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在答复《纽约时报》记者就西方人如何看中国崛起问题的采访时，笔者说：“今天的中国像个青少年，服了很多激素，一下子变得又高又大，身体各部位不协调，难以掌控。所以西方人可能会把中国看成怪胎。”[1]我这个比喻不料成了《纽约时报》的“今日语录”，一下引来了许多关注，不少人发邮件来让笔者解释。五年过去了，中国还是西方人眼中的怪胎形象吗?是否只有西方人才这么看中国?跟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有多少关联?中国的亚洲近邻们和遥远的拉美国家民众是怎么看中国的?如果这个中国形象仅仅是西方媒体的建构，那么世界公众究竟是怎么看中国的?
笔者这个比喻意在说明中国的全球迅速崛起让世界震惊，原因部分在于其崛起的规模与速度，部分在于中国的言行举止。在世界看来，中国充满矛盾。经济的迅猛增长与政治改革乏力，时常触发的民族主义激进言行，社会的道德滑坡和价值缺失，以及时而低调与“不干涉”、时而强硬的外交姿态，尤其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世界主导性的大国，其内外政策的任何不确定和不稳定，都会引发全球的焦虑。自从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海啸以来，美国与欧盟世界影响力的急剧下滑和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势头相互映照，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更为瞩目于世。全球聚焦中国，而中国向世界发送的讯号却是含糊和缺乏连贯性的。以研究全球政治风险著称的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认为中国在全球的影响有限：“中国的经济影响在增加，但对其他国家的影响甚微。中国并未形成决策者通常所指的‘抓力’，即强国对于弱国决策的驱动力，此乃后者在经济或安全上对前者的依赖所导致的。”就软实力影响而言，布雷默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别国的吸引力很小。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谋求财富和市场微观管理的政治领袖们有吸引力，但对普通百姓没什么好处”。
在当今这个传媒驱动的世界，能否打动百姓的心对于政治领袖、企业家和其他社会精英来说越来越重要。无论内政外交，民众的看法都举足轻重。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必须改变冷战期间形成的“外宣”模式。从2007年起，中国政府在世界加大力度推动文化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更为关注其国际形象。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自媒体的时代，普通民众的意见有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渠道。无论是商贸还是公共政策，甚至到地缘政治的关系与谈判，民意的作用都日益活跃。在传统由精英掌控的外交、军事和国际关系领域里，民众呼声与民意态度一度被精英决策层忽略，但现在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西方多党选举政治体制中，民意与独立的媒体始终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但在外交与国际关系领域里，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精英的作用远大于民意。这一情形在互联网或全媒体时代产生了很大改变。民意成为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制定时的重要变量，而不再仅仅是政客或政党手中的筹码。对于中国领导层而言，民意在内政外交方面都形成了新的挑战。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互联网时代的威力空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4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维稳的实质就是维权”，表明领导层认识到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民意表达维权意识的方式与渠道大大增强，维护公民权益的呼声空前高涨。中国近年在国际上推动的文化软实力与公共外交，也表明领导层更为重视世界民意与国际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并努力探索对外传播的双向、多维度的传媒交流方式，关注国际受众的反馈，逐步修正与改革多年形成的单向度、单一方式的“外宣”模式。
关于中国形象的国际民意调查一向较少，这跟开展国际性的民意调查难度较大有关。但这类调查近年来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这些调查主要由美国的民调和智库机构主持，内容集中于国际关系领域。影响较大的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美国百人会、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美国马里兰大学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美国及世界民意对中国的态度调查;日本民意调查研究所与《中国日报》联合举办的中日民众相互看法的调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与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联合举办的“中美安全关注调查”为题的中美两国间部分民意和相关精英阶层的调查等。[3]美国百人会会长吴建民认为，“2012年的百人会民意调查在美国大选与中国领导层更替之年进行，而中美关系是两国政府更迭时的一项关键问题。今年我们的调查凸显了美中两国的战略攸关方关系。华盛顿和北京的这种实用关系需要建立双方的互信，这种互信要建立在共同点和双边受惠的基础之上”。[4]皮尤和BBC的中国民调主要关心的是各国民意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并与美国相比较。皮尤2013年的全球态度调查再度涉及中国。皮尤研究中心在解读各国对中国态度时指出：“世界各国的民意相信全球的力量平衡正在转移。中国的经济力量正在上升，许多人认为中国最终将取代美国成为支配世界的超级大国。但中国力量的增长并未给中国形象加分。总体上美国的全球形象要好于中国。我们的民调显示，平均63%的各国民众对美国表示好感，对中国有好感的只有50%。”[5]
直到2009年，这些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实施的。2009年底，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与美国杜克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合作，首度开展了中国主导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民意调查计划。2010年暑期，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已故)、约翰·奥椎治以及笔者本人共同设计了中国形象的美国民意调查问卷，并委托印第安纳大学民意调查研究中心在全美展开随机抽样的电话民意调查。2011至2012年，上海交大与杜克大学、亚洲风向标学术民意调查机构(Asian Barometer Survey)合作，在亚洲风向标第三轮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的综合社会调查中嵌入有关中国形象的问题，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国家与地区展开了调查。