东金氏》，以自己的家族为个案，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既是宗族成员，又是一位研究者，他既在其中，又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的长时段研究告诉我们，宗族组织及其政治文化对于我们理解韩国的重要性。他不仅有历史的梳理，而且有当代的观察，并坚持认为，尽管韩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依然看到人们在再生产他们的传统，并不断地与现代性进行商榷，这与“韩流”，以化妆品或者整容等为标志的韩国形象给人带来的现代感，甚至后现代感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观点，可供我们今天从事中国宗族研究的学者参考，如何在现代与历史之间去理解中国宗族及其文化之根的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田野调查与思考。
作者：杨渝 来源：读书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