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世界经济已进入漫长的复苏阶段,但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仍未完全消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一直阴魂不散。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波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危机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受到严重冲击,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力量迅速下降,其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彻底破产,全球地缘政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体系已经由一种徐进式(creeping)多极化局面转变为一种彻底的多极化局面”[1]。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形势相反,发展中国家在危机中仍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增长势头,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中,“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格外突出。而在“金砖国家中”,中、俄都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近来两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极大地促进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动。
从地缘政治来看,东北亚处于亚太地区的核心位置,该地区各国的历史关系复杂,战后处在东、西方对峙的最前沿,冷战后仍是大国利益的交汇点。 “东北亚地区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异常密集的地区,是中、日、美、俄四大国力量的交汇点,地缘七国纵横捭阖的角逐场。这里不仅存在着陆路国家之间固有的矛盾,更汇集着海洋势力与大陆势力的激烈冲突,多种国际战略力量在东北亚地区相互牵制、相互竞争。”[2](P49)因此,随着中、日、美、俄四大国力量的对比变化,势必会推动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动。
一、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演进
亚太地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近来该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突出表现更突显了其重要性。东北亚是亚太地区的中心,多极化世界格局中、俄、日三国都属于该地区的国家,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该地区拥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利益,并在该地区有大量驻军。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朝鲜半岛一直处于核心地位。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只有一江之隔,这种地缘关系是东北亚地缘格局的任何变动都几乎与中国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和影响。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处在海洋大国与大陆国家的交汇点;从现实的战略态势式分析,它处在当今世界四大战略力量的利益交汇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与朝鲜长期保持着一种“朝贡”关系。“朝鲜和中国的朝贡关系最早开始于5世纪,到高丽王朝(918-1392年)时期定期化,到李朝(1392-1910年)时期则完全制度化。”[4]美国学者这样评价:“几世纪以来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双方朝廷完全承认相互间的义务,一方给以抵御外侮、弭平内乱的保护,另一方则输纳贡物,并为每一个统治者请求承认和册封”[3](P364) 事实上,到十九世纪前期,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一直相对稳定。期间日本虽欲挑战中国的“朝贡体制”,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主的“大君外交体系”,但终以失败而告终[5](P5)。
自19世纪中期,由于俄、日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扩张,东北亚地缘政治发生变动,中国与朝鲜的 “朝贡”关系开始瓦解。从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观点来看,东北亚地区处在欧亚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边缘地带”。它既可以成为大陆势力与海洋势力争夺的中心点,也有可能成为双方发生冲突的缓冲点。沙俄是一个陆上大国,日本则是一个海岛国家,近代这两国几乎同时把在东北亚侵夺的目标集中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在东北亚地区占据优势地位。这引起了沙俄的不满,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爆发了战争。日俄战争后,双方基本上在该地区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但在十月革命后,苏俄退出了帝国主义战争,日本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更加突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1915年,日本迫使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试图全面控制中国。虽然袁世凯政府迅速垮台,但日本仍利用欧战的机会极力扩大在中国的利益。战后,由于华盛顿体系的确立,日本向太平洋上的扩张活动受到一定限制。日本开始积极推行“大陆政策”。20世纪30年代,日本不断从中国东北向华北、华东地区蚕食,暴露了其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
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是由美苏两大国主导的两极格局。随着冷战爆发,东北亚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日更加凸显。对于苏联来说,在该地区拥有一个暖水港,进而向太平洋地区扩展势力,这是它长期以来的愿望。对美国而言,在美军占领日本的情况下,朝鲜半岛则成为遏制苏联向东亚地区扩张的重要前沿阵地。基于这种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考虑,东北亚地区也成为美苏对抗的重要战场,朝鲜半岛更是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最前沿。冷战不仅造成朝鲜半岛的分裂,而且最终导致朝鲜战争的爆发[6](P5)。朝鲜战争结束后,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依然非常严峻,东、西方对峙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成为朝韩两国的边界线。在这条军事分界线的两侧,朝鲜和韩美军队剑拔弩张地对峙了半个多世纪。“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竞争国际战略格局决定了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以美苏争夺为主轴,美、苏、中三大国在东北安全战略上进行激烈的三角博弈。”[2](P79)为了避免意外,双方协议在军事分界两边建立非军事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分裂以后的朝鲜半岛仍是世界大国关注的一个焦点,朝鲜半岛问题一直是影响东北亚地区稳定的一个热点问题[7](P95)。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霸权。但世界多极化的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日本也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角色,不仅力争成为政治大国,而且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对外战略目标。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复兴事业,在外交上实施欧亚并重的“双头鹰”战略。在新世纪,俄罗斯在外交上和经济贸易发展战略上都非常重视亚太地区。面对欧盟东扩,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和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俄罗斯更加需要从亚洲方向寻找出路和平衡点。因此,“东北亚地处亚欧大陆政治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交汇处,占据亚太地区的中枢位置,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于此处交汇。这一地区是美、俄、中、日四大国战略利益交汇与碰撞的地带,是诸多结构性矛盾相互作用的地区。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使得东北亚地区形成了复杂而独特的安全环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加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地区各国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当今世界的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技术信息化三大趋势并行不悖,从各方面推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世界各大国把追求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作为战略目标,传统地缘政治的争夺也发生改变,“海权与陆权、‘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争夺不再仅限于军事安全方面,而是扩展到经济、能源、文明、民族和社会的各个领域。”[9](P229)亚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在经历一个半世纪左右——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到20世纪后1/3时间 ——的落后状态和边缘化后,中国和印度作为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确实改变了地缘政治的形势,可能会比19世纪德国和20世纪初美国的崛起带来更加有意义的结果。”[10](P15)