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日本、韩国、蒙古、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上海交大的调查计划与全球风向标学术民意调查机构(Global Barometers Surveys)合作，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亚、中东以及欧洲等全球各大洲展开中国形象的全球民意调查。2013年与总部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的拉丁美洲民意调查项目(Lat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rojec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合作采取跟亚洲调查相似的方式，对24个拉美国家开展了中国形象调查。2013年再度在美国针对美国大选年展开中国问题的民调，此外对于印度的中国形象民调数据也已经收集，并将展开分析。 以亚洲的问卷为例，我们所设计的七道核心问题涉及了四个要素：1.目前和不远的未来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力;2.中国影响力的正面或负面评估;3.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受到欢迎;4.各国民众对本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看法。这些问题要求民众做出较为客观的评估，但同时也测量了民众的主观意见和“情感温度”，综合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当然中国崛起是非常复杂的现象，涉及层面极为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创新的层面，也包括观念、意识形态、文化与情感层面的反应，各种偏见和误解，等等。我们对于调查数据的分析目的在于了解各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反映出的不同态度与观念，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各种原因。
由中国学术机构主导的全球中国形象民意调查，对于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和公共外交政策可以提供实证调研的参考与咨询，并且有助于帮助世界公众了解中国的崛起，帮助中国了解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今天的中国，一举一动都在全球闪光灯的聚焦下，事无巨细地被全球媒体和世界公众所关注。这种全景式、特写镜头式和全天候的聚焦，对于任何一个世界级大国来讲，都是常态。这种聚焦既可以大大提升国家对自身言行举止和形象的自觉意识和谨慎，也可能导致在强烈闪光灯下被不间断曝光的焦虑和过度反应。尤其是当发现自己的形象在别人的照相机暗箱中以黑白颠倒的倒影出现时，这种焦虑会格外强烈。就中国而言，毋庸置疑的首选是采用自制的照相机来显示自我形象。但世界毕竟进入了一个互联网为主导的全媒体时代，中国传媒的国际影响力和信誉度跟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影响力不相匹配。换句话说，中国的“自拍”形象在世界上并不那么受欢迎。世界公众了解与认识中国的主要渠道是西方为主导的媒体，这一局面在相当长的阶段里难以改变。中国由各国不同媒体所呈现的全球形象必然是五花八门，复杂多样，甚至千奇百怪的。这些形象、印象、态度、主观感受和理性评估等复杂交织，构成了世界民意的无形之网。虽然民意常常是难以琢磨、无法掌控，带有随机性、非理性成分，但毕竟是当今世界上日益强大的力量，任何国家和个人，任何跨国机构，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忽视与回避。就学术研究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几种传统的西方学术理论范式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始终争论不休，但长期以来均不够重视民意在国际关系中的权重。然而随着互联网、全媒体的迅猛发展，民意的全球影响力足以构成对建立在精英决策基础上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新挑战。
忽略民意这一学术盲点，目前已经受到许多诟病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反省。美国学者指出，民意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可以获得可靠的证据来分析，尤其是传媒与民意的作用，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6]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依然有少部分对民意和媒体的作用不以为然。他们相信国际关系中经济和军事硬实力和利益决定论，是主张利益至上的激进的实用主义者，而不仅仅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的看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在国与国的交往中，他们认为唯有经济与军事实力和利益才起作用，像文化传统、思想价值观和民众的情感态度等，都可忽略不计。与此相反，我们的研究追求理性、多元和综合的方式与路径，重视各国公众意见与态度在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各国民意对中国的全球角色的态度与看法。在设计问卷时，我们的团队认真研究了现有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民意调查。我们认为，多数调查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都值得肯定。同时我们发现，这些调查大部分关注的是受访者对中国与美国的看法，中国与受访者国家关系的看法，中国对相关地区的影响的看法等。相对而言，我们的调查更重视受访者是如何产生这些看法的，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与他们的社会身份、政治立场、党派与宗教、收入与职业、接触媒体的方式与类型等。此外，我们特别关注受访者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换言之，大部分民调问的是“什么” (what)，我们更多是问“为什么”(why)和“怎么”(how)。我们希望探究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原因，以及文化与历史的因素，包括各种偏见、脸谱化的成见和长期形成的印象，媒体的作用、精英的言论、文化教育等机构的作用等，以此来对民意做深层次的把握。
本文将讨论我们近年开展的美国、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意调查，分析、归纳其中的一些脉络和模式。讨论将按调查顺序展开，即先美国(2010年与 2012年)，后亚洲(2012年)，再拉丁美洲(2013年)。本文首先关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的公众认知，不同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再就是了解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第三要讨论的是对于中国发展道路或模式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了解。通过这些对于中国内政外交的世界民意评价，我们不仅可以发现世界各国民众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信息多寡、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全面或片面的程度等，更能够深入发掘对中国态度和看法背后的固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等。
