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20年之后来看中国今天的十八大，那么届时人们很有可能把十八大视为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元年。为什么可以这么说?现代中国政治和传统中国政治有什么样的区别?
简单地说，规定中国传统政治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现代政治则意味着党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必须协商、谈判与妥协，在竞争的基础上实现合作。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主要是因为今天中国政治的结构产生了两个方面的质的变化。
第一个结构性变化是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从强人政治转向了后强人政治。这种转型对中共政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从一人政治或者个人专制转向了多人政治。在多人领导体制(或者集体领导体制)下，不再存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客观的现实是，“没有人可以说了算”。
其次是利益分布的变化。现在经济结构复杂，社会贫富差异巨人，各种利益高度分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反映在党内。党内多元利益化已经是常态，并且没有一种利益能够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领导人能够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平衡各种利益，并获得不同利益之间的共识。
再次，随着政治强人的过去，接班人产生的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强人政治时代，接班人是非常传统的“指定方式”。如今，十八大产生的一代领导人是第一代用非“指定”的方式产生的领导人，也就是用政治方式产生的第一代领导人。
第二个结构性变化就是党内政治竞争开始。从个人专制到多人政治必然导致政治竞争的产生和发展。
党内政治竞争实际上在邓小平之后就开始了。不过，从90年代到现在，尽管时间并不长，党内竞争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也正常，因为接班人既然已经不是用指定方式产生，那么其产生接班人的方式是否合理就变得重要起来。党内一些不接受这种产生方式的人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挑战。再者，由党内多元利益而导致的内部多元主义已经开始促成党内利益从“互相容纳”转型到“互相竞争”。“互相容纳”意味着大家都接受对方的利益，和平共处，但“互相竞争”则意味着大家都想获取更大的利益。
政治结构的这两大变化促成中共向现代政治转型。这就是中国的内部多元主义政治，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主导下的有限竞争性政治。中国实行的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意味着党内竞争必须是有限的，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造成党内的分裂。在现阶段，接班人一旦产生，其他政治人物尽管可能感到不满但也必须接受。这是因为所产生的接班人已经超越出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关乎于整个体系的利益。如果所产生的接班人也受到挑战，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出现不稳定，也就是说，会倾向于产生外部多元主义，从而超出内部多元主义制度的限度。
对现存领导人的内部制约大多来自于几代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中国政治给人的感觉是那些退休下来的领导人仍然在继续主导接班人问题。退休领导人、现任领导人和未来领导人，这种多角色的高度互动使得中国政治异常复杂，而现存的党内民主制度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
在制度化高的国家，个人和个人所谋求的职位是可以明显加以区分的，例如总统作为个人和总统作为一个职位是不同的。但在中国则不然。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向就是职位的个人化，即使一个特定的个人离开了职位，仍然有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径来继续行使其权力，继续扩张着其权力。台面上，实际的政党和政府只有一个，但有太多的力量在试图影响和主导这个台面上的政府和政党。
围绕着十八大政治，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这个局面是后强人政治时代政治利益多元化的必然产物。执政党要在这个全新的政治环境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新的制度体系。目前的情形是，正式制度体系缺少变化和改革，但各种利益都在推动着非正式的制度的快速成长。很显然，正式制度体系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而非政治体系是为一些具体的利益服务的。当非正式体系开始支配正式体系的时候，危机就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正式的制度体系需要新的顶层设计。正式的制度体系如何重新设计顶层，这是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
在华日企的困惑：诱惑超过风险?
