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在早期著作中就已经使用过“总体性”这一概念，并将其视作摆脱异化，通往艺术形式的理论方法。随着革命历史的不断变迁,他的总体性理论也逐渐地贴近社会现实。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中东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试图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渴望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卢卡奇目睹了匈牙利革命成功后的迅速夭折，他在匈牙利共产党内地位的不断变化，所进行的每一次自我批评，都包含着他的妥协与无奈。但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中，他依然试图在革命运动中建构一种改造客观现实的总体性辩证法，这不仅仅区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科学，并且尝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批判的武器，在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中获得无产阶级意识的主客体统一，从而为革命指明一条新的路径。他的总体性辩证法开启了重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先河，试图在社会历史现实中借助辩证思维的理论方式唤醒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真实诉求。
一、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纯粹直观
“毫无疑问，《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人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15,卢卡奇在新版序言中总结了这部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巨著《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意义。卢卡奇指出，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面前，革命被孤立的理解为与整个变化过程分离开的单独行动，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向原始的工人运动倒退,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脱离了历史的辩证过程，与作为真正具体的革命实践原则一同瓦解。因此，他强烈地反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们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机械化，并认为片面性的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会陷人虚假意识中，也根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物化问题。所以，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为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化问题而提供的方法。
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卢卡奇也从商品的结构问题入手,并以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为前提，在他看来，原始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不同，在商品形式方面也有着质的差异，“一个商品形式占统治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1]144。因此他试图从作为对象性形式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主体性形式的角度出发，以此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商品拜物教带来的基本问题。进而，卢卡奇指出，这个基本问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147。卢卡奇认为，只有分析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物化产生的真正原因才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提供正确的方法。要言之，他的总体性辩证法正是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步步批判中逐步确立起来的。
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用了大量篇幅分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并且从多个方面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首先，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只是单纯的从个人观点出发来考察历史进程,从而使其对社会和历史的认识仅仅只停留在个别性上。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只能被僵化为某种形式固定在社会关系中，这种无法追溯到历史的真正起源的社会关系只会是一种孤立的片面化关系。但资产阶级却将这种抽象的偏离视作具体的东西加以考察，因此，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逐渐与历史整体渐行渐远，最终形成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其次，卢卡奇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直接性”思想，指出他们对物化的分析只是通过一种空洞的形式而仅仅停留在最表面化的层次上，根本无法深人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的本质认识。在卢卡奇看来，他们将每一个现实合理化为关系与比例相结合的抽象规律，由此既定形成的直接性完全脱离了社会历史，主体性的不再介人使其对社会的整体认识变得不再可能。他批判的继承了席美尔和韦伯的思想,并将他们对物化意识与资本主义生命过程形式的分析进行了扬弃，由此指出他们两人对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的考察只是一种单纯的描写，他们将对象的直接既定性视作真正的客观存在，究其实质不过是在物化的外部表现形式中兜圈子[1]|58。再次，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只是用一种抽象的反思范畴，一种概念的形式体系来试图把握客观现实，这种资产阶级特有的科学方法将物化特征推到了极点，从而形成了一个否定社会历史进程的“第二自然”。按照卢卡奇的看法，近代理性主义的形式体系相对于以前的理性主义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相互联系原则而逐步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范畴，但当这种认识方式被要求作为整个社会实体的普遍方法时，局限在认识能力中的抽象性和形式化就会暴露出来，这种对整体的认识也只是一种独断主义的假设。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不同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所提倡的自然科学方法，卢卡奇将其对辩证法的考察诉诸于哲学史，通过重新构建德国古典哲学史的认识论基础,他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问题，以此重释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动态发展的辩证法理论。