我们的研究表明，对于中国的信息和知识的多寡跟对中国的看法正面与否并无必然联系。长期以来的流行观念认为世界对中国的偏见是因为缺乏了解或了解片面，加强沟通与了解，就会大大改变这种对中国的偏见。但现在的世界传播与沟通的渠道、规模、速度、深度与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彻底融入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认识程度更因近年中国的迅速崛起、全球聚焦中国而大大加强。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切不确定、不连贯、自相矛盾的现象，中国史无前例、摸着石头过河、打破种种现代化发展模式与“常规”的高速发展轨迹，都不断让世界瞠目结舌、茫然失措。研究表明，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增加，卷入世界事务的深度和广度越强，跟周边国家与地区的摩擦与冲突越多，世界对中国的正面与负面看法，都将呈几何级数增长。历史经验也表明，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过程，都伴随着反对力量和拥护力量激烈地此消彼长，往往反对力量的势头更为汹涌。当然，重视和改进中国与世界沟通与交流的渠道和方法，大力推动中国的国际交流与传播，是中国走向世界级大国之路的必要举措。与此同时，中国要成为世界级大国，就需要培育世界大国的胸襟与视野。对于越来越多元、多样的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中国形象，无论负面还是正面，都能够学会理解和包容。在国际争端和危机中，学会以大国的高度和远见，应对敌意，赢得民心。 美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崛起
中美关系现在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国拥有最多的美国国债，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政治精英们四处宣称中国是一个夺走了美国最多就业机会的国家。美国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电视频道《中国旷野》是收视率很高的连续纪录片，长期在美国有线电视台CBS的“60分钟” 新闻专题节目播放，影响很大。美国政党在大选时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不大打中国牌。今天，“中国”在美国总统选战的文宣广告、辩论和演讲中，无疑是一个频率极高的话题，进入了美国政治选战的税收、医保、公共教育和国家安全等核心话题的议程之中。2012年底总统大选奥巴马对决罗姆尼时，中国话题被两人反复提起，频率之高，前所未有。共和党政治分析师哈定认为2012年美国大选时，奥巴马和罗姆尼的中国牌的卖点就是对选民的情绪影响最深的恐惧感。哈定强调：“美国选民很难说对于中国的经济重要性有清楚的认识，但两党选战时大打恐惧牌，并用不着给选民们开中国经济学课程。”[7]
但是在大选前的2010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相当数量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盟友，把中国当成敌人的只占少数。42%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盟国，29.6%保持中立，只有27.3%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多数美国人(54.9%)认为中国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的做法正确。我们还测量了美国人对亚洲有影响的四个国家的“情感温度计”：中国、印度、日本与俄罗斯。美国民众在情感上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不好也不坏，持友好态度的为48度(100度量表，下同)，接近半数。如图1所示，中国在美国民众的亚洲四国情感温度计里排列最后，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感较偏冷。相对而言，美国人在情感上最喜欢日本(66.6度)，这跟日本在二次大战以来一直是美国在亚洲最密切的盟友和日本的政治制度接近美国有关。但中国和俄罗斯相比，美国人喜欢俄罗斯的比例(50.2度)略高于中国，虽然美俄曾经是冷战时代的最大冤家对头，现在也矛盾不断。美国民众对于俄罗斯的文化和价值观的了解与认同应该是一个原因，俄罗斯的思想文化，尤其是音乐、艺术和文学等，始终是美国民众喜爱的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显然印度也因为政治制度和文化等因素，比中国更受美国人青睐。
但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和中国崛起均予以肯定。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已成为一个国际大国这点，有了基本的共识。60.8%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影响力，仅有13.9%不同意这个看法。64.3%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大多数美国人(77%)相信，中国在未来十年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更大。美国民众多数关注中美关系，认为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59.3%美国人认为，如果中美贸易中断，美国经济受到的损害将大于中国。大多美国人(71.4%)了解到中国借更多钱给美国，但依然有24.8%美国人认为美国借给中国的钱更多。尽管美国媒体对人民币问题大肆渲染，只有28.9%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以此从国际贸易中获利。我们的这些调查数据跟其他美国的民调相近。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中国对美国而言是最重要的国家，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与中国合作和接触，而不应百般设法去限制中国的发展。
与一些美国政客的看法相反，美国公众不但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广泛的共识，而且清楚认识到中国崛起对于世界格局的重大影响。[8]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这一认知并不奇怪，特别是近年来中美关系日益密切，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越来越广泛深入。总体而言，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是谨慎的。我们发现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各方面的发展与特色、中国的形象与行为等，均能作出相当详细的评判，这跟调查发现的美国公众高度重视中国这点是一致的。
