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白族的汉化程度较高，社会发展非常快，文化发达，文盲率最低。这都取决于白族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接纳。白族不仅有自己独特而浓厚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有与外来文化融合后的丰富多样融合式文化。白族文化是以自身的文化为主，融合众多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结果。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白族文化融合了众多的文化种类如：汉族文化、古越文化、荆楚文化和氐羌文化等。他们促进了白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这是白族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汉族文化对白族文化的影响很早就开始了。东汉汉武帝时期曾多次发兵进军云南，欲将征服“西南蛮夷”。滇国被征服后，汉武帝派大批汉人到滇池地区屯垦并在滇国推行了郡县制。其间曾派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随军入滇。据史料记载大理人张叔盛览对儒学情有独钟，向司马相如学习作赋的方法，他后来成了一位颇有点名气的赋家，著有《赋心》四卷，他是大理最早的汉文化传播者。大理人今天能够非常自豪地称自己的故里为“文献名邦”，张叔盛览功不可没。至今大理白族人民仍然认为对于白族文化的开始，司马相如的功劳是最大的。唐朝时期，统治南诏的白蛮以开明大度的姿态，以“仿唐”学汉为契机，主动积极的引进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南诏的统治者为了更好的学习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以汉文为南诏国的通行文字，将黑蛮已有的古彝文和白蛮已有的古白文用汉字代替。统一推行只用汉字，利于南诏人民学习汉族文化，这一措施的推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扼杀了和白族文字的发展，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完整保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一措施的推行对白族文化带来的积极影响。他加快了南诏全民接受先进文化的步伐，使南诏相对落后的文化迅速向先进文化过度。为灿烂的大理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提倡学习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文化。六诏统一之前。蒙舍诏诏主细奴罗时，就积极推行儒学，他劝子民学习儒学，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事。到了细奴罗的孙子胜罗皮时，在国中修建“孔子庙”，至此，白族人民学习儒学之风兴起。后来南诏国建立，便开始提倡学习儒、释、道三教。从此对汉文化的学习推广到了整个南诏国范围内。统治者还分批派出南诏子弟前往成都学习汉族文化。第三：请精通汉文化的文人学士到南诏教授汉学。其中最重要的是汉人郑回。郑回是俘虏，但是因为他精通汉学，阁罗凤不仅不杀他，反而很器重他，尊他为师，让他为南诏王室培养人才。郑回是南诏国四代帝王的老师。除了阁罗凤，他还教授阁罗凤之子凤迦异及孙子异牟寻、曾孙寻梦凑汉学。异牟寻在位时，还让郑回出任南诏的首席清平官。第四：掠夺汉族人口，把俘虏中的工匠、艺人引入南诏开发资源，传授技艺，南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可以说是这些工匠艺人用血汗和智慧造就的。慢慢的这些工匠艺人中的一部分人和白族融合，带来了汉文化与白族文化的又一次融合，从而极大的丰富了白族文化。这两种文化越融合，就越创造出白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为白族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新的血液，新的细胞，为大理灿烂的民族文化增添不少光辉。
除了汉族文化，白族的文化中还有氐羌文化的元素，白族先民的来源之一是氐羌。约再公元前5至公元前3世纪，由于匈奴向南扩张氐羌族群被迫离开，从青海高原南迁进入云南西部与当地土著氏族融合。两族融合的同时也就把氐羌文化融合到了白族文化之中。在大理点苍山发掘的新石器和陶器明显带有西北文化的特点。在大理发现的半穴居遗迹，与西安半坡原始人的半穴居式房屋属同一类型。在大理出土的石斧石凿与华北同时代的石器同式，石刀流行的半月式，也与华北出土的同时期石刀相同。由此可见，白族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接纳和吸收其外来的先进文化，并且已经融入到了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中。
此外，白族文化中还融有巴蜀文化，公元前3世纪初，秦始皇先后派李冰等人开凿从四川宜宾到云南曲靖的“五尺道”，从而打通了蜀国与滇国之间的通道，沟通了滇蜀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李冰攻下蜀国以后还迫使蜀民沿“五尺道”南迁，到滇池一带。这促使了蜀和滇人的大汇合。人是文化的载体，人到哪里，文化就被带到哪里。因此，这次蜀民与滇民的大汇合，自然也就带来了滇蜀文化的大汇合。
