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复亮，又名施存统，出生于浙江金华市金东区的一个小村，叶村。施复亮作为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先行者之一，是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五名党员中的一员，他曾一手创立了早期的日本共产组织，被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旗手陈独秀任命为日本共产党小组的组长。
纵览他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辗转起伏，摇摆不定，经历了从“道学先生”、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又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倒退到三民主义，最后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归了社会主义一系列的政治思想上的转变与起伏。本文试图探索施复亮政治思想起伏变化背后的社会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变化过程。
一、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从“道学先生”到“非孝”
1899年，施复亮母亲祖上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因此施复亮很小得以进入私塾，开始被灌输以传统的儒学四书五经，中学毕业之后，施复亮争气地考上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也正是从进入浙江省立一师开始，施复亮开始了自己政治思想上的第一次转变：抛弃儒学，转而逐渐接触并投入新文化如火如荼的运动之中。刚进入一师的，还留着浓浓“腐朽气息”的施复亮看起来与他的诸多新同学格格不入，被同学们戏称为“道学先生”。
不过很快，学习能力很强的施复亮对新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逐渐去接触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新思想。其中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他尤其喜欢，对他的影响颇深，他认定“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1]。很快，施复亮就开始独立自觉地投入到新文化的传播之中，以施复亮为首的一帮激进学生开始创办独立的新文化刊物《浙江新潮》。原来的“道学先生”竟然成为一师的新文化先锋。
在宣传新文化之际，施复亮突然得知母亲眼疾病重的消息，还得知母亲经常受到父亲的非人道对待，母亲的早逝极大地刺激了施复亮，他陷入到了对传统儒学伦理深深的思索，并且越来越怀疑排斥儒学中的所谓“孝道”，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施复亮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著名的青年反叛文章《非孝》，投给了《浙江新潮》杂志，这篇《非孝》犹如一声巨雷，炸响浙江教育界的同时，也彻底地让施复亮抛弃了四书五经。完成了政治思想的第一次重要转变。
回顾稚嫩的施复亮政治思想的第一次重要转变，实际上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新文化运动大潮是紧密相关的，当时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在中华民族百废待兴之际，开始自觉寻求救国之道，而彼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横扫了大部分青年的旧思想观念，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从“道学先生”变成“新文化旗手”成为施复亮为代表的一代青年的必然选择。很快，他随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前往北京寻求新的救国理念。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无政府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迫切寻求救国之道的施复亮，来到北京。此时思想尚未成熟的施复亮很快投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怀抱，参加了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一起集资发起的工读互助团。这个无政府主义理想下的互相团只存在了 50天，因为食堂已经无法开饭，学生的工作安排也极为困难，更不用以这种理想的方式来改造社会。无政府的理想宣告破产。[1]
无政府主义空想的破灭使得施复亮又一次沮丧地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他甚至准备前往福建投靠军阀陈炳明，正在施复亮南下途中，结识了陈独秀。陈独秀极力说服他留在了上海。在上海，早先已经有了一定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施复亮很快就融入并开始在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扮演重要角色。1920年6月，施复亮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据后来施复亮回忆，实际上这个阶段他在思想上还未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依然偏向无政府主义。
参与建党之后，综合各种考虑，施复亮前往日本留学，开始大量深入地接触马克思的原著，逐步摆脱了空想无政府主义的束缚，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靠拢。其中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河上肇曾说：“要想飞到天上去，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否则是空想。” [3]这启发施复亮靠无政府的空想是无法达成的，必须先有物质与制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方兴未艾的日本，施复亮思想进步很快，开始自己翻译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著作，并纷纷寄回国内发表，完成了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过渡。这成为施复亮政治思想的第二次重要转变。
回顾施复亮第二次政治思想的重要转变，从脱离了实践性与科学性的无政府主义到科学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依然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他的转变实际上反应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救国与民族复兴的进一步探索，特别是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着打破了旧的与传统的儒家思想，又无法找到能为建立新社会提供指导的思想理论的尴尬，而流行一时的无政府主义等又缺乏科学性与实践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让具有鲜明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开始传入中国。自然而然，开始出现了一批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施复亮等具有留学欧美日国家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锋。对于他自己而言，他的政治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
三、大革命失败：倒向“革命的三民主义”
大革命开始后，国共开始了第一次合作，起初，施复亮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存在许多疑虑，但随着国民党三大政策的出台，他完全打消了顾虑。孙中山曾对他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决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主张有许多和我相同，我亦很赞成。我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决不是社会政策。”[4]施复亮在思想上对三民主义的理解更加深入也更加认可。