我们调查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文化吸引力与外交实践各方面的评估。如图2所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国际竞争力。55%美国民众认为，中国政治体制对中国是有效的，所提供的服务满足了中国民众的需求。然而美国民众在美中关系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尤其是人权的话题上，虽然并不把中国视为敌人，却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一方面55%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可以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另一方面80.2%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政府限制了中国公民的权利。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看法，一方面说明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否有效率这点是有着客观认识的。但在另一方面，从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出发，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公民权利”或人权问题的看法持有更加鲜明的立场。我们再让美国公众从美国角度和立场出发，列举他们对中国最关注的问题时，最多的三个问题是中国人权(14.4%)、中美贸易逆差(8.7%)和影响美国就业(5.7%)。在涉及美中关系的话题时，67.6%的美国公众认为“捍卫中国人的人权”应是首要或最重要的议题。相比而言，65.5%的美国公众认为“改善中国生态环境”、56.6%的美国公众认为“促进中美之间的贸易公平”才是首要议题。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上，美国公众自身的政治价值和信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的调查问卷测试了有关价值观对比的问题。一般来讲，美国的价值观比较倾向于个人自由，而中国主流价值更加看重集体的利益。调查发现，与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吻合的价值观如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长辈等对于大多数美国民众而言不具备吸引力。当问及“如果为了国家利益，个人应当牺牲自我利益”时，53.4%美国民众表示同意，45.4%表示反对。当问及“为了家族的利益，个人利益应放在第二位”时，46.2%赞成，52.6%反对。最后当问及“学生是否应该挑战老师的权威”时，31.9%美国民众认为不应该，而认为应该的达67.5%。当然价值观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而在全国性抽样调查时，问卷设计不可能涵盖价值观问题的深度和负责度，而只能就在民众中较为通行的常识性的价值观问题了解民意的选择取舍。在累计相当数量的有关价值观问题的数据后，我们发现这些数据有助于了解美国民众在价值观层面上对中国的看法。从社会科学方法上讲，价值观问题的数据在回归分析时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的调查发现，美国公众对于中国文化的看法远不如中国政府期待的那样正面。图表所示，不到30%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的流行文化有吸引力;只有略高于 40%的认为中国有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数据是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仅仅两年后收集的。美国民众对于中国文化吸引力的看法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政府近年来不遗余力地在世界推动文化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在美国投放中国形象广告，花大钱在美国推进中国的英语电视媒体和其他媒体，耗费巨额经费和资源在美国四处设置孔子学院。从中国政府公布的有关外宣的战略部署和资源配置，可以发现美国是最重要的中国外宣对象。为了做到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和有的放矢，中国首先需要加强对传播对象的调查研究。实证的民意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就像任何媒体都必须把传播对象作为主体，广告投放的根本依据是收视率或发行量调查。我们的调查是中国为主导的关注传播效果的首次大规模民意调查。综合参考其他美国进行的中国文化传播的类似调查，我们发现，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力在美国尚处在非常低端和弱势的状态。中国近年来在美国的大量外宣资源与金钱的投放，并未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实证调研基础上，因而就远谈不上有的放矢地开展有效的文化传播与交流。
如图所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国际影响与言行的看法也值得关注。五分之三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举足轻重，但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却认为中国未能承担其大国国际职责。数据并未显示中国的何种外交政策与行为导致了美国民众的这种负面看法。中国在全球变暖、朝核问题、非洲内战、中东变局等国际问题的态度与表现受到美国媒体与政界的抨击，但也许是其他原因，令美国民众质疑中国的大国职责。无论如何，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国际表现的看法，与中国政府向世界展示的中国是一个负责任世界大国的形象相去甚远。一些以精英立场为主体的研究和调查表明，中美两国之间缺少战略互信。[9]其中美国精英的一个重要看法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并未向世界提供应有的国际公共产品，没有或拒绝履行其应尽的国际职责。我们的调查表明，这一观点在美国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李侃如与王缉思的研究报告(2012年)提到了中美之间战略互疑的原因，首先是结构性和深层次的政治、价值观和文化的差异。但他们认为由于这个根本性的因素不太可能发生变化，不如在更加现实和实用的层面如经贸、军事、互联网安全等领域寻找解决方案。[10]有关大国职责的观点显然跟美国民众的世界政治与价值观关系密切。美国自20世纪初起，一百多年来在世界上扮演了大国角色，后冷战时代更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因此，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其他大国。对于中美在政治、价值观与文化领域里的差异与矛盾，一味回避和忽略并不是长久之计。
亚洲民众眼中的中国崛起
我们的亚洲调查包括东亚和东南亚的12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的近邻，但政治体制与文化传统都异常复杂。我们的调查是亚洲风向标第三轮调查的一部分，在该机构的综合民意调查中加入了有关中国崛起的问题，调查从2010年1月开始到2012年2月完成，共计两年时间。这段时间的亚洲与国际局势都比较稳定，亚洲发展势头很好，多数东亚国家从2008至2009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发展紧缩中走出低谷，经济增长强劲。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受到控制。同样在这段时间内，南中国海海域的中国与周边东盟部分国家的冲突以及中日就钓鱼岛等问题的冲突尚未升级和爆发。因此，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民意调查相对而言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条件，为民意变化长期的观察与纵向比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调查数据的整合结果让我们对亚洲国家人民的中国观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和科学的了解。亚洲民众的中国观是非常多样和不同的。