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元代政治有着重大影响。元代统治者与西藏宗教领袖建立了紧密联系，尊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给予很高政治地位。佛教对元朝的统一及治国发挥了重大影响力，同时促成了元王朝后期的政治腐败。
佛教在元代被蒙古贵族所接受并受到尊奉，在元代政治中处于极为特殊的地位，在元代历史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蒙古贵族接受佛教的原因及佛教对元代政治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元代版图空前辽阔，宗教信仰也是多方面的，众多宗教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元代统治者尤其尊奉藏传佛教，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元代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多桑蒙古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勿偏重任何一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各教之教师教士贫民医师以及其他学者，悉皆豁免赋役。”成吉思汗以后的诸位可汗以致后来的元朝皇帝都实行宗教宽容的政策，允许各种宗教信仰的存在，这就为包括藏传佛教在内的多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二)元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偏爱，并给予其国教的地位。“元世祖时西藏喇嘛僧(藏传佛教徒)八思巴(1239-1250)来到中原，世祖聘他为国师，统管全国佛教。至元七年(1270年)八思巴又任帝师，获得了仅次于帝王的权利。八思巴死后，元代皇帝仍迎请其他西藏僧来任帝师。”[1]，“每大汗即位前，必先就帝师受戒;百官上朝，皇帝身边专为帝师设位;帝师出行，派大臣迎送。”[2]，“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者，无所不用甚止，虽帝后妃主，亦因受戒而为之膜拜。”[3]足见元代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偏爱程度。
(三)蒙藏民族生活方式上的相似以及蒙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与藏传佛教教义上的相通之处也是藏传佛教更易于为蒙古贵族所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额尔德木图先生所说：“蒙古民族与吐蕃民族都是狩猎民族，其文化上的一致性是藏传佛教容易被蒙古人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客观条件。藏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和吐蕃民族原始苯教(亦称黑教)结合而形成的宗教，因此它的内容及形式等各方面含有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文化成分。其次，蒙古孛额教(萨满教)和佛教同属于偶像教。”[4]
(四)藏传佛教为元代蒙古贵族所接受也与蒙古族发展的历史渊源有关。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族已开始接触佛教教义。窝阔台汗时期藏传佛教正式进入蒙古社会。蒙哥、阿里不哥、忽必烈等蒙古汗及诸王率先接受佛教灌顶。藏传佛教逐步确立了其在蒙古贵族中的地位。
二、佛教在元代政治中处于极为特殊的地位，对元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对元代治国思想的影响
成吉思汗的得力辅弼，随成吉思汗西征的开国元勋耶律楚材，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极力提倡“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蒙古贵族有深远影响。作为蒙古贵族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佛教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佛教在客观上也加速了蒙古贵族封建化的进程。
首先，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元代从中原历代王朝的统治政策中吸取经验。面对人数众多的汉族民众，以及中原民族长期存在的对边地少数民族的蔑视心理等等，都对元代统治者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巩固其统治，利用佛教的巨大影响力，弱化民众对新政权的敌对情绪，元政府大力推崇佛教。利用佛教的教义麻痹民众的思想。佛教鲜明的出世性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这表现为佛教对世间一切现实原则加以否定，即对人类所处的客观世界身体和价值原则否定。佛教竭力抹杀现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以虚拟的佛来贬低人，同时又将人置于“六道”(众生)中的较高层次，后来，大乘佛教多数流派还宣扬人人皆可成佛的动听口号。这一切都能给人以精神的逼迫和道德的责任，也能给人以感情的依托和心灵的慰藉。使广大民众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上，缓和元代建国初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维护元朝的统治。
