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被认为长于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霸权兴衰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掌握着研究这些问题的话语权。不过，一种肇始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el)的学说——新葛兰西学派的影响正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新葛兰西学派对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霸权问题的分析对于我们分析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首先梳理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霸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阐述新葛兰西学派的学者所提到的“历史结构”、“文化领导权”和“制度性权力”等理念，然后结合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变迁状况，分析新葛兰西学派对于解读霸权兴衰问题的作用，并揭示其学理意义。
一、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其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进行解释，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国际秩序等问题的关注和解释，而成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性理论。由于美国霸权在同一时期的兴衰变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也一直成为理解美国霸权兴衰问题的主要理论。受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模式研究的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三种研究传统特征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即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上述三种类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重要的理论派别，一是霸权稳定论，二是新重商主义。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而霸权的存在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因为霸权国愿意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但是，由于霸权国需要承担提供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货币体系以及国际安全等公共物品，其付出每种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而边际收益却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加上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免费搭车”及新兴国家的崛起，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必将不断下降，导致霸权的衰落，而霸权丧失则将会让开放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难以为继，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为了维持现存较为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需要通过减少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承担，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国际义务，甚至通过打压和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等方式来延缓霸权的衰落。新重商主义是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互动关系时秉承了现实主义基本研究方法的一种。它继承了古典重商主义的传统，同时坚持现实主义对国家中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强调，所以往往被称为“国家主义理论”。新重商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尤其是霸权国领导下的各经济大国的合作。新重商主义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认为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认为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的支持，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是不可能行之有效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面临严重危机，一方面是作为霸权经济霸主的美国在领导世界经济的客观实力和主观意愿都在下降，另一方面是长期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国际规则和机制正由于缺乏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支持而令其影响力不断走向式微。新重商主义主张，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应当与盟国一起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美国也要继续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必要时可以通过削弱新崛起大国的实力来维持其霸权。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派别，分别是相互依赖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各国之间形成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各国之间应该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通过国际经济领域共同获取绝对收益来增加共同利益基础，提升由于采取对抗和武力的方式解决国际纷争时可能付出的代价，从而促进国际安全。以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国际制度论者研究了“霸权之后”如何维持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问题。基欧汉认为不能以现实主义认定的利益与权力来定义合作，霸权的存在虽然有助于国际合作的出现，但是，霸权并非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再说，在国际间创设一系列的国际机制之后，合作就未必需要霸权的存在也能达成。国际制度论者指出，虽然霸权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但原先对于霸权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秩序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其主要途径是霸权国未雨绸缪，创设有助于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延续的各种国际制度，并在霸权衰落的背景下努力地通过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让国际制度继续维持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并形成了两大理论，即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建立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的概念之上，它从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依附论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一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虽然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可以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而在短期内发展，但长远来看，它们持续依赖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以及在技术、资本和生产要素输入方面对中心地区的经常性依赖，将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形化，最终陷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益被边缘化的窘境。在依附论者看来，以世界经济霸主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通过它们在生产、技术、资本和市场等方面占据的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并在“中心一外围”机制的作用下在世界经济领域造成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不平衡格局。世界体系论则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有关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法，又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一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该理论认为，15世纪末 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世界经济中心区的强国和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弱国，强国之间相互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先后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16世纪中叶的荷兰、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三类地区的等级结构。世界体系论对于世界结构的变动予以特别的关注，认为旧的霸权积累体制因技术扩散、产业空心化和发展模式被模仿而导致衰落的信号;在世界结构交替时期，出现了霸权衰落和大国多极化竞争的格局。新的大国兴起，主要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大国总是在反霸权的斗争中兴起，霸权国家也总是竭力阻止新的大国的崛起。
