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世纪末的欧美政坛，“第三条道路”这一新政治运动倍受瞩目，其实施后取得哼社会、经济成就和广大选民的普遍支持，为欧美左翼政党的持续执政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是发达国家左翼政治力量为应对科技进步与经济全球化给传统治国理论带来的新挑战所采取的实用主义发展模式。
一、“第三条道路”的开辟与左翼复兴
进人9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政坛风起云涌。以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为代表的左翼政党先后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3国取得大选胜利，上台组阁。这种政党格局的调整，直接关系到国家政策的变化。执政伊始，这些国家就相继声称要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中间道路。
冷战后，西欧政党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左、右两翼政党力量在不断向两极化演变的同时，逐渐改变执政策略，以更为务实的精神采取中左、中右的温和方针，打破了传统的政党政洽对垒的观念，适应了“民主化”和“现代化”改革的新形势。西欧的左翼政党作为欧洲较大的政治力量，从1979、1984、1989和1994年四次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其选民基础较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以社会党为首的左翼、中左翼政党(或政党联盟)汲取了以往执政的经验和右翼政党下台的教训，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要对付的棘手问题，实行改良主义：包容右派势力，灵活变动政策，适时调整主张，将欧洲大陆染成了“玫瑰色”，这也正是“第三条道路”出现的政治基础。
西方学者曾习惯地把强调民权、社会平等、进步、革命、改革和福利国家等信仰称作左派主张，把否定私有制、主张公有制、倡导以暴力推翻现行制度等称作极左派观点。但从新近左翼政党的执政方针上看，“第三条道路”的核心为：在经济政策上强调自由放任，效率第一，竞争至上;在社会政策上保持左翼政党的基本价值观念，提倡社会公正，保护弱者与受到伤害者，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这就超越了“老左派”的“国家干涉主义”，也超越了“新右派”的“自由放任主义”，走了一条“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
由此表明，欧美左翼政党已不固守其传统观念和一些不切实际的标准，更多地强调合作和创新,以图保持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正如1997年6月欧洲社会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在实现增加就业机会、遏制通货膨胀、减少债务赤字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保障与公平竞争的有机结合，开辟出一条促进增长、充分就业、社会包容的“新欧洲道路”。
二、"第三条道路”的制定与政党竞选
选举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活动，一直被西方誉为“代表公众利益”的最好的外部形式，人民可以通过选举方式直接参与国家生活，并影响政党竞选纲领及组阁后的政策制定，以“人民的权力”牵制“政府的权力”。
西欧左翼政党为了制定选举策略，集中调查、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以德国为例，国内的矛盾主要有：失业人数居高不下，1998年德国失业率为11.5%，失业人数为428万;东西部差距不断加大，1998年东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幅2.1%,而西部地区为2.9%,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只有西部的75%,工资水平仅是西部的86.1%;外贸出口滑坡，1998年底出口增长率只有3%;科研经费不足，教育制度滞后，科研产业化迟缓，国家发展的后备力量捉襟见肘;极右思潮泛滥，犯罪率大幅上升，劳资关系空前紧张，社会不满情绪与日剧增，使“社会陷人一片失望之中”。不仅是德国，英、法、意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都不容乐观，经济的低靡使得一切问题都复杂化、显性化。
为适应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的经济结构变革和满足广大欧洲公民要求改变本国社会现状的愿望，西欧左翼政党在选举前主要采取了两方面对策。
一方面提出新的理论依据。如在英国，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大选前针对英国公民“求稳”的心态，一是在政治上鼓吹“模糊政治”。号召打破传统的两分法定式，“在接受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实现思想和行动上的更大包容度和弹性，从而争取更广泛的选民支持。二是在经济上鼓吹“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不同于老左派提出的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三是在政府职能上提出分解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和地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而新民主国家的关键则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这些理论的提出，从总体上说，迎合了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市民阶级的要求，从而为左翼政党取得大选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努力改变自身的形象。由于苏东剧变，左翼运动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一种现实运动在欧洲曾受到巨大冲击，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其为谋求执政必须寻觅新的替代战略和出路，并在广大选民中重塑政党形象。于是，以公平和效率为核心内容的“第三条道路”就成为左翼政党的政治哲学和政治宣言。他们宣称：第一，采用有限干预主义求得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提高效率。第二，重新调整社会分配与生产之间的关系，追求公平。第三，倡导“新个人主义”，在权利与责任之间责任至上，重建正义。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4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口号是“工作创造与中间阶级”，确定的竞选重点是：(1)解决失业问题是解决经济、财政、社会问题的关键，是执政后的首要任务;(2)突出强调市场作用和企业竞争力，认为经济具有竞争力是就业、富裕和社会安全的基础;(3)加强对科技的投人;(4)强调税收政策的公正，重点是减轻中低收人者的税收负担。这种竞选策略，不仅使左翼政党巩固了已有的选民基础，而且取得了“白领”阶层、新兴知识贵族、不满现状者的同情和支持。
三、“第三条道路”的实践与政党领袖
成功地争取选民支持，为“第三条道路”创造了执政条件，而政党领袖为推进“第三条道路”现实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有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法国总理若斯潘、美国总统克林顿。
布莱尔是“第三条道路”的旗手。他当选上台之后，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接受了“撒切尔主义”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果，保持了政策的相对连续性;采取了“一个后货币主义的框架”，强化了英格兰银行在确定利率等方面的职能;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对私有化公益企业的征税，用于失业补助和再就业开支;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权力下放”，缓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着手改革政体，挑战议会上院的特权地位;鼓励发展教育与科研事业，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布莱尔执政以来，由于采取了较温和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绩效，民众的支持率比刚上台时还高，英国舆论称这一时期是“漫长的蜜月”。这些成就不仅有利于正处于恢复期的英国经济，而且有利于布莱尔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