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形成鲜明对照,尤其是中、俄等“金砖”成员国,仍保持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作为在东北亚地区拥有战略利益的重要国家,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突出,中国仍保持着较强的发展势头。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不断增长,必然会积极将推动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化。如果说在近代以来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动中,中国更多的是一个被动者,那么新世纪的中国将成为推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积极力量。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等
新兴大国的迅速崛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发展,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中获得了大发展的机遇。进入新世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总量急剧上升。根据IMF的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00-200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累计增加10个百分点,由23.6%上升到33.6%;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产出比重增加9.6个百分点,即由40.4%上升到50%。虽然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仍占优势,但比危机前下降了很多。上述两组数字分别由76.4%降为66.4%,由59.6%降到50%。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11年统计手册》,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显现出突出地位。从1981年到2010年间,几个发展中国家取得了长期的经济收益。中国等主要发展经济体在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中所占份额近年来逐步上升。从1981年到2010年间,中国上长了8个百分点,它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扩大了7个百分点。相比之下,主要发达国家的出口比重却日益呈现下降趋势。美国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下降了3.5个百分点,其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下降了近2.5个百分点。欧盟国家服务出口下降了8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占全球大宗商品消费的比重也明显上升,2002-2008年,其原油消费由45.8%增到2008年的51.8%;铝消费由42.8%增到 59.2%;铜消费由49.3%增到61.7%。其中,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在2000-2009年的十年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在 2005-2009年的五年中,“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
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经济表现无疑最为突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25%。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虽然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近几年的增速仍在8%以上。自200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谓一年一个台阶。当年GDP增加 16.8%,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成为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成为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09年,中国取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外贸出口世界第一、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发动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显著增强。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使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积累起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外汇储备,总债务率下降,对外支付能力提高。据IMF统计,新兴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顺差由2000年的929亿美元增至2008年的7034亿美元,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降到3391亿美元。但在后危机时代,其经常项目顺差还会进一步增加,预计2015年将增到7638亿美元。其中以亚洲和中东为主,尤其是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将由2009年3217亿美元增至2015年的7312亿美元。而亚洲的经常项目顺差几乎全部集中于中国。据IMF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将由4261亿美元(2008年)的猛增到7594亿美元。
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对外出口,拥有的外汇储备也会逐年增加。2000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仅为8025亿美元,2008年的增加到49614亿美元,2009年增加到55002亿美元。其中,中国占43.6%,为23992亿美元。根据IMF预测,在后危机时代,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将继续呈增长趋势,2010-2011年将分别增加到61944亿美元和67763亿美元。到2011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3.181万亿美元。
其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努力下,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提升G20机制,召集G20峰会。在发展中大国的积极推动下,G20峰会很快实现了机制化。G20峰会诞生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它能够迅速实现机制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新兴经济大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终于有了一个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固定平台。
第三,新兴经济大国在一些重要国际机制中的话语权迅速提高。在素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成员国的份额和投票权是其国际经济地位的一种集中表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际金融体制的不足和弊端暴露出来,要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迅速高涨,他们要求重新分配份额,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早在2006年,IMF就通过投票决定,增加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的投票权。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新兴市场国家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要求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根据匹兹堡G20峰会决定,IMF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份额的5%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份额将从2.77%提高到4.43%。在2010年的首尔G20峰会上,决定将中国在IMF的投票权提高到6.394% ,基本与日本持平( 6.464% )。这次峰会还决定由G20峰会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G20峰会的机制化,凸显中、印、巴、俄等新兴力量在治理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近年来,“金砖国家”首脑会议有了机制化的倾向,有利于进一步巩固G20峰会机制化。 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就已开始向亚太地区转移。只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这个过程,并凸显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2010年,中国GDP达到5.745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二位。作为在东北亚地区有着重要战略利益的另一个大国,俄罗斯近几年的经济稳步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三大中心之一,从而促使俄罗斯重视亚太外交,使其把融入亚太地区一体化作为外交的重要目标。在经济方面,俄罗斯积极发展远东地区的经济,推动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亚洲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俄罗斯直接属于这个飞速发展的地区和必须要发展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北美和澳大利亚从19世纪末开始崛起,造成了欧洲旧大陆人口向这些新乐园移居并因此使这些地方欧洲化,而亚洲、拉美或非洲新兴大国的起飞则是以自住的方式进行的,并没有引入西方人口。”[10](P32)也就是说,这些新兴大国的经济更具有独立性,更具发展潜力。