二、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
新葛兰西学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葛兰西是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葛兰西被投入监狱，并于1937在狱中被折磨至死。葛兰西在狱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形态，分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等观点。此后，西方一些学者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创造了一系列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
葛兰西政治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修正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直接决定作用的观点，他运用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不论是暴力还是资本主义的逻辑，都不能解释附属阶级在生产过程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他否认经济力量对实现阶级统治的基础性作用，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第二，葛兰西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导权(Social Hegemony)的问题。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就不仅要透过生产力的发展，更要透过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获得领导权，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必须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直接参与者。他认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控制，资产阶级就会求助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来充当它的主要统治工具。在其他情况下，强制性权力的地位将退居幕后，只作为执行和威胁的一种环境，而不必直接诉诸于强制的手法。第三，葛兰西分析认为，在任何国家中，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夺取国家的领导权，但夺取国家领导权的形式不限于列宁强调的革命和暴力等积极形式，它应该还包括消极形式，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来实现。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认为一个社会政治集团获得政治领导权意味着这个集团能够成功地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该集团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甚至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义上取得领导权。
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社会政治结构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政治科学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启发了西方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并逐渐形成一种名为“新葛兰西学派”的新思潮。新葛兰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弗雷德·盖尔(FredGale)、斯蒂芬-基尔(Stephen Gill)、吉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尽管葛兰西本人很少提到国际层面的问题，但葛兰西认为，国际关系是追随国内关系的，并且认为任何存在于国内社会结构的创新，都可能通过技术、贸易和军事等领域运用于国际关系。新葛兰西学派的杰出代表罗伯特·考克斯认为，葛兰西关于国内社会结构的一些分析方法和结论也可以推展和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实际上，新葛兰西学派不仅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而且也批判了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但又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保留了理性丰义研究范式所具有的洞察力。
首先，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有很大不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整体的历史结构由三种力量组合而成，分别是物质权力(Material Capabilities)、观念(Ideas)和制度(Institutions)。物质权力就是动员财富、技术和组织的能力。观念是指特定社会群体对于诸如行为习惯、规范、道义、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精神要素的共享。制度则是基于权力关系状况而创设，并且可以用来稳定特定秩序的安排。制度通常都扮演一种维持霸权统治的角色，但制度的维持不仅有赖于霸权的物质力量，更有赖于体系中的各个成员在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意识层次达成共识。霸权地位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者合力作用的产物。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这三个层次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新葛兰西学派一开始的分析对象不是国家或国际关系本身，而是社会力量。例如，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工力量的崛起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成型要求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材料基地，并因此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新葛兰西学派认为，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崩溃的关键。按照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论述，国内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以及国家对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卷入而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并可能产生一个跨国的社会集团联合体。
第三，新葛兰西学派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分析。Hegemony一词通常被翻译为“霸权”，给人一种武力威压和蛮不讲理的意味;但在论及葛兰西的Cultural Hegemony的词义时，更应该被理解为“领导权”的意思。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争取到主要的社会集团的同意而实现在精神和道义上的领导，其本义并无暴力和压制的意思。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用来解释国际关系层面相关的霸权国通过获得国际社会对霸权国本身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拥护、认可和赞赏的状态。新葛兰西学派从无形的意识形态层面去理解为何非霸权国家愿意接受霸权国家的领导这个议题，认为霸权 国家对非霸权国家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控制或是“洗脑”，让非霸权国家误认为霸权国的存在或其所作所为，并不单纯有利于霸权国本身，而是同时有利于其他国家。
第四，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关于国内层次的“霸权”(Hegemony)和“反霸”(Counter—he—gemony)互相转换的辨证观点，并将之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葛兰西认为，国内层次上所说的统治阶级对附属阶级所建立的“霸权”(或“领导权”)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国内附属阶级建立反霸力量的关键步骤是要在霸权统治下慢慢地产生阶级的觉悟(Consciousness)，并透过国内市民社会的政治结构(如媒体、学校、教堂等)对所有阶级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新的霸权的出现也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阶层的利益。霸权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直到“反霸”的力量大到足以建立新的霸权并推翻旧有的霸权为止。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这种辩证的思想，他们比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更加重视变革的过程，并侧重分析了近代霸权变革的历史。例如，新葛兰西学派分析认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以其海权优势，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市场运作的规则，包括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规则。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具有能力挑战英国霸权的国家，而欧洲的均势格局也不断走向崩解，并导致20 世纪上半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自由贸易被保护主义所取代，金本位制被抛弃，世界经济一度分裂成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若干强国为中心的经济货币集团，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从旧霸权消失到新霸权形成的“非霸权”时期。