施罗德就任德国总理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速改革，以谋求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税制方面，他计划在1999年、2000年和2002年分三个阶段将’个人所得税降至19.9%，将公司营业税降至48.5%,开征生态税，并分三个阶段提高能源税税率。在福利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方面，对诸如养老保险、病假工资、儿童补助、医疗保险等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在解决失业问题方面，一方面制定青年就业计划，拨款22亿马克安排10万待业青年进行就业培训，•另一方面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方联席会议，成立“劳动和培训联盟”，实行灵活的就业工作时间，推动欧盟制定“就业公约”等等。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为了应付经济全球化挑战，将产业调整的重点放在金融保险、冶金化工、交通电信等行业，重组企业集团，使企业向大规模经营方向发展，建造“航空母舰”。在减小东西部差距方面，着手制定长期的东部重建计划，在总理府设一个部级中央部门专门处理“东部事务”，视“振兴东部”与“反失业”同等重要，并于1999年将首都迁到柏林。施罗德是“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新中间派”，其贯彻的就是所谓的“新中间力量”理论。
克林顿所面对的国内经济社会形势比欧洲伙伴好得多，美国也没有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太多影响，所以他本人更关注经济增长，企图利用政策杠杆将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改变“里根主义”带来的高赤字、高通f和高失业。他认为：“我们成功地提出了政府管理哲学，这种哲学超越了旧的观点”，是一种“新进步主义”。
相比之下，若斯潘的“第三条道路”更为强调“社会公正”，声称“赞同市场经济，但对市场化的社会说‘不’”。除了延续前右翼政府的政策外，在缓和社会压力方面进行了“微调”，如在失业问题上稍有拓展，缩短工人工作时间至每周35小时的议案获得通过，增加了15万个就业机会。他相信国家在维持平等与正义中的作用，认为市场只是生产财富和分配资源的一种手段，不具有价值判断功能。
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政党领袖，克林顿等人在处理社会问题时，普遍采取了温和、宽容和灵活务实的态度，强调实用主义，淡化意识形态，执政能力普遍较高，从而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接受和支持。即使克林顿出现“性丑闻”，也并未削弱其在美国的领袖地位，民主党还是在其总统受弹劾的情况下取得了中期选举的胜利。
四、“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与政党政治
“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不甚成熟的理论和政治方案，其本身的发展带有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有赖于各国政党所采取的政策取向。
就西方理论界而言，对“第三条道路”的争论十分激烈。吉登斯认为，它是“当代西方唯一可行的面向新世纪的政治哲学或理论，它将至少在西方世界风行20年'但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第三条道路”是“具有人道面貌的机会主义”。
在政治实践中，“第三条道路”已经证明了它作为“永恒的修正主义”取得了广大选民的支持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各国政党都对这一新的政治现象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由于欧洲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差异缩小，而选民所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大致相同，这就为“第三条道路”的持续探索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的竞选鏖战中，共和、民主两党的竞选纲领中都揉合了许多“民主社会主义”因素，表达了大量相近的“中间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套语”，其发展的选择主要是取决于如何取得国家与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协调，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并非是介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也不全是左右妥协的道路，因为以后可能还会有第四条道路、第五条道路或者新的“第三条道路”。但始终不变的是：“第三条道路”是政党政治的直接产物，它的发展与政党政治的走向有着密切联系。
第一，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第三条道路”存在的理论基础。“第三条道路”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产生在特定历史时期。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各国的情况都在不断变化，政党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必将选择一个更具有生命力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以修订本党的行动纲领和施政措施，赢得或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第二，执政党的政治活动是“第三条道路”实施的行动基础。考察一个政党的性质，不仅要看它的纲领、路线、方针，更要看它的政治活动。宣称实行“第三条道路”的美、英、德、法等国，其执政党都普遍采取了基本适应本国国情的中间道路。如果某个政党的政策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就会直接影响到其政党形象和执政能力，也就无法将“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政策精神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措施中去。
第三，党派关系的亲疏远近是“第三条道路”持续的组织基础。欧洲各党派林立，随着民主化步伐的加快，政治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势必导致竞选活动的复杂化。各个政党的内部力量较量,各个政党之间的较量，左、中、右派的较量，都会使得各种选举特别是全国大选的结果难以预测，国家政权的组合将趋向多样化。这.些党派因素使得“第三条道路”的持续发展受到挑战。
第四，政党领袖的政治主张是推行“第三条道路”的人文基础。从“第三条道路”提出伊始，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若斯潘等政党领袖就一直成为其坚定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使得“第三条道路”由政治倡议、理论务虚转化为能够对欧美现实政治及政策走向施加实质性影响的政治纲领，领袖的人格魅力和个人能量在政策的倡导和实施中显得格外突出。
第五，政党拥有的阶级基础是“第三条道路”生存的社会基础。选民群体在不断地分化、组合，政党提出政策必须迎合选民的政治需要。“第三条道路”现在之所以被左翼政党大力推行并受到欧美各国大多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是因为“第三条道路”在实践中解决了人民许多切身的实际问题。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着广大选民的利益倾向的影响和制约。
“第三条道路”是9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个新的政治现象，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党作出的比较务实的选择，符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实，对治国理论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就“第三条道路”的生存条件而言，既不.是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也不是在具有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国家，而是发生、成长、壮大在经济发达并富有民主传统的欧美资本主义强国。由于“第三条道路”本身具有很多不确定性，加之各国的“第三条道路”各有特色，所以现在还没有形成固定统一的发展模式。因此，“第三条道路”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经济的有效增长，能否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目前，美国的经济增速减缓，欧盟各国的经济仍未实现全面起飞，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西方各国的经济将面临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不会在短时期内受某种政治思想的指导而发生根本改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