这些看法与观点既是对中国内部发展的反应，也是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看法，其中有各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与评论和各国政治与经济精英对中国态度所产生的影响，也反映了亚洲各国民众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与文化背景。中国近年来在亚洲也加强推行软实力或“魅力攻势”，可以作为我们的调查的一项参考系数。但是我们的数据并不能确定亚洲民意与中国形象推广活动之间的直接关联。亚洲民意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是非常复杂多样的，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意对于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国与国、国家与地区以及整个区域性关系的影响很重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引入并强调了民意因素和民意的实证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较大规模的跨国、跨地区的比较民意研究，对于东亚和东南亚这个人口最为密集，政治、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趋势都极为活跃的地区而言，都有重要的意义。亚洲风向标(ABS)从 2000年开始，在亚洲13个国家与地区开展了三轮大型综合实证民意调查，调查范围涉及亚洲各国与区域性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各种基本问题与热点话题，目的是了解亚洲民众的政治观、政党、政府治理和政治制度、公民政治参与以及经济发展、经济政策、社会变革、文化传承等亚洲转型社会与新兴市场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关于中国崛起和中国影响、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对于亚洲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和比较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同时亚洲综合调查的数据也给中国的亚洲形象实证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
从数据中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脉络。总体而言，首先，东亚各国的大多数民众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在10年后中国将成为亚洲最有影响的国家。第二，东亚多数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崛起对于亚洲来讲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就国与国关系而言，首先，可以看到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有相当差异。除了中国民众之外，对中国崛起持正面态度的民众多数来自东南亚国家，而中国紧邻的韩国、蒙古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民众的态度却是复杂混合的。东北亚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崛起无法避免的感受尤其强烈，但对于中国崛起的影响多持保留态度，这种态度跟他们对于中国在亚洲越来越强大的感受成正比。第二，对于亚洲民众就中国在亚洲地位的看法而言，美国的作用有很大影响。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一般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大于中国。但他们对于中国影响的看法远比东北亚民众的看法要正面。东南亚民众一方面切身感受到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实惠与利益，另一方面对中国在亚洲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并未感到不安和焦虑。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密切同盟关系显然为他们提供了安全保障，至少在民众心理上起到了安抚作用。第三，中国紧邻国家与地区(包括韩国、越南、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依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于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持正面看法，即便中国跟这些周边邻居有着领土或政治上的分歧(我们的调查实施阶段，中国与南海邻国菲律宾、越南的领土争端尚未激烈化)。由此可以推断，日益增强的经贸相互依存和市场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无疑经济利益与地缘政治的因素在亚洲民众的中国观里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经贸互存、市场融合所带来的实惠与利益，还是领土纠纷和国家安全所造成的焦虑，对于亚洲民众来讲都是非常直接和真切的。 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对于亚洲民众看待中国的个人感受和国家层面都有明显影响。对于“发展模式”问题的看法，则反映了深层次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分歧。各国民众在回答“哪个国家可以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样板”的问题时，反应五花八门，结果发人深省。不足为奇的是日本、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韩国等，选择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民众寥寥可数。这些国家与地区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跟中国基本是对立的。其他东北亚、东南亚国家民众的看法却相当复杂。
在宏观和国家层面，柬埔寨和越南有更多民众选择中国模式(越南选择中国模式的人数超过选择美国模式的人数)，东南亚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有较多民众选择了中国模式(马来西亚与越南相似，更多人选中国而不选美国)。除了菲律宾民众大部分选择美国模式，极少选择中国之外，东南亚民众对于中国发展模式更有好感。对此可以做出各种分析。如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因素，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传统观念或“亚洲价值观”，等等。传统的“亚洲价值观”重视家庭、父权、社会等级和对社会变革的保守立场、儒家观念等，在东亚社会有悠久的历史。民众在文化与传统方面，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或许更能产生共鸣。而一向以亚洲现代化大国自居的日本和受西方特别是美国影响极深的菲律宾，对于所谓儒家文化圈和亚洲价值观的排斥心理非常强烈，也影响到他们对中国模式的看法。当然，现代政治文化与地缘政治关注也会影响到民众的选择。越南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跟中国相近，其改革的经验也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越南民众选择中国模式的多过选择美国模式。相反，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蒙古与政治上一向反共的台湾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国大陆的敌意非常强烈，也反映到民众的选择中。在微观和个人层面，对调查数据的综合回归分析和相关性研究表明：