其次，随着元代皇室对佛教的信仰，佛教教义的某些思想也对蒙古贵族的统治政策有很大影响。在客观上加速了蒙古贵族封建化的进程。作为元代的开国皇帝，忽必烈尊奉藏传佛教也与一定的实用主义心理有关。早在1242年，忽必烈召见海云法师时就问道：“佛教中有无安天下之法否?”从这段问话中可以看出忽必烈最关心的是从佛法中寻求治国安邦的理论和方法。
从忽必烈的统一战争到元代初期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体现出佛教思想的影响。佛教教义的“戒杀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代统一战争中的战争政策，减少了战争的破坏性。在元代建国前，蒙古贵族的扩张战争表现出极大的残酷性，在蒙古与金朝的战争中北方地区的社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在忽必烈对南宋的战争中，对江南经济的破坏较小，同时他又屡次下令禁止军士扰民。忽必烈选择军事统帅伯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伯颜“不弑杀”。元代建国后许多政策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因果报应”是佛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劝导人“今世”行善以求得“来世”的幸福。元代初期每遇灾，政府必拨出大量钱粮赈济灾民，在元世祖时期此类赈济的次数及其赈济钱物的数量超过了前代。这不能不说与元代皇帝受佛学的影响有关。从客观的好处看，比其他朝代的一些皇帝灾年发个空洞的罪己诏实际的多，更受百姓的欢迎。
在元代初期，佛教的思想渗透到许多统治政策中，客观上促进了元代初期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蒙古贵族的统治思想，加速了其封建化的进程。
(二)对元代统一的影响
佛教对元代统一影响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西藏以和平方式并入元代版图。
1234年金国灭亡后，窝阔台大汗将原来的西夏辖区及吐蕃属地(即现今甘青部分藏族地区)化为阔端的份地。为了加强蒙古势力，在西夏故地的统治，保障蒙古军队南下进攻南宋的侧翼安全，将西藏统一到蒙元治理之下。1239年，阔端派大将率军攻入西藏腹地，不仅打开了蒙古王室与西藏地方势力和平谈判的大门，而且也揭开了蒙藏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西藏方面的谈判代表是萨迦派的首领贡噶坚赞，他在1247年受阔端的邀请前来凉州会晤。这次会谈既是政治谈判，主要内容为西藏归顺蒙古汗庭和阔端扶植萨迦派代理西藏事务，同时又是宗教谈判，把藏传佛教引入蒙古王室。从阔端邀请萨班的情形和会谈后的发展局势看，阔端对当时西藏的历史、政治局势、宗教势力的影响及其地位和作用等有了大致了解，同时我们还可以从阔端对西藏采取的策略中判定，阔端从西夏人(特别是西夏僧侣)那里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在他给萨班的邀请诏书中显示得十分清楚。虽然这份诏书中仍有“长生天气力里”等萨满教的言辞，但总的内容是从佛教思想的需要出发，如诏书中的第一句就提出：“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之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5]显然阔端选择萨班，不是以僧伽之多少，威势之大小，情面之厚薄为条件和标准，而是以佛法之精通与否为标准。阔端这份邀请书包含两层内涵：一是邀请一位精通佛法高僧作为自己的上师;二是通过有威望的上层喇嘛来降服西藏。会谈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两点。会谈后阔端把萨班留在自己身边给予极为优厚的待遇。对此萨迦班智达自内心感恩戴德。
阔端虽信奉佛教、尊重佛僧，但他不是狂热的信徒。他的行为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的具体体现，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其统治西藏的政治目的服务。只不过阔端的做法更高明些。更适合西藏当时的世俗社会和宗教势力的实现情况和时代要求而已。
继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建立的政治宗教联系之后，蒙哥和忽必烈兄弟二人完全继承和观察了阔端制定的对吐蕃的宗教政策，并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经营管理，使蒙藏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蒙哥汗即位后，一面派人到西藏清查户口，划定地界，实行分封制;一面又颁布诏书规定免除僧人赋税、兵差、劳役、保护僧人们的利益。诏书中还承认萨迦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导地位。蒙哥汗与萨迦派保持正式关系外，同时也与其他教派联系。该派领袖噶玛拔希于1256年投靠蒙哥汗，蒙哥汗除赐受他金银外，还有一顶金边黑帽，从此开始了噶玛噶派黑帽系活佛转世。可见，蒙哥汗统治时期对藏传佛教各派系采取的是平等对待，兼容并蓄的保护政策，这亦是按照蒙古汗国的制度统治西藏比较可行的办法。从此以后，迫使西藏各教派想要取得比其他教派优势的地位，就必须加紧与其施主——蒙古皇室成员，甚至于中央王朝的密切联系，以得到他们的支持与扶植。总之，蒙哥汗时期对西藏的经营，无论是派军队镇守，清查户口，还是以各种手段拉拢西藏各教派上层人士等，其目的是为了把西藏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