大革命的失败使得施复亮面临严峻的思想与现实考验，他走向了错误的道路，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过于幼稚天真地认为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才是民族复兴的希望。这不得不说是施复亮一生的遗憾了。
施复亮脱党之后，理想化地提出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倒向革命三民主义，这成了他政治思想的第三次重要转变。
梳理施复亮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印证出他当时的过分理想与天真。施复亮将中国革命出路归结为：“统一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统制，集中一切真正革命的势力，造成强大的革命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权，站在最大多数的最痛苦的民众的立场，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势力，完成具有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三个意义且带有国际性的国民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5]施复亮坚定地认为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在”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领导下，复活所谓的“革命的国民党”。施复亮具体提出复活革命的国民党，包括“恢复民国十三年的改组精神，恢复民众的基础、农工政策、党的严密组织、党的民主精神和不妥协的精神做起”。[6]
施复亮政治思想的第三次转变，伴随着他的脱党，不能简单地局限于施复亮的个人原因、个人选择因素。大革命的国共合作中，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因为路线错误丧失了革命的领导权，反革命屠刀大肆屠杀，使得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历史的低潮。这些血腥与暴力的局面，使得这一部分同志在思想陷入了无比的纠结与矛盾，一部分一直探索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轻易地走上了脱党、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无论如何，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在追求民族复兴道路的孜孜不倦地努力，这也是绝对不能否认与抹杀的。
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三民主义者之后，年龄增大的施复亮，政治思想也相对稳定下来，开始不断根据时局的变化来延伸、修正与发展自己的革命三民主义思想。
四、抗战爆发：发展的革命三民主义理论
1937年，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压力，国共两党重新开始携手合作，国内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施复亮开始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时局论文，从自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出发，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抗战思想：以民族主义为保障，辅之民权主义的具体纲领和政策，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的思想贯穿其始终。
施复亮指出：“这一战争，在日本方面说，是帝国主义底侵略战争;在中国方面说，是被压迫民族底解放战争”[7]。日本与中国只有一方能够胜利，这就是这场战争的两个最终的结局。毫无疑问，除少数汉奸以外的所有中国人都希望中国胜利并会为了本民族的解放而不懈奋斗。[8]
此外，施复亮延伸了革命三民主义理论中的民权主义。提出，抗战的顺利进行必须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的实现，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形成一个“民主的抗战”。施复亮痛斥许多政府官员敲诈勒索民众，民众毫无民主权利，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任其发展下去只能是“自毁万里长城，逼迫民众来反对政府”[9]。
施复亮将革命三民主义理论与抗战相融合，对于国民党力图以抗战来维护一党独裁统治，排斥其他党派的野心是有积极的抵制作用的。我们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施复亮的许多见解，包括发动民众，持久全面抗战，都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这并不是巧合。
经过抗战八年的洗礼，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让他逐步抛弃对于国民党的种种幻想，逐步向中间路线靠拢，在抗战结束之后不久，就将自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著名的中间路线思想，施复亮政治思想迎来了又一次重要转变。
五、内战一触即发：中间路线思想的“旗手”
艰苦的八年抗战胜利之后，内战阴云密布。一些中间派人士发表各自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中间路线社会思潮。1946年初，施复亮发表《我的答案》一文：“制止内战、实现国内团结、保证政协会议成功，并希望中间派的代表们要“一致地认识自己地位的重要，坚决地为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实现而奋斗到底!”[10]施复亮逐渐将自己的革命三民主义发展成为中间路线思想。这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第四次重要转变。
施复亮从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提出“兼亲美苏”的外交政策。施复亮反复提醒国人应该“善结与国(例如美苏等国)”。主张在美苏之间左右逢源来发展壮大自己。“对美苏二国采取同等亲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做美苏冲突的牺牲品。”
另一方面，施复亮从革命的民权主义出发，在中间路线思想中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致力于构建一个“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施复亮提出建设一个结合了美苏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施复亮设想在经济上从“经济平等”到“经济的工业化”、“第三条路线”，最终达到“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实现富国富民。
应该说，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个角度，施复亮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整和系统性的发展方案，诸如反对专制独裁、实行土地改革等合理主张，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举措不谋而合。但正是这些共同点，使得以施复亮为代表的中间派人士在认清了腐败的国民政府的本质，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回归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力量。这是施复亮政治思想的最后一次转变，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转变。
作者：郭朝阳 来源：商 2016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