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李侃如的《治理中国》对1949年后中国发展史的描述的逻辑为线索，分析了两个时代的革命体制。
在中国问题领域三十多年的学界和政界经历，让李侃如成为了美国当代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如傅高义教授所言，李侃如是在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学识最渊博的美国学者之一，他对中国的深度观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水平。
本文将从毛邓的革命体制和改革体制、“组织”和“制度”在革命体制和改革体制下的运作、改革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三方面对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革命和改革进行阐述。
1949年后中国政治革命和改革
(一)1949年后的中国政治史
对于中国政治史这一宏大叙事，李侃如以两部分进行简洁有力的概括：毛泽东的革命体制和邓小平主导的改革体制。在李侃如看来，这两个体制充分体现了1949年后中国政治史的主要特征。
1、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体制
毛泽东体制不是一种寻求培养稳定发展与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普通政治体制，而是一种具有巨大能量和惊人的不稳定性的超常体制，其领导人决心实现高速工业发展，同时致力于根本性社会变革，因而对任何一个时间段进行分段都难免牵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里，缺乏执政经验的中共从革命党走向了执政党。
面对战后满目疮痍、严重分裂的社会状况，中共面临的严峻任务是：创建政治制度，实现经济恢复和增长，进行革命性的社会改革，并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对于完成任务的主要手段，在夺权时代的遗产的影响下，中共首先选择了“运动治国”，发起了一连串的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在短期内大幅改变了中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政府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经济计划与管理上，国家迫切需要一个允许制定长期计划、并拥有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优秀人才的精密、高效和讲求纪律的管理体制来与之相适应。但是在毛泽东的无限权力与城市管理经验缺乏的矛盾、毛泽东的平均主义价值观与苏联体制带来的不平等的对立、农民出身的干部与城市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工业发展资金来源的压力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中共领导层对治国方式进行了反向调整，于1957年发动反“右”运动，并于1958年发起“大跃进”。中国重新回到运动治国的道路，错过了一次走向治理的机会，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而毛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陷入了接班政治。
在描述毛泽东体制的历史沿革后，我们发现毛泽东体制的主要特点如杨志军所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倡导的革命和建设运动是在意识形态挂帅的旗帜下，坚持群众路线和政治运动战略，牢牢把握阶级斗争的主旋律，倡导财富分配和社会地位的平均主义，从而得以在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内环境和世界局势此起彼伏的国际环境中建立起了一个形象强大的国家。”，杨志军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治国理念。
2、邓小平主导的改革体制
李侃如认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用比较的方法阐述革命和改革，似乎有意割裂革命和改革的联系，以一种含有一分为二意味的角度来为我们呈现一个新视角下的中国政治。上文已经对李侃如笔下的革命体制进行了详细的概括，以下对邓小平主导的革命体制进行描述。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审视了危机四伏的中国体制后，认定只有实行重大改革才能保住中共的权力。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了迄今为止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曾试图从事的影响最深远、最为系统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首先采取大胆行动、然后努力去适应其结果并尽力继续前进的过程。
李侃如一针见血地提出，邓断定在毛泽东晚年出现的幻灭之后，意识形态的激励已没有效果，中国人寻求的是提高生活水平。70年代的种种事件严重侵蚀了中共的合法性，因此必须要为党的领导权找到新的信任源泉。
邓确信这个源泉就是为民众谋取更多更好的利益，并说党唯一的希望就是能一贯地“履行诺言”的功利主义原则。因而邓最初是沿着两条主线来推动改革：一是放松意识形态禁锢;二是创造出一种新机会到来的普遍感觉，以振奋人心、赢得支持。
(二)“组织”和“制度”在革命体制和改革体制中的运作
在中国政权的实际运作上，李侃如对“组织”和“制度”的区分，体现了革命和改革的不同运转方式。他认为“组织”是紧凑的、内在相互依存的行政或职能机构。与之相较，“制度”则是已形成了充分的规律性并在有效地塑造其成员行为上显示出了重要性的那些惯例、联系和组织。
另一方面，李侃如认为，治理与革命改造是相互对立的。政府的管理只有在一种允许制定长期计划、并拥有愿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优秀人才的环境中才能最有效地运行。
相反，革命改造在本质上是动态的。革命者必须保持高度的热情，这很难与平稳的行政管理兼容。革命者倾向于把复杂的管理看作实现其目标的障碍，而公务员则常常要对革命者决策冲动中的热情和缺乏技术专长泼凉水。
(三)改革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上，一方面，改革的推进在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形成了利益分化的格局，增加了紧张和不稳定，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改革不彻底造成一些不平等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巨大的维稳压力，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中看到这点。
另一方面，改革采取的分权化战略也带来了腐败，地方保护主义，中央权威下降，国企改革停顿以及银行坏账等问题。
环境保护上，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环境质量的下降。李侃如指出，改革带来的GDP主义，农村人口迁移，以及消费主义等问题加剧了环境的恶化。难能可贵的是李侃如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提出了宝贵的两条建议——加强公众教育和发展环保NGO。
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面对央地关系、人权、政治平等、城乡收入、性别以及代际问题等议题，李侃如指出，中国将面临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未来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将遵循何种路径如何演变?第二，在社会中将产生什么样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意识?第三，中国社会能否培育出一种与“小康社会”保持一致的有意义的价值观共识?这三个问题反映出了改革在构建国家—社会关系、社会内部结构和制度的道德基础上的不足。
作者：孔范民 来源：企业文化·中旬刊 2013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