白族文化除了和以上三种文化的融合外，白族文化中还能找到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文化的影子。可见白族的文化并非是一种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融合、和谐发展的文化形式。它不仅推动了白族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白族和其他民族的交流和沟通，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宗教信仰是白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讨论白族文化的时候，白族的宗教信仰是不得不作为一个重点来讨论的，它的基本内容概括起了大理历朝历代白族人民生产和生活的所有习俗。白族自古就居住在苍洱地区，由于这里交通较为便利，环境气候较适于农业发展，加上接受汉族及外来文化比较早、影响较深，因此这也就决定了白族宗教的丰富性。白族的宗教信仰也受到中原宗教极深的影响，道教和佛教是白族地区最常信仰的两种外来宗教。南诏时期，佛教早已传入，并开始盛行，大理的崇圣寺，三塔及剑川石宝山的石窟，都是佛教的重要建筑，说明佛教在南诏已经有相当的传播。到大理国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已经盛况空前。佛教文化不仅普及于人民大众，而且深入到国家上层建筑，成了大理国左右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意识形态。从佛教文化在大理的传播中我们可以看到，白族吸收佛教文化，也如同吸收儒家文化一样，经过吸收消化，使之融入到白族自己的文化当中，而且成为大理宗教崇拜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大理22位国王中，竟有一半出家为僧，把功名利禄却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这只有大理国才有，在中国历史上都很少见。道教对白族的宗教信仰的影响也非常深刻，在大理白族的本主文化和道教文化可以说是已经融合成了一体，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把忠烈之士列入他的神团体系中，而白族的本主神系的发展也这样。道教的神系常以“帝”“君”等为封号，而白族的本主神系也同样用这样的封号。道教的神像常手执宝剑，白族的本主神像也多数与道教的神像相同。可见道教对白族本土宗教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说明了道教在白族地区很早就传播并且已经被融合到了白族自己的文化中。在大理有很多白族人同时信仰本主、道教和佛教。在这里，佛教和道教已经和本土宗教本主融为一体。 白族灿烂的文化是离不开各族文化的影响和渗透的，其中汉族文化对于白族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汉族文化能对白族文化产生如此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大理白族由于地处我国偏僻多山的西南部，是我过历史上西南边疆一个相对比较弱小的少数民族政权。长期以来其政权的稳固性一直受到北方的汉政权和周边其他政权的威胁和侵扰，这样的局势下，白族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权不被周边强大的政权吞并，在政治上对汉族政权有很强的依附性。
白族早在三国时期就开始与汉族有了政治文化往来。那时候洱海周边居住着很多个民族部落，各部落一致推举了以为大酋长号称“白王”，名果仁，建立了一个“白子国”。传至十三代孙龙右那，那时正值三国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南征，在滇东一带平定了雍凯、高定和南蛮王孟获等叛乱之后，诸葛亮鉴于永昌郡和叶榆(进大理)白王未参与反叛，还支援蜀军，为了安定云南局面，仍封龙佑那于故地，号建宁国，从此地方便安定无事。龙佑那又传了十五代，传至张乐进求。唐髙祖时，张乐进求曾率领辅臣大姓杨农栋等人入朝朝见。张乐进求受封为首领大将军、西洱河大首领，杨农栋受封为右将军。其他受封的还有洱海地区大姓多人。唐太宗贞时期，张乐进求的继承人细奴罗请求臣属唐朝，唐太宗封细奴罗为阳瓜州刺史(管辖今魏山地区)，此后细奴罗的重孙皮罗阁通过唐王朝的帮助于公元七百零七年统一六诏，进而统一了全滇，正式建立了隶属唐朝版图的南诏国。并一直保持着君臣关系。公元九百十六年时，宋太祖册封大理国“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宋仁宗庆历四年，仁宗皇帝册封大理国国主孝德皇帝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 可见，白族的政权，不论是白子国、南诏国还是大理国其政权的建立和统一都得借靠于汉族政权的支持和肯定，其政权才可以得到长治久安。从白子国、南诏国开始，白族即以开放的胸襟，主动积极的学习汉族先进的科学、文化，对儒、佛、道文化的精华釆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又使各种流派的文化为我所用，从而促进了白族自身的繁荣与发展。
正因为白族历史上对中原汉族有这诸多的政治依附性，使白族没有特别强悍的名族个性，也缺乏自由独立的思想，白族人对于外来的事物总是宽厚包容，兼收并蓄。这种民族性格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本民族的每一个个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正是由于白族这种独特的民族性格，才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使白族人民面对外来先进文化时持有一种包容、接纳、吸收的态度。从而使汉族文化及其它先进的，有价值的文化被白族文化所吸纳。在吸收先进文化的基础是，使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数千年来，白族发展成为了一个比较先进的民族，这都与其独特的民族性格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