第五，新葛兰西学派提出了制度性权力的观点，并对国际制度在维持霸权的功效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罗伯特·考克斯曾经比较了英国治下的霸权和美国治下霸权两者的差异，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多国际制度来协助其推行霸权统治，并监督各国的政策，而不用像当初英国那样需要屡屡使用霸权国的武力来对外干涉。新葛兰西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雷德·盖尔认为，美国以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能力，工具性地建构了霸权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建立在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透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而得以促进并获得正当性，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都是有助于美国霸权实现的国际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新葛兰西学派结合前述有关“反霸”的思想，也认为国际制度领域不同理念的摩擦，可能为新霸权带来契机。
三、美国霸权危机与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
新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从葛兰西讨论国内层次的“霸权”(领导权)理念中发展起了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考克斯对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含义的理解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支配性国家同其他没那么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考克斯认为，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将“霸权”同 “权力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但他更愿意将“霸权”定义为一种“关于某种秩序性质的价值观念和理解的结构”。考克斯认为，一个大国如果只是凭借相对其他国家而拥有的支配地位是不足以创造霸权的;霸权应该建立在同意和舆论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一个霸权秩序的形成是由于霸权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延伸到国际领域，他们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可。
新葛兰西学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方法及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国际关系领域的霸权问题，尤其是解释和理解战后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美国霸权危机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可以运用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二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获取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需要确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同时要确保美国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霸权地位。1947年开始的美苏冷战让美国有机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因为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认为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对它们构成威胁，而鉴于当时西欧和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遏制这种威胁只能靠美国的领导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冷战的爆发为美国实现霸权地位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了促进资本主义贸易和经济发展，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创设了一套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它包括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配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展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美国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等方式支持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恢复，并逐渐将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主导设计了全球性的集体联盟组织——联合国。不同于一战结束后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内创设了一个“大国警察机制”——联合国安理会，其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此外，美国在冷战爆发后又组建了诸如美洲国家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澳新同盟、美日同盟等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的联盟组织，来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通过这些国际制度，美国俨然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和军事保护。作为回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则支持战后初期美国推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并在各自国内成为默认美国霸权的代理人。通过这一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美国可以借机遏制社会主义集团，而且在资本主义集团内部培育了一种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一致，同时让美国能够在一系列国际制度的基础上担当西方霸主的角色。美国在实力基础上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其国际霸权的地位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加强了美国治下的霸权秩序的持续性，还可以赢得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国民的意识支持，确立美国在知识和道德层面的领导地位。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和后果。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们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同时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所占据的相对份额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遭遇的惨败及苏联在政治军事层面上发起的战略攻势削弱了美国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作为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下降的产物，美国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由于美国连年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元的贬值而难以维持。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在美国的西方盟国中决定将美元储备转换为黄金，并引起其他西方国家央行的效仿，从而因为美国无力以自己国库中的黄金兑换别国手中持有的美元，而直接导致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其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由于美元多次贬值，美国的西方盟国从1975年起不再履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稳定本币同美元同定汇率的义务，从而导致战后长期维持的固定汇率机制的终结。美国停兑黄金和无力维持固定汇率关系不仅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根支柱崩塌，而且也意味着美国无力通过对国际经济的管理来保护其他西方盟国的利益。