一、东亚民众中认为本国政府清廉和治理有方的人，不选择中国作为发展模式。实际上他们多选择本国的发展模式，而不选其他国家的模式。二、那些政治文化上倾向于传统和认同“亚洲价值观”的东亚民众选中国模式的较多，但也愿意选择其他国家的模式。三、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相对教育程度高的人更愿意选择中国模式。四、认为中国在亚洲影响很大，对于他们本国的影响是正面的亚洲民众更倾向于选择中国模式。
东亚民众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差别很大，虽然与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文化观念等均有一定的关联，但并未显示出清晰的规律和脉络，也不能完全用这些国家内在的政治与价值观念来解释。但是亚洲国家民众对中国发展模式普遍缺失信任和兴趣。亚洲民众选择美国模式的平均值是 26.1%，选择他们自己国家发展模式的平均值为26.9%，选择中国发展模式的只有8.9%。亚洲邻国与中国一衣带水，历史文化联系十分悠久，近现代以来又有着相近的历史经历与经验。亚洲民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也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感受。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亚洲民众对此有一致的认知。然而，亚洲民众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认同程度很低，不能不从中国自身的角度来思考。东亚地区是世界经济的几大核心之一，发展速度与规模强劲。这一地区近年来在国际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朝核问题、中日争端、南中国海争端等有日益严重的趋势。亚洲国家一方面全力推动各自的国家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在寻求区域性的共识和稳定，以避免更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对于中国来讲，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是中国走向世界主导性大国的出发点和角斗场。中国崛起的大背景是全球化，中国是全球化的一个最大受益者。中国跟世界、首先跟亚洲在经贸上的关系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关系，因此，中国的崛起注定了不能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不能靠谋求区域霸权进而谋求全球霸权，不能实施零和游戏。中国的崛起、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级大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谋求共识、双赢和多赢。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话来讲，“中国已经多次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说话是算数的”。[11]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梦”的种种论述，是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国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不仅仅针对国内，也面向全世界。而世界各国的民意是如何看待中国发展道路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中国模式，尤其是亚洲近邻国家的民众如何看中国发展模式，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中国在亚洲这个舞台和角斗场上，要拿出来与人竞争、较量的，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实力，不仅仅靠利益交换，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观的竞争与较量。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首先要赢得亚洲近邻的民心。
拉丁美洲民众眼中的中国崛起
2013年我们与拉丁美洲民意调查项目(Latin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Project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合作，对于24个拉美国家开展了中国形象民意调查，调查结果与美国、亚洲民意调查构成了很有意义的比较。中国与拉美的关系跟中国与亚洲邻国关系区别很大，地缘政治上距离遥远，中国的拉美外交是审慎的，中国在拉美的拓展是渐进式的。拉美是美国的后院，多数拉美国家的外交路线受美国影响，1949年至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十多年中，中国跟拉美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直到1960年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古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中国才在拉丁美洲有了第一个邦交国。而其他大部分拉美国家维持了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中华民国”的邦交关系，直到1970年代，这个局面才发生变化。目前33个拉美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有21国，还有12国(多数为中南美与加勒比地区国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在目前与台湾有所谓邦交的22国中占有最大数量。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全球拓展，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发展迅猛。这一发展势头首先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美国政治、军事、外交和商贸精英以及学术界近年来对中国在拉美的动向投入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并实施美国的对策。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从2008年起就发表许多论文和媒体评论，认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发展增长很快，但该地区对中国的了解却远远落后”，“中国与中南美洲的贸易联系的动力来自中国对该地区自然资源的难以满足的饥渴。中国与拉美的贸易额在2000至2009年的10年间增长了1200%，从100亿美元增长到1300亿美元”。[12]据报道，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4年1月初发布的《推动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报告称，中国已成为巴西、秘鲁、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02年到2012年间，中拉贸易额增长了20倍，从130亿美元跨越到2500亿美元，受中国经济强势推动，拉美地区出口在此期间增长了25倍。拉美主要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大豆、铁矿石等大宗产品，已占有关国家外汇收入的80%以上。