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苏东坡，必须说到王安石，才能理解得深刻;要说王安石，也应该说到苏东坡，才能理解得完整。苏东坡一生最灿烂的文学浪花，都激起于北宋政治的礁石，而当时北宋政治的礁石，正是由宰相王安石开启的变法运动;苏东坡是王安石的政敌，他不断发表言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处理与苏东坡的关系，既包含了中国人治社会通行的政治潜规则，也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令人尊敬的人品。
其中核心事件，是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兄弟，在送其父归葬四川途中“乘舟商贩”，也就是利用公家资源贩卖盐巴和瓷器谋私利。按《宋史·谢景温传》记载，此事起于“安石方恶苏轼”之时，那就得先交待王安石“恶苏轼”的来龙去脉。
似乎应该从苏轼兄弟父亲苏洵的《辩奸论》说起。此文选入《古文观止》，可以说流传古今，影响巨大。《辩奸论》夸大王安石的穿衣和个人卫生问题，并以此预言王安石必是历史巨奸：“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是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惹，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然而今天来看，苏洵此文观点站不住脚：一，以现代心理学知识解释，王安石的个性习惯没有什么奇怪，王安石不但是大政治家，还是大文学家和大诗人;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王安石并不是奸臣，相反，其人品从政治反对派司马光起，历代赞颂不绝。
当然，清人李绂、蔡上翔，今人邓广铭都曾经力证《辩奸论》的作者并不是苏洵，而是一篇反对王安石变法者托名苏洵的伪作。我赞成这一观点，王安石起初与苏轼兄弟的关系也是一个佐证。
苏轼兄弟治平四年共护父丧归眉山，回到汴京已是熙宁二年二月。此时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并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苏轼兄弟到京后，即被委以重任。苏轼被任为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官告院属尚书省，下设兵、吏、司封、司勋四司告身案，分掌妃嫔、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告身及封赠之事，苏轼是主官。苏辙更火，被直接吸纳为王安石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重要成员，与后来的政治风云人物吕惠卿同为检详文字。这种安排可以从侧面证明苏洵并没有写《辩奸论》，否则就是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政治胸怀。
苏辙干了不到半年，熙宁二年八月退出了王安石的改革机构，被知陈州的张方平聘为教授，从此一直在地方为官，直到宋神宗去世反对派得势，方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回朝廷。苏轼第一篇对王安石改革有异议的文章《议学校贡举状》写于熙宁二年五月，反对王安石对现行学校及贡举制度进行改革。苏轼的文章当然写得漂亮有力，内心容易动摇的宋神宗认为很有道理，还为此召见了苏轼。
熙宁四年二月，苏轼又进《上神宗皇帝书》，也是一篇与王安石之前《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样的“万言书”，只是后者主张改革，前者反对后者的改革。过了一个月苏轼又进《再上皇帝书》，直至《拟进士对御试策》，言辞逐渐激烈，开始全面攻击新法，一个站在明处的政治反对派就这样与王安石狭路相逢。
人治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懂，当年的王安石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心里比我们清楚：人治社会是以人为政策，并不是人服从政策，由于皇权的模糊性，苏轼得到宋神宗的赏识，必然会严重削弱变法派的力量。至此，“安石方恶苏轼”;于是，苏轼受到变法派人物谢景温的弹劾。
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仰慕者和支持者，他的妹妹嫁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需要解释的是谢景温并非小人，他虽然是王安石的仰慕者，但后来在对待变法派人物薛向和王韶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谢景温还算敢于坚持己见，并不惜离开朝廷出走邓州。后人仅以“姻亲”攻击王安石是不公正的。朝廷为此派人调查，被逮捕了不少兵士和船夫。谢景温的弹劾是出于自己的改革派立场，他也是根据社会流言风闻而起，这是当时那个体制给他这个言官的特权。