三、全球金融危机与美欧实力整体下降
当奥巴马政府上台时,美国正处在严重的内外交困中。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次贷危机,这些就是美国所处困境的突出表现。国际社会对美国霸权的广泛质疑,严重削弱了美国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9·11”事件后,美国就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反恐战争上。近十年的“反恐”战争,使美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和“先发制人”的做法,以及中情局丑闻、秘密监狱和虐囚事件,都使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道德形象大大折扣。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利用美国的“巧实力”修复国际形象。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所以美国在经济上遭受到的冲击最为剧烈。危机使美国的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为了挽救美国经济,联邦政府采取美元贬值政策。美元的信用严重受损,国际金融体系遭受冲击。美国政府的损人利己做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指责,要求美国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很高。在伦敦G20峰会上,不仅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金融政策表示不满,而且欧洲发达国家也强烈要求美国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创,而且使世界经济中心发生转移。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一位法国学者曾预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不景气以及国际金融的混乱结束了美国二十年来的反常规的金融创新和毫无节制的市场创新。这些尚未确知后果的发展对于全球经济力量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以及政府重返世界经济舞台都将产生促进作用。”
同时,美国为了“反恐”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据英国2007年5月26日的《苏格兰人报》报道,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费开支已超过了其越战开支,这使其反恐战争的战费开支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美国历史上军费开支据第二位的战争[12]。自“9.11”以来,到奥巴马上台后的2009 年7月,美国会批准的反恐军费累计达到1万亿美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迅速增加,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在外交上执行相对缓和的政策,刻意放低身段,体现出善意和诚意。其真正目的在于,利用美国的软、硬实力,重塑美国的国际形象。为此,奥巴马政府还正式放弃了“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并很快宣布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的计划。
面对严重的财政压力,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削减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提出了大幅缩减预算的计划。同时,由于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成果,美军不仅撤出了伊拉克,而且还将要从阿富汗撤军。在这样的背景下,奥巴马提出在今后10年内削减489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根据奥巴马在2012年公布的美国新军事战略,美国并未放弃其“军事超强”地位。但却为此削减陆军规模,减少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将美国的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以维护亚太的“安全与繁荣”。
全球金融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特别表现在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2008年10月,冰岛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其国家濒临破产。 2009年11月,阿联酋的迪拜酋长国因其最大国有企业出现近600亿美元的债务问题,引发了第二轮全球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是年底,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引起国际社会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广泛关注。甚至有学者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会使欧洲经济复苏的步子放慢,甚至会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 [13]。近来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发酵,引起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的担忧。IMF在今年初的《世界经济展望》更新了报告中的预测,全球经济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3.3%和3.9%,比去年9月报告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7和0.6个百分点。今年欧元区经济增速将为-0.5%,明年将为0.8%,比去年 9月的预测分别下调了1.6和0.7个百分点。预计美国经济将在今年增长1.8%,与去年9月的预测值持平;明年将增长2.2%,较上次预测值下调了 0.3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8.2%和8.8%,较上次预测值分别下调了0.8和0.7个百分点[14]。这表明,全球金融危机造仍然阴魂不散,这对欧洲经济的恢复将造成严重非常不利的影响,也使欧洲的总体实力严重下降。
作为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日本虽然地处东亚,并在东北亚地区拥有重要利益,但在经济上与欧美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次全球金融危不仅日本难以幸免,而且对于它长期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11年3月,日本经历了严重的地震和海啸,并引起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再次给日本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同时,日本的企业生产遭受重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这无疑会延缓日本经济的复苏进程。同时,日本的债务却不断增加。据统计,到2011年7 月,在全球总额为45万亿的债务中,日本和美国超过了一半。其中日本总债务额为943.81万日元,为其GDP的两倍多。日本的人均负债为785万日元(约63万人民币),比美国的人均负债额(4.63万美元)高一倍多。以至于穆迪公司9年来首次下调日本主权信用评级,将其信用排名降至发达国家最后一位。总之,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的严重后果是,美欧总体实力急剧下降,国际格局正面临着战后以来最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接着就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尽管美国一直在追求单机世界霸权,但多极力量也在持续发展中。经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力量显然严重受损,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日益凸显,一超多强的多级世界格局更加明朗。在影响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各种力量中,中、俄、美、日四大力量对比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这四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仍会继续。中俄等国的经济仍保持着持续增长的势头,美国的经济继续维持低增长,日本经济也难以改变停滞不前的局面,欧债危机的不断加剧表明,欧盟仍未走出危机的阴影。这些都将预示着,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正面临着剧烈变动。当然,美国作为东北亚现有格局的最大得益者,是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趋势的。相反,它会极力阻止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变动,维持现有东北亚格局。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受到来自美日方面的挑战,它们会继续围绕“中国威胁论”大做文章。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更要认真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