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一代对政党、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价值认同，是国家和谐稳定的社会基础。教科书是现代社会传承社会共同价值规范的重要文化载体，是学生学习政治知识、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自我的重要工具，发挥着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西方教科书以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虚假形式来实现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我国教科书以一种显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追求来实现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通过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文本分析，有助于我们揭示和理解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机制。
通过政治社会化使社会成员普遍形成相同或相近的政治意识、政治信念、政治规范、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掌握参政议政的基本知识和能力，是维护国家政治和谐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政治社会化的本质是政治文化的教化，“是社会个体在社会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政治文化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政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1 ]。学校教育是实施政治社会化的基本途径，教科书作为传递主流价值规范和官方知识的文化载体，“是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精心选择的体现统治阶层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文本表达，所选择的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特征。国家或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通过教科书这个物质载体加以具体化，并通过对教科书中价值取向的控制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 [2 ]，是学校教育实施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基本媒介，因此，研究并发挥教科书的政治社会化正向功能是现代国家制度的一种必然要求。
一、西方对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理性研究
政治社会化理论产生于西方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主要针对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危机。如青年人群体出现的反殖民主义、反战、反种族歧视、反贫困等政治行为，以及吸毒、性解放等反主流文化行为，这些行为直接影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西方社会学者开始“着重研究人们怎样获取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准则和政治价值，以及社会怎样实现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理论” [3 ]，以及如何传播政治文化，以达到控制人们思想、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维护政治制度的目的。
1. 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机制研究
以西方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和杰克·丹尼斯等学者为代表，对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机制进行的研究认为，早期的学习对个体“政治自我”的形成与发展最为重要，“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形成的政治取向会永远留在一个人的心里，并在成年后表现在政治行为上” [4 ]。学校是儿童“政治自我”概念形成重要场所，这个时期形成的对祖国的忠诚、对权威的服从、政治立场、自我认知等，对今后政治社会化信息会起到过滤作用。伊斯顿等认为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需经历政治化、拟人化、理想化与制度化四个阶段。在政治化阶段，儿童通过对身边政府人物(如代表社会正义的警察)或通过教科书、新闻媒体对遥远政治权威的认知(如领袖人物)感知政治体系的存在;在拟人化阶段，儿童结合自身的体验通过对政府重要他人的认知和理解形成政治制度的价值认同，即其对政府或政治制度的理解等同于对权威个人的认同，如对警察叔叔、亲民政治领袖的热爱等，会迁移到儿童对政府、政党、政治制度的情感认同;在理想化阶段，儿童产生英雄崇拜或信任，对所有警察、所有政治权威会产生普遍的价值认同;在制度化阶段，则使儿童从对理想政治人物的认同转化对现实的各类政府机构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理解与认同，达到政治社会化的目的。我们认为，在儿童和青少年早期政治社会化阶段，其亲身对社会环境中的政治性人物的体验起主体性作用，学校教育起一个强化提升的作用。如果儿童感受不到身边警察叔叔、政府公务员等等重要他人的正向影响，仅凭学校的说教灌输难以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建立学校、社会和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机制，形成政治社会化的合力非常重要。
2. 政治社会化多学科协同研究机制
近年来，西方政治学家与社会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形成协同研究群体和机制，取得了许多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实现机制的研究成果。他们非常注重把文学作品与故事传说作为对青少年进行政治社会化教育的重要内容来讲授，向儿童和青少年渗透国家精神和民族意识的深意所在。美国前教育部长贝尔特曾强调说：“要使儿童从小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他们的道德鉴别能力，完全没有必要再增加新的课程，因为德育的许多内容和素材就包含在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里。比如培养儿童的诚实，教师无须大喊大叫‘要诚实，要诚实’，他们只要把林肯是怎样步行三里路退还六分钱的故事和《伊索寓言》中‘狼来了’的故事讲述给青少年听就可以了;而《独立宣言》、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狱中来信》，可以使青少年懂得如何面对逆境。” [5 ]我们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西方学者关于儿童和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在美国教科书的编写中得到了充分应用，相比较而言，我国学者在政治教育与政治社会化理论多学科协同研究方面相对薄弱，对我们加强教科书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多学科研究提出了挑战。
二、中美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主题的选文结构分析
