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市民化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在市民化过程中，农民不仅面临着户籍转变、地域转移、职业转换等排斥问题，还存在着政治排斥问题。导致该群体的基本民主权利陷入困境，群体对立和社会分裂，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风险增加。不仅会阻碍农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还会影响城乡一体化建设，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难以体现。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重新集聚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就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农民市民化面临的社会排斥问题，如公共服务、市民意识等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对于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治排斥问题，学界至今都没有形成系统深入的研究。如不重视，不仅会伤害农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产生重大影响。
一、政治排斥
西方学者在深入研究社会排斥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排斥概念。英国学者简妮·珀西-史密斯认为：“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是被排斥群体和个人权利被剥夺，由此导致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需要的诉求无法表达，不能向上反映，也不会引起重视。这一方面的排斥可以被称为‘政治排斥’。”①我国学者李景治、熊光清谈到，“政治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不能公平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过程和状态。”②
笔者认为，政治排斥问题与我国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是指在相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背景之下，公民政治处境各不相同。尤其农民政治参与程度明显低于其他社会群体，处于政治生活边缘，无能力或者不能参与和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政治决策的过程和状态，主要表现为主动政治排斥和被动政治排斥。
二、负面影响
(一)农民基本民主权利陷入困境
一方面限制了农民的政治参与，不能进行积极的、合法的政治活动，民主权力陷入困境，基本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政治排斥违背了民主精神，凸显了我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弱化了政府的“合法性”，降低了农民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认同感和信心，限制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二)社会群体对立和社会分裂严重
一些人认为市民化的农民会威胁到原有社会成员的既得利益，转型时期城市人的偏见显而易见。新转化的农民虽然生活在城市却与原城市居民又存在本质的差异，不仅经济生活方面的差异会限制这个群体，城市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改革滞后带来的政治排斥也容易让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形成一个孤立的特殊团体。相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政治权利更容易导致两个群体相互对立分裂。
(三)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风险增加
当前农民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本就不多，排斥更加剧了其政治参与的难度，而被排斥后这一群体就可能会采取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和途径。如果城市系统在应对政治性突发事件中表现出能力不足，也会对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形成巨大冲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会不断觉醒和增强，其要求与城市政治系统所允许的合法政治参与程度之间的矛盾也会扩大。
三、产生原因
(一)农民数量多且观念滞后，政治参与水平低
“预计 2020年之前全国大约有3亿、2030年之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③可以看出，中国待“市民化”的农民数量巨大，且呈增长趋势，为政治排斥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同时，该群体存在浓厚的臣民观念，角色转变后依然采取传统的政治表达方式，不能适应城市政治生活方式，政治参与水平低，政治参与能力亟待提高。
(二)制度变革滞后于社会变革，利益表达渠道狭隘
近年来我国加快了对传统户籍制度的改革，但“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形成了对农民的身份歧视和权益差别。”④属于探索阶段的户籍制度改革依然滞后于社会变革，农民在医疗卫生、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等方面都很难享受到与原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更容易受到城市政治系统的排斥。表现为：第一，我国的社会结构导致农民长期远离权力中心，其政治诉求进入到国家决策层面的周期较长。第二，城市政治制度操作人员管理思维和方式落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合法权利遭遇侵害几率增加，但利益表达渠道却没有相应的发展起来。
(三)农民经济水平不高，政治参与缺乏物质保障
“人们已普遍接受这一看法，即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区别，在于政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在较富裕和较工业化、城市化的复杂社会中，更多的人以多于他们在欠发达、农业的、乡村的、更为原始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下所拥有的方式卷入政治中去。”⑤经济水平状况直接影响到人们政治参与程度，在市民化进程中，农民多以获得经济收入为目标，政治参与没有物质保障，相对的贫困影响了他们的民主观念及政治意识的形成，导致了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
四.对策探究
(一)培育公民精神，发展社会组织，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水平
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往政治权利之路，也是稳定的基础，因而是政治自由的前提。”⑥要解决政治排斥问题，政府应该通过各种教育宣传机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不断培育农民的公民精神，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发挥社会化组织与团体力量，强化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把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的个别需求转换为易于操控的集体性建议和方案传达给决策者。
(二)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城乡实质性融合
“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⑦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改革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短期内难以有较大突破，更不可能一步到位。解决政治排斥问题，必须继续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消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身份差别，给予农民与原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
(三)大力发展经济，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
物质保障和政治参与呈正相关，要破解政治排斥问题，首先要从经济层面入手。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平衡利益分配格局，增加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覆盖率，使市民化后的农民有政治参与的热情与保障。除此之外，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设计中，政府更应该关注农民的利益表达，让他们在参与政治决策中有实现经济发展的可能。
综上所述，农民市民化是当前转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它的目标就是要逐步消除城乡居民的差异，让更多的农村居民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打破制度瓶颈，突破农民自身的素质束缚，消除农民在市民化进程中的政治排斥现象，实现城乡实质性融合，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
作者：李维 来源：商 2016年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