中国有望成为拉美第二大进口国。[13]我们的调查采用了与亚洲调查相似的问卷。调查表明，拉美24国民众对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有明确的认识，而且普遍持正面态度。 调查显示，拉丁美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高于美国。63.2%的拉美民众认为中国在拉美的影响是正面的，相比对美国在拉美影响持正面看法的是62.2%。对于这个数据可以有各种角度的解读。首先，中国是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的国家，长期以来是第三世界的大国、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对于拉美国家来讲是有重要意义的，拉美国家目前均把现代化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对于中国的成就有很大好感，对于中国在拉美的影响也就有更多的认同。第二，中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对抗的外交政策在拉美也赢得了民众的赞许。中国在拉美没有任何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争端(除了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之外)，也一向对于拉美国家的内部事务非常谨慎，从来没有卷入过拉美国家的内部或国与国的争端，也没有基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立场的偏袒或倾向性。虽然近年来拉美左翼政府尤其是查韦斯当政的委内瑞拉政府一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向中国表示亲热，但中国始终把与拉美的关系严格限制在非政治性、经贸优先、利益优先、重视实效的策略范围内。这与中国跟亚洲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对照。中国跟亚洲国家关系因历史原因异常复杂，亚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也自然就非常复杂。第三，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始终有着美国的因素。美国一向视拉美为自己的禁脔，对于拉美事务的卷入极深，对拉美的影响也最久最深。但恰恰因为如此，拉美民众对于美国的意见很大，在经济发展、非法移民、打击毒品等问题上，跟美国纠结很深。相对而言，他们更倾向于认可比较陌生、比较谨慎和更为友善的中国形象。但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于中国在拉美的影响十分警觉。美国国防大学的中拉关系专家埃文·艾立思(Evan Ellis)认为：“从政治角度考虑，拉美有些国家认为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是一个潜在的杠杆，可以用来支持自己向美国的政治影响和西方体系经济的支配地位寻求独立的立场。当然也有些(拉美国家)对于中国在拉美长期的地缘政治野心表示了忧虑，是否在交换另一种依附关系。”
这位美国军方专家的看法代表了美国精英层对中国在拉美影响的主流意见。他所谓对“中国野心”的忧虑其实更多来自美国而非拉美国家，但他同时提到“交换依附关系”的说法，体现了美国与一向在拉美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国家的观点。所谓“依附关系”或“依附理论”乃是西方左翼知识界(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左翼学者)对于拉丁美洲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批判理论，类似于对西方在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推行的“新殖民主义”的批判。美国和西方精英及媒体近年来拾起了西方左翼理论，反其道而行之，用来抨击中国在非洲和拉美的作为，认为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在拉美推行新的“依附关系”。
美国与西方精英对于中国在拉美与非洲的影响有很深的担忧和抨击。但我们的调查发现，中国发展模式却受到了许多拉美民众的认同。与亚洲的情况相反，拉美民众对中国模式的认同程度仅次于美国模式，高于日本和巴西模式，也高过了拉美本国发展模式。拉美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也比较高(见图表7和8)。拉美国家多年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以墨西哥、哥伦比亚为主，采取的是亲美的政治与经济策略。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并不均衡，许多国家对于美国和西方对拉美经济的控制深为不满。拉美部分国家的政府如委内瑞拉等左翼反美倾向鲜明，拉美的左翼社会发展模式与亲美的新自由主义模式针锋相对。巴西、智利等国近年来努力推动不同于这两种模式的较为温和的发展模式作为选择，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总之，拉美国家近年来非常关注各自的社会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表现出了较多的兴趣与关注。特别是以委内瑞拉、古巴等为首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国家(ALBA)(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古巴、多米尼克、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委内瑞拉等中美洲、加勒比国家)，对于中国的好感更为明显，这些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信任度为 51.9%，超过了对美国的信任度40%。委内瑞拉民众有24.5%选择中国作为发展模式，选择美国的只有12.5%，这在拉美国家是唯一的(古巴除外，我们的调查没有包括古巴)。
与中国大力向欧美国家投放外宣资源相比，近年来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或文化传播的投入甚少，也比不上在亚洲和非洲的投入。但相对于亚洲、非洲与中东地区而言，中国在拉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介入审慎、渐进，这种有一定距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法，反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中国在全球的迅速发展与介入，中国在拉美的影响与参与度越来越高。2009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墨西哥对中国人员讲话时提到中国对外的“三不原则”(不输出革命、不输出饥饿和贫穷、不折腾)。这一提法当时似乎并未针对拉美国家，但实际上对于中国在拉美的政策是有画龙点睛意义的。中国在拉美软实力战略若能继续保持审慎、务实、尊重当地文化习俗、韬光养晦的态度，会为中国在拉美赢得更多民心。在拉美推广中国软实力的做法也应当是渐进与融入式的，深入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现状，借助拉美本地的文化传播渠道，更多通过中国及拉美的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公益性公关方式，赢得拉美民众的情感认同、对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理解。
结语