忽必烈是一位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政治人物，他尊奉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实用主义心理。《元史·释老传》中记载：“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乃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6]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忽必烈尊奉藏传佛教，并重用八思巴的目的，就是要“因其俗而柔其人”，有效的统治西藏。重用八思巴，胜过动用千军万马去征伐，“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的西藏，这是根据西藏特殊的宗教制度所采取的策略。西藏虽教派林立，但由于前世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即通过萨迦派的领导地位，带来整个西藏的归顺。
元朝时期，西藏以和平方式并入元代版图，是通过阔端与萨班，蒙哥汗与西藏众多教派的上层领袖，忽必烈与八思巴的有效合作实现的。藏传佛教在双方的沟通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元代后期政府腐败的根源之一
元朝皇帝尊奉藏传佛教，给予其极高的地位。藏传佛教也在元代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负面效应，佛教也是元代后期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
佛教对元代政治制度影响最大的是僧官制度。中国的僧官制度始于北魏和后秦，此后各朝延袭均有改革。中国僧官的职权在元代是一个高峰。总制院、宣政院掌管全国的佛教事务和吐蕃地区的政教事物，而领之于帝师。元代僧官的选用原则是“军民统摄，僧俗并举”。宣政院使多由帝师兼任。“正使而下，必以僧为副使，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军民皆属统理。”[7]所谓“军民统摄”，即僧官不仅管辖僧尼事务，亦掌管军政、民政事务。所谓“僧俗并用”，即以事俗人为僧官，以僧人任流官。这种政教混杂，僧俗并用的僧官制度，仅元代所独有，并不为以后各朝所沿用。
元代的僧官集政权、神权、军权于一身，职高权重。“为其徒者，怙恃恣睢，日新月异，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腾言。”[8]由于元政府的庇护，喇嘛僧飞扬跋扈，为害一方。这一僧官制度的长期推行无疑会加剧政局的混乱，造成社会动荡。“军民统摄，僧俗并用”的僧官制度还导致了“僧徒贪利无己，营结近侍，欺昧奏请。”[9]如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觉宋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一百余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美女宝物无算;且攮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玉器大小一百一十一，钞一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四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二万三千户。[10]这些僧官的胡作非为，加剧了元后期的吏治腐败，激化了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元代后期有国家出面频繁的大搞佛事，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使本已不敷出的元政府雪上加霜。“延佑四年，宣徽使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一百。”[11]如此巨大的佛事开销，即到不来任何实质受益，又劳民伤财，徒劳无益。频繁的佛事活动也是元代后期财政连年亏空的重要原因。
元代后期由于没有有效的对佛教机构和僧人加以管理和约束，加上统治者深深的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佛教的负面效应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严重的动摇了元政府的统治基础。由于对宗教的管理混乱。加剧了元代政局的混乱，加速了元王朝的灭亡。尊奉佛教作为元代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向来受人关注。佛教在元代政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元代佛教既是一种统治工具，同时也深深的影响着统治者本身。随着元代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化和对佛教事物的混乱管理使其负面效应突显，成为社会动荡和政局混乱的诱因之一。
作者：佟振远 来源：大观 2015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