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群体近年来在课程社会学领域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行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以吴永军教授在其《课程社会学》一书中对政治类目划分的13个亚目为分析框架，结合研究实际进行了适当修订。选择人教版初中《语文》和马克·吐温等著、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对两版本语文教科书13个政治亚目的选文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1. 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注重政治社会化问题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中美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上均注重政治社会化问题，但马浩岚编译版美国语文教科书相比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更注重政治社会化问题，其政治社会化主题的选文比重为人教版的2.39倍。我们对其他版本的美国语文教科书与我国其他版本初中语文教科书进行比照发现，美国语文教科书对政治社会化问题的高关注度并非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教科书编写的普遍性价值趋向。
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比例较高的5个亚目依次为批判揭露(15.5%)、自由平等(13.1%)、社会秩序(12.1%)、信仰理想(10.3%)、歌颂赞美(10.3%)，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选文比例比较高的5个亚目依次为爱国(17.8%)、自由平等(6.5%)、批判揭露(5.6%)、革命精神(3.7%)、信仰理想(3.3%);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对爱国主题的选文比例为8.6%低于人教版的17.8%;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对政治讽刺、权利义务、民主法制、战争、和平等5个主题均有选文，而且战争主题的选文比例与爱国主题的选文比例均为8.6%，而人教版则无显性的以上5个主题的选文。
通过比较，我们认为，美国语文教科书注重通过对旧奴隶制、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揭露，追求并维护自由平等，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内在逻辑;美国语文教科书对实现爱国、自由平等目标，而不畏牺牲的“战争精神”的颂扬，值得我们关注;美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文显现出“更讲政治”的特点，只是呈现的方式更侧重渗透式、隐蔽性。由于马浩岚编译的美国语文教科书中的选文是精选本，并非美国语文教科书的全部篇目，比较的结论肯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我们从统计意义上看，美国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选文的比例高于我国语文教科书是明显的。
我们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我们当下存在狭义地认为政治社会化就对政党、阶级、国家制度的价值认同，这是政治理论课的职责，忽视了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是各学科达到提高公民素养这一课程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由于对“文革”极左思潮、政治挂帅对教育毁灭性破坏的伤感和警惕，不希望学科教育更多地涉猎政治社会化问题;三是我们缺少科学的学科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实施策略研究，要么容易走向极左方式，要么容易忽略它。石鸥等学者认为：“教科书作为国家意志、民族文化、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接的载体。教科书是读者最多、最特殊，又最被读者信赖甚至依赖、最耗费读者精力和时间、对读者影响最深远的文本。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就是手捧着这小小的文本成长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也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未来。” [6 ]关注和研究教科书政治社会化的实现机制，发挥教科书立德树人功能十分必要。
2. 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注重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系统设计
马浩岚编译版美国语文教科书将美国建国以来二百余年的历史划分六个主题，分别是《文明的交会》(1750年)→《国家的诞生》(1750-1800年)→《国家的发展》(1800-1870年)→《分裂、和解与扩展》(1850-1914年)→《不满、觉醒与反抗》(1914-1946年)→《繁荣与保护》(1946年至今)，这六大主题按照文史结合的方式和历史年代发展的顺序编排，每个主题对应的课文均选自于那个时代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章或文学经典之作，展示了一个不断奋斗、进步、富强、走向完美的美国国家发展历程，每个主题的选文价值取向聚集度高，都让学生在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典型事件体悟中内化美国的政治价值诉求。从篇目结构比较看，美国语文教科书的政治社会化主题更加集中、明确，总体围绕爱国、自由、平等、法制等核心价值进行选文。相对而言，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更加隐晦，每个单元虽然有暗含的主题，但主题不甚明确，单元的选文价值趋向的聚焦度并不强，其六册教科书选文的量基本均衡，围绕识字、阅读、写作，语言、文字、文学结构展开，体现了语文学习循环上升、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并重的设计理念。
此外，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的本土性强，国际性、开放性弱，其教科书选文未见东方文化成果，欧洲国家的优秀文化作品也不多，我们对威廉·H.麦加菲版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分析也印证了这一选文特点。人教版语文教科书选文则表现出明显的国际性、开放性，选用反映东西方先进文化成果的课文明显多于美国教科书，体现出我国教育文化的开放性意识、国际化视野、对世界优秀文化的主动吸收借鉴的理念，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我国整体改革开放的一种映射。
3. 中美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主题选文的文化差异
中美语文教科书都倡导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以及对革命精神的颂扬。两国语文教科书都教育学生要与落后的思想观念、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作斗争。我国语文教科书更侧重于对旧的封建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的批判，美国语文教科书更注重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去追求未来美好社会。对政治的批判方面，美国教科书的价值导向更加明确、表达更加直接。人教版语文教科书更加抽象，主要集中于对封建社会、封建文化的批评，而且这些批评现实意义不大，甚至有悖论。如人教版选文《智取生辰纲》，从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意义上来看，此选文存在价值导向不明确的问题;从现代社会生活价值导向来看，也存在问题，是否智取(抢劫)贪腐官员的财产就是值得称颂的呢?