《日本经济新闻》 2012.11.09
日本的餐饮企业“和民”在中国大陆开设了18家直营店，原本计划今年再开1O家，却被9月份的反日游行打乱。受游行影响，“和民”一半的店铺被迫停业，虽然现在全部恢复营业，但反日情绪升温导致顾客大幅减少。由于日本国内的居酒屋市场不断缩小，该公司转为开拓中国市场。不过，受反目游行影响，社长桑原丰认为“集中于中国大陆的开店战略存在风险”，因此将4年内在中国本土开设40家店铺的计划减至20家，优先在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地区开店，采取“中国+1”战略。
随着中产阶层的壮大、中国日益增强的消费能力吸引了大批日企。今后，进驻中国的日企，将与“和民”一样加强风险管理。即便如此，已经在中国打下一定基础的日企很难轻易离开中国。
在反日游行发生约1个月后的10月20日，经营“优衣库”的日系服装企业迅销按计划在西安市开设了2家“优衣库”。迅销会长兼社长柳井正在反目游行发生后，一直表示“中国的机会远多于风险，将继续在中国扩大业务”。该公司2012财年(截至2013年8月)有望在日本服装相关企业中年销售额率先突破l万亿日元，对该公司来说，不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是其增长引擎。迅销从90年代初开始向中国工厂派驻员工。积极培育缝纫工人，提高缝纫技术。“优衣库”店里75%的商品都是中国制造。一家大型日系贸易公司称，虽然“优衣库”也在东南亚增加代工工厂，但缝纫水平远不如中国。在生产方面“优衣库”也一样离不开中国。
在反目游行导致中国战略的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吉野家控股开始在全中国开店。该公司10月25日宣布，将于年内与正大集团(CP)成立合资公司。由华人兄弟在泰国创建的正大集团是第一家来华投资的外资企业，除了饲料和肉类加工外还运营着70多家超市，拥有丰富的中国人脉。已经在中国开设有300家“吉野家”的吉野家控股社长河村泰贵说：“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魅力并未减弱。”
中日两国已成为彼此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中国2011年的对日出口额是1991年的15倍，对日进口额也增至19倍。同时日本的大量资金涌入中国。日本企业2011年的对华直接投资扩大至1991年的55倍，今后日企将迎来收获期。日本电产的主力工厂位于浙江省平湖市。在1平方公里的平湖土地上，聚集有日本电产集团14家企业的工厂，主要生产面向数码设备和汽车的各种马达。放眼望去，这里俨然成了“日本电产村”。
在上海100公里圈以内，除了平湖市，还有台湾大型代工厂商(生产全球90%的个人电脑)云集的昆山市、电子相关企业聚集的苏州市等，形成了从部件到成品的供应链。其中，日本电产占有重要一席。日本电产自1992年正式进入中国以来，共投资500多亿日元，在6823亿日元的合并销售额中，有20%--30%得益于中国工厂。社长永守重信说：“虽然反日游行的影响不容乐观，但为了保增长，将继续进行必要的设备投资和研发投资。”
反日游行给紧密的中日经济关系造成了深刻影响，今后估计风险将继续存在，但是仍有不少日企将中国定位为“增长轴”。如此看来，日企除了努力融入中国市场之外别无选择。
中国各地推动“幸福工程”
《南华早报》2012.11.05
从北京到宁夏，地方政府设立了“幸福指数”或者其他具有针对性的项目、计划和政策，以提升民众对自身生活乃至政府的满意度。
近年来，有18个省份和100多座城市加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幸福运动”。大多数分析人士对加强关注民众福祉的做法表示欢迎，但有些人也告诫说，幸福是难以衡量的，同时建议共产党最好实行推动社会变革的具体政策。2011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阐释了打造“幸福广东”的计划。作为计划的内容之一，广东划拨4230亿元用于实施改善民生的项目，并设法把该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过快的12.5%降至可控的8%。为了衡量成功与否，广东设立了根据个人经济指标编纂的指数，其中包括就业、收入、教育、医疗、犯罪、住房、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环境。
江苏省江阴市是最早启动满意度工程的城市之一。当地政府在2007年设立幸福指数，承诺将改善该市的就业、收入、公共安全和医疗，同时减少污染。如果政府的统计数据可信的话，该计划取得了不同寻常的成功。3年过后，江阴有95.87%的被调查者感到幸福。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许光建教授说，他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能对公众的幸福程度展开令人信服的调查。他说：“不幸福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十八大即将开幕之际，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对3500人展开街头采访后制作的系列报道，采访目的是衡量内地的“国民幸福总值”。
作者： 来源：凤凰周刊 2012年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