我们这次就中国崛起开展的美国、亚洲与拉丁美洲的民意调查让我们了解到，民意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大格局。只有把握这一大格局、大背景，才能深刻把握中国全球崛起的机遇和挑战，对于中国在今天世界上所处的位置、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与期待有理性和清醒的判断。民意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国家意志与民族-国家的利益，也体现了民心所向和个人选择，包括了主观判断、情感认同，以及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利益与价值观的纠结交织，是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变幻多端的背景下呈现的，尤其是在亚洲，地缘政治的博弈与中国崛起有直接的关联。纵观历史，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走向世界级大国，这首先是在经济领域里中国与亚洲、与美国和世界融为一体。如今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民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会跟中国不发生关系。世界首先是通过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认识与感知中国。 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似乎并未完全准备好接受中国的迅速崛起，至少在数百年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思维模式和历史观的影响下，尚未能平心静气地把中国崛起看成一个历史“自然”或“必然”的过程。要知道，现代世界历史观和历史的叙述话语权现在还掌握在西方人手中。从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现代思想体系、价值观体系和传播体系不断强化的“普世价值”，依然在观念层面上制约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和民众。因此，对于国家利益、经济利益的理性判断与计算固然重要，但民意中同样显现了不同文化价值观、历史记忆、感情因素乃至长期形成的种种偏见、误解。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近中国，但毕竟在此之前，中国有过近三十年的相当程度的“闭关锁国”状态。从1950年代跟苏联的结盟，到中苏分裂，中国“文革”期间激进的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的“输出革命”，1949年之后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长期被定位在冷战的激进一端。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外交开始了重大战略调整，沿着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思路，放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主导的国际战略，强调经济优先、国家利益优先。1990年代初，邓小平又提出“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了重大的改变。但是这种“不出头”、不干涉内政、不结盟的政策在2008年之后的国际格局下，尤其是在中国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情况下，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如同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现状认识不足相似，中国实际上也并未对自己迅速崛起的大国身份、大国地位有很好的准备。一方面，中国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有了更大的自信，并在世界上高调宣示这种自信。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务实原则指导下，中国在外交策略上更加重视经济优先、国家利益优先。然而中国的对外宣传思路与实践却频频遭遇困境。传统上以意识形态为主打的中国外宣体制，在由“对外宣传”逐步调整为对外的“国际传播”(对内依然沿用 “外宣”)的过程中，必然面对世界各国日趋多元的价值观、文化传统、情感表述(即审美领域的文艺、娱乐等)形式。中国近年来做出了大量努力，投入了大量资源，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软实力，越来越重视世界民意，强调民间交流、文化交流。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国向世界展现现代化成就、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一场最大的外宣活动。北京奥运举世瞩目，但BBC国际民意调查2008年和2009年的中国形象数据却显示，2008年世界民众对中国的正面评价平均值为45%，负面为33%，2009年的正面评价却下降到39%，负面评价上升到40%。当然这一变化有许多因素，但北京奥运的举办在提升世界民意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方面，并未有显著的效果。
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在国际事务中起到引领作用的世界大国，不仅靠经济与军事实力，而且要赢得世界民心。我们正在开展的全球中国形象民意调查，是为中国在如何赢得世界民心方面提供实证和客观的参考依据。但很显然，世界民意眼中的中国呈现出的经济利益、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以及地缘政治的因素错综复杂，也难以确定某种决定性因素。如一味强调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为决定因素，就会忽略其他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和交互作用。这点特别值得重视。中国从 1949年到1979年这三十年时间内，以意识形态立国，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先是与苏联意识形态结盟，又因意识形态原因与苏联决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战略有了根本转变，变意识形态优先为发展经济优先，这同样对中国的外交策略有根本性的影响。但美国和西方的中国战略始终是全方位的，对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重视跟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重视是高度一致的。世界民心所关注和展示的也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同样包括了价值观与思想、意识形态因素和与国家以及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地缘政治因素。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要警惕从一个极端(意识形态主导)跳到另一个极端(利益主导)。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中国机构走进世界各个角落，或投资、建立企业，或工作、学习、移民，中国跟世界各国的地缘政治的关联，已经成为日益增长的中国海外社群(不同于传统的华侨、华裔移民)的核心关怀。中国争取世界民心的努力不仅应该成为中国大国战略的重心，也需要是全方位的。尤其在当前，中国在全球迅速崛起过程中的经济利益有着压倒性的权重，更需要重视各方面的因素。拥有更加开阔和长远的视野与胸襟，有助于中国决策者们平衡各方因素，让世界民众眼中的中国崛起，真正成为给全人类带来利益和福祉的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