美国语文教科书直面描述正义战争的价值，突出美国为维护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美国核心价值观，不惜通过战争、牺牲生命来追求，起到了对美国当今通过文化、经济、军事手段来维护来其世界霸权地位的全球政治战略进行合理化辩护的功能。
此外，中美语文教科书在选文价值取向上，体现出个体与集体、国家之间关系认知的差异性。我国语文教科书对核心价值的追求，倡导通过融入集体与国家、服从集体与国家、听从集体和国家领袖人物的指挥、借助集体和国家的力量才可以实现。美国语文教科书则宣扬每位个体都要秉承美国核心价值、为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为追求和保护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制而奋斗、甚至牺牲生命。
三、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内容的政治社会化特点分析
如果说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的结构分析体现了教科书编写者对政治社会化的顶层设计思路、选文价值取向的异同，那么，进一步对中美语文教科书选文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则在于寻找中美课程文化的差异和政治社会化实现机制的不同。
1. 美国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选文具有第一人称指称的特点
通过比较，马浩岚编译版美国语文教科书的选文多是作者谈亲身体会，以第一人称来倾诉对美国核心价值观的追求、责任、奋斗、牺牲、体验、感悟，“从语言交往方面来看，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代词的所指对象是语言交往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说话人和听话人)，他们总是出现在语言交往活动现场” [7 ]，阅读第一人称的课文可以实现作者与阅读者的“直接对话”，易于把阅读者带入作者所讲述的真实境域中、产生感情共鸣。如围绕“爱国”这一政治社会化主题，马浩岚编译版美国语文教科书选取的《从新白宫里写给女儿的信》这篇课文，是美国第一夫人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给女儿讲述的其初到白宫的生活及感受，作为母亲写给女儿的信，话语的真实性、教育性、可信度自然要高，作为国家第一夫人谈对一个新生国家的理解与认知，又可发挥拟人化功能，帮助学生理解在殖民地基础上，美国是如何建设国家和文明的，让学生领悟文明从来都是由每一位普通公民共同来创造的，从而激励青少年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努力奋斗。选文《一个美国农民的信》这篇课文，则又从一个普通公民的亲力亲为的视角，号召欧洲的穷苦人到美国去过一种能够通过劳动致富、拥有土地和财富、拥有尊严和政治权利、拥有自由的生活，让学生体验到一位低层美国普通公民对新生祖国的骄傲、幸福、热爱之情。选文围绕“爱国”这一主题，从第一夫人到普通农民等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谈对国家的“真情实感”，教育青少年形成“爱国”的价值追求，比较好地应用了儿童政治社会化四阶段理论。
2. 我国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选文具有第三人称指称的特点
我国语文教科书政治社会化选文大多选用作家、同事等他者的记述作品，以第三人称指称。从语言学的视角看，“第三人称代词的所指对象不是语言交往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而是话题中所涉及到的人物，这个人物可以出现在现场，也可以不在现场” [7 ]。阅读者并非在和故事中的人物进行“面对面对话”，而是在听情境之外的“局外人讲故事”，它的真实感、教育性较第一人称指称效果相对弱些。如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围绕“爱国”这一政治社会化主题，选取了《邓稼先》这篇课文，该文讲述了邓稼先先生冲破了层层阻挠，毅然舍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回到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带着浓厚的爱国热情，发挥自己的学识，为祖国的核研究作出巨大贡献、成为“两弹元勋”的故事。故事虽然真实，但并非邓稼先先生自述的爱国经历与体验，而是杨振宁教授从一个知情人的角度来歌颂其爱国精神的。课文《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同样是由臧克家先生撰文的，歌颂了闻一多先生作为一名学者、一名革命战士，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爱国精神。课文描述闻一多先生“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描绘了闻一多先生的英雄形象、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但这种第三人称的叙事方法，往往使人感受到一种文学加工的意味和高大上的语言风格，折射出我国政治社会学家与社会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的协同研究成果的不足。
3. 美国语文教科书选文注重政治社会化主题的聚焦性和系统性
马浩岚编译版美国语文教科书对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化设计具有系统性、层次性的特点。如对“自由平等”这一政治社会化主题的选文设计，分别选取了国家领袖人物、中产阶级、平民阶层等不同群体共同争取自由平等的课文。
为体现国家领袖人物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奋斗，选用了林肯总统的《解放黑奴宣言》和《独立宣言》等课文。为体现中产阶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选用了帕特里克·亨利的《在弗吉尼亚州大会上的演讲》和亨利·戴维·梭罗《论公民的不服从》等课文，亨利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梭罗则提出人民应防止政府把他们变成不正义的行动者的观点。为体现平民阶层对自由平等的追求，选用了《欧拉乌达·爱库维阿诺一生的“有趣的故事”》、《一次经历种族歧视的记录》等课文，从平民遭受与反抗奴隶制度的亲身体验中，让学生形成对奴隶制度和种族不平制度的憎恶、反对，形成对自由平等价值观的认同。