不过，70年代初发生的石油危机及之后发生的石油和美元挂钩制度一定程度上迟缓了美元霸权 跌落的步伐。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将油价在短期内提高了三倍，引发石油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对于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欧洲的打击要比对美国的打击大得多。这在事实上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能力。此外，石油危机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影响，那就是美国在1975年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在这些所谓“不可动摇的协议”中，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由于沙特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这样，美元与石油挂钩就成为世界共识，但凡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储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地位来延续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从事石油交易的任何国家和公司都需要储备美元，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美国货币的需求。当其他国家将闲置的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发行的各种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券)时，它们还同时为美国提供了低息贷款。石油美元成为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维持霸权地位的新的支柱，而美国却不用借助其他国家必要的同意了。这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从原先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制度及各国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同意态度，转变成美国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手段来维持其金融霸权地位。但与此同时，这一霸权根基的转变缺乏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意。一旦其他区域强国诉诸于加强本地货币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中的结算地位，并因此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美国同其他区域强国的关系必将趋于紧张。
最后，新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霸权同欧洲及亚洲的区域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力量下降的同时，欧洲和亚洲正以区域主义的发展战略而实现崛起，并因为这种崛起而导致当地的统治精英希冀能够同美国维持一种更为平等的地位。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为其盟国提供所谓“安全保护”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不断下降，这导致其盟国的统治精英追求独立和平等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并由此导致在欧洲和亚洲都建立了一些没有将美国包含在内的新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将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支配性地位。例如，欧洲联盟建立和发展欧元区的努力正使得欧元日益成为美元的强有力竞争对手，而其发展共同安全和防务的努力必将削弱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控制。作为一种反击挑战美国和美元地位的方式，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继续控制欧洲及打压欧元崛起的举动。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东盟许多国家也对美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意图开始心存戒心。尤其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对东亚各国试图通过区域性合作(如加强东亚区域内货币合作)来摆脱危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压制。更有甚者，西方跨国公司在危机期间忙于低价购买亚洲国家资产，而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方面也开出苛刻条件。在新葛兰西学派学者考克斯看来，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鼓励了亚洲内部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抵御未来危机及美国金融支配权的努力。人们可以预料，通过创设亚洲区域的各类国际制度，未来的亚洲将发展起更深的金融和经济独立性。
美国霸权的根基可以建立在其他国家同意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在失去其欧洲和亚洲盟国支持意愿的新形势下，美国没有多少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其霸权为强制性权力并且阻止或延缓其实力的进一步下降，要么承认美国霸权的丧失并且为“非霸权”的世界做好准备。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大打反恐战的作为说明，在争取得到其他国家同意或是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认可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来担当其维系霸权的途径。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第一次在遭受其盟国及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普遍反对的情况下，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的。回到新葛兰西学派对霸权问题的观点，霸权被认为是一种“世界秩序”，在此秩序内，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普遍地接受或默认各类国际制度的运作过程，而这些国际制度的运作要以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存在作为支撑。显然，在单边主义和反恐战大盛其道的布什政府时代，美国并不愿意费力地寻求某种全球共识，反而是在追求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因此，布什政府时代的美国无力说服其他国家和人民相信美国在扮演着知识和道义领袖的角色，反而被看作是一个专注于追求自我私利的、地位不断跌落中的霸权国家。
四、霸权兴衰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学理意义
本文通过扼要介绍新葛兰西学派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的理念，利用其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观点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兴衰的历史。从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二战后不久，美国就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借助对苏联发起冷战对抗之机，精心建构了能够确保美国霸权获得其他盟国同意的各类国际制度，并在知识和道义层次上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领导权地位。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物质力量相对下降、欧洲及亚洲区域强国崛起、欧洲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推进、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泛起等趋势的影响下，美国霸权正从原先注重制度和理念的建设转向越来越依赖于对美国自身私利的成功猎取。从新葛兰西学派的角度分析，美国霸权根基的转换源于下降中的美国相对经济权力，与此同时，西欧、日本、中国、印度等区域强权经济的崛起促使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强制的手法来延续其霸权地位。
相对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学派对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并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新葛兰西学派弥补了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的研究缺陷。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分析，其中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于霸权建立的重要性，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则往往单独强调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国内政治或者国际制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更偏向于从整体角度分析，但过于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将物质权力、理念和制度三种力量整合在一个历史结构中，既突显了其整体的世界观，也使得该学派在分析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中的霸权兴衰问题时更具有动态解释的特点。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是从国内社会集团关系入手，进而将国内层次中出现的“文化领导权”、“反霸”、“社会集团”、“制度性权力”等概念应用于国际层面的分析，相信社会形成、国家形态与世界秩序三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以此来解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现象。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国内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分析方法，将国内和国际两个看似独立、实则相通的层次联系了起来，从而避免了现实主义将国内特性抽象化、简约化的缺点。
最后，在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及霸权兴衰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新葛兰西学派十分注重历史的分析，尊重历史的情境因素，认为活跃在国内和国际舞台的人与事物总是不停地互动着的，历史情境会影响人类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也因此影响历史的走向。但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企图提供一套普遍性的通则来解释国际关系。因此在它们的分析过程中，往往提出超越历史或“去历史”的见解，不论历史情境怎样，也不论历史世界经历着何种嬗变，似乎都不至于影响到这些理论的解释效果。就此而言，对于充满丰富历史情境的霸权兴衰问题，更重视历史分析的新葛兰西学派就能够在研究和解释中更体现其历史性和生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