如果要说苏轼屡屡反对新法得罪了变法派，变法派制造流言攻击苏轼，这种观点能自圆其说，但说此流言起于王安石之口，或者谢景温的弹劾是王安石授意，虽然历史资料证据已经湮灭，从而成为王安石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交集之处，但是，王安石熙宁四年已是执掌朝政的宰相，借谢景温的弹劾调查苏轼，希望去掉一个变法路上的挡道者，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属于人治社会中的政治潜规则。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一政治潜规则的运用中，当朝廷查无实据时，王安石并没有陷害苏轼。
已经有足够的封建社会政治黑幕事例证明，比如“指鹿为马”、“请君入瓮”等等，作为宰相要做点什么手脚并不是难事。这就使我们看到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其人品是正直和高洁的。他的儿子王雱劝他改革必须以人头开道的历史先例和所含道理，王安石不是不懂，而是不为。
最后苏东坡于熙宁四年四月被贬出朝廷，这是北宋政治较量的显规则，也是苏轼全面而激烈地反对变法的必然结果。在北宋的历史上，失败的政治反对派都会被贬出朝廷。而且苏轼被贬之地还是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地的“副市长”。
在这次政治潜规则中，王安石的人品也得到当事人苏轼的反证：元丰七年七月，经历“乌台诗案”后，从黄州团练副使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时，苏东坡经过南京，专门拜见了早已辞相归田的王安石，二人交游大概有一个多月，进入二人感情的最好时期。《苏轼文集》中载有苏东坡离开南京之后致王安石的两简。如果王安石在此前的政治斗争中存在人品问题，决不可能得到此时已是文坛领袖苏东坡的拜谒和交游。
在这个政治还算比较清明的时期，王安石也遭遇过不少反对派的政治小动作。这也是人治社会中的政治副产品。
如果说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治较量还说得上光明正大、坦荡无私的话，那么苏辙则与此相反。苏辙在《诗病五事》中表露：“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在《颖滨遗老传》中影含王安石不肯为商州军事推官制词之恨。苏辙晚年连梦中做诗也在斥责王安石：“崇宁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公《梦古菖蒲》诗云：‘一人得饱满，余人皆不悦’。王介甫在侧，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虽然世人对苏辙评价都很温和，但《朱子语类》中却有多条指责苏辙做人不够忠厚：“东坡虽然疏阔，却无毒;子由不做声，却险。”需知朱熹虽然赞赏王安石的人品，却坚决否定王安石变法。
百年不遇的天灾向王安石变法袭来，郑侠上《流民图》动摇宋神宗改革决心，王安石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改革态度，以退为守向神宗提出辞去相位，神宗让司马光草拟答诏催促王安石起复相位，司马光却在答诏中搞了个政治小动作，说王安石的改革搞得“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以此含糊而夸大的政治词汇皮里阳秋地否定王安石变法，引得王安石愤而抗章自辩。而且，司马光还在各种场合明示暗示过王安石会取代皇上甚至谋反，这也属于一种政治小动作，鉴于没有引起严重后果，我们就不再追索还原了。
著名的“宣德门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小动作。熙宁六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王安石随宋神宗到城中观看百戏，在回来的时候，神宗的车驾先进了宣德门，王安石也随后策马而入，然而，此时两个太监却从门边上出来一把拉住王安石的马缰，王安石在马上一惊，差点摔下马来，太监也被带了一个跟斗。两位太监恼羞成怒，上前踹了王安石驭手一脚。
原来太监要王安石在宣德门前下马，否则就是没有人臣之礼。在此之前，王安石也曾多次策马而入宣德门，今天两位太监显然是有备而来。第二天在朝堂上讨论此事，保守派大臣们不是扇风点火，就是装聋作哑。神宗皇帝也没有审出这两位太监身后的主使者，只以严惩两位太监收场。明眼人都知道，如果这两位太监背后没人主使，借他们一千个胆子也不敢如此对待宰相。“宣德门事件”的主使者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但其为变法反对派中人的判断应该不会离谱;有一种猜测，主使者很可能是来自后宫的反对派总后台宣仁太后。
北宋由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政治斗争和“党争”，我把其分为三个阶段：王安石上台至宋神宗去世为第一阶段，司马光等反对派上台和章惇反扑为第二阶段，宗徽宗和蔡京上台开始第三阶段。相比较而言，第一阶段的政治环境最为清明。
作者：罗强烈 来源：贵阳文史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