对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不仅注重从政治权利、种族平等制度角度选用反映不同社会群体共同态度的课文，而且又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组织选文。如《一小时的故事》、《一场瓦格纳音乐会》、《女勇士》等三篇课文，分别讲述了社会底层妇女所受男权的压迫、知识女性对男女平等的呼唤、女权主义代表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实现自由平等的途径上，除了领袖的思想、知识分子的呐喊、平民的生活抗争，还强调通过战争来实现这种社会追求。如《第二次就职演说》、《战争插曲》、《葛底斯堡演说》、《玛丽·彻斯纳特的内战》、《布尔伦战役的叙述》等课文，讲述了从总统林肯到普通士兵为争取自由平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战争精神。相对而言，我国语文教科书选文对政治社会化主题的聚焦性和分层次、全方位、系统性地内化核心价值观的设计需要强化。
四、对我国教科书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启示
在存在阶级和民族国家的时代，教科书作为传递主流价值规范和官方知识的文化载体，是不会也不可能超越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的。通过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西方学者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只是另一种意识形态表达方式罢了。由于“文革”政治意识形态泛化带来的教育灾难的“阴影”影响，目前的确存在着对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研究弱化的现象。在日常教学生活中，教师群体对教科书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等课程目标的关注比较多，对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关注得相对较少，对政治社会化问题涉猎更少，我们有必要寻求这种状态的改变。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教育承载着对年青一代人进行社会化的功能，毋庸置疑，这种社会化是以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社会化是教育社会化功能的重要内容。教科书作为教育活动的载体，其知识体系并非是客观和价值中立的，知识和权力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教科书编写者在编制过程中面对浩瀚无际的知识进行选择，必然要涉及什么知识最有教育价值?谁的知识最有教育价值?知识选择的背后渗浸着怎样的价值追求?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必然离不开教科书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阿普尔认为：“教科书就是‘属于特定人群的合法知识’的化身，每当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地位遭到质疑的历史转折时期，教科书就会成为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场所。什么形式的知识和谁的知识能够获得教科书中的合法地位，这不仅是文化资本的政治学问题，而且是‘知识置换’的政治学问题。” [8 ]政治意识形态是教科书编写者选择、组织、分层社会相适应的各种文化资源的过滤器之一。
香港“反国民教育”和台湾“反课纲”风波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教科书在政治社会化中的重要作用。教育者通过教科书使受教育者把主流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价值导向和政治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体“政治人格”要素，并按照主流政治文化规范来约束、指导自己的政治社会行为，可以有效引导青年一代成长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教科书政治社会化功能在东西方教科书中普遍存在，进教科书，是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教科书这一课程实施的有效载体，让年青一代内化主流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是学校实现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有效途径。但是，不可否认，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实现机制研究与实施方面还存在明显差异。目前，我们仍然延续着早期革命年代面对缺少文化基础的民众以说教和灌输方式为主的显性政治社会化形式，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重灌输现象严重，实效性不好，与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和政治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求、与国家政治制度延续与发展的现实要求，都还有较大距离。西方发达国家把政治意识形态抽象的理论、价值观融化在日常具体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政治社会化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作者：赵长林 杨振华 来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