二、总体性辩证法:重构历史与认识的新路径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本质性的理性特征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化的历史性也早已被机器的大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专业化所排除出去，物化现象将真实的世界化为一片虚假的意识。卢卡奇认为，对于资产阶级思想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把握住思想内部的客观条件本身。这突出的表现在近代理性主义的形式体系中，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上，康德的知性范畴仅仅只是局限在形式有效的表层概念上，并不可能深人到真实的内容领域,不可还原的自在之物最终形成的只是人类思维的简单综合，无法形成对于理性的本质性认识。“由于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仅仅研究那些形式有效的‘可能条件’(在这些形式中，存在作为这种可能性的基础表现出来)，它就自己堵塞了达到对这些形式明确提问题、弄清它们的产生和消失、它们的真实本质和基础的道路”[1=176。卢卡奇正是在这一维度上提出了总体性辩证法，试图将其作为方法论的原则来为无产阶级指明一条路径，以此唤醒其阶级意识,并在革命实践中破除物化。
“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76。显然，卢卡奇的这一总体性概念来自黑格尔，在他看来，只有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才真正地得到了诠释。卢卡奇认为,这种结构上的总体性观点要求将每一局部现象都纳人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随着科学化的专业分工和劳动对象的日渐分离，整体中的诸因素已经逐渐演变为社会内部的原子式的孤立化，表面上彼此联系的个性囿于直接既定性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与虚假意识中。而总体性辩证法在结构上渴求一种内部冲动，超越直接性的形式，实现在本体论意义上和认识论基础上的双层建构。这种“内部冲动”就是卢卡奇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中介”概念，它“仅仅是一种生成而已”[2:21。卢卡奇进一步通过这种“生成”走向了一种动态发展的历史理论，并将其作为这种总体性辩证法的核心内涵，以此整部《历史与阶级意识》都在试图从认识论的层面上协调历史的总体性与认识方式的一致性，“恰恰是由于历史的生成迫使想与这些因素相符合的认识把概念结构建立在内容之上，建立在现象的独一无二的和新的性质上，因此它同时就迫使这种认识不让这种因素坚持其纯粹具体的独特性，而是把它们放到历史世界的具体的总体，放到具体的总的历史过程本身之中去，只有这样，认识才成为可能”。
作为总体性辩证法的核心概念，历史性要求人们在社会范围的总体中发现真正的结构形式，通过摆脱思想直接性带来的僵化并在复杂的中介过程中使认识对象更加具体化，以一种“创造”的形式在革命实践中恢复历史的真正活力，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历史本质的真正认识。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即生活在经验中的历史的个体性，这种个别性并未将历史的生成纳人真正的社会关系中。在卢卡奇那里，总体范畴应当是具体的现实的范畴,是存在于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为主体的人的行为与存在的统一。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总体才能使主体意识形成一种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才能在社会的绵延发展中实现时间性的生成。事实上，卢卡奇在这里强调的就是一种作为主体的意识与社会整体的结合。具体的总体在历史中所做出的辩证规定为作为主体的阶级提供了超越直接性的客观可能性，在革命运动中实践性的历史性的功能发挥的程度完全取决于这种意识所能达到的程度，这正来源于对社会历史的考察与对历史动机的正确认识。很明显，这是与作为社会的整体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卢卡奇的总体性就是在对真实的历史所进行的探索与建构，以一种动态的逻辑不断地生成新的认识,从而化解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的矛盾，实现人类革命实践活动的真正解放。“卢卡奇的难能可贵的功绩——这使他的书在今天还是一本哲学书—洽恰就在于,哲学在那里不是被不言明地被当做教条，而是得到实践,就在于，它不是被用来为历史作‘准备’，而是成了历史在人的经验中的链接本身”
另一方面,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辩证法就是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辩证法。他指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工人的主体性存在已经陷入了物化机制中，物化结构侵人人的意识领域，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使工人在合理的机械化和可计算性的原则下形成了表面上的自由。在商品关系非人化的社会结构里，本应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劳动过程变得支离破碎，作为主体的人只是片面的零碎的掌握专业化特殊化的局部技能，由此形成自我的客体化，这是与总体性人格相对立的。卢卡奇认为，资产阶级所面临的这种危机正是来自其思想基础。德国古典哲学陷入的纯粹直观使其无法在社会历史中找到一个具体的主体性存在，黑格尔虽然将主客二元论置于历史进程中，但其将人类主体具体化的尝试只能陷人一种概念上的神秘主义,最终的“绝对主体”也只会沦为一种工具。因此，卢卡奇所强调的主体作为社会的一个发展环节是不能独立存在的，“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一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过程的”[1]279。可以说，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是在为社会的主体建构具体的历史根基，这就要求其在对自身的认识中找到作为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即一种非单纯性的直接存在的作为客体的总体，从而实现真正的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实现具体与历史的相统一，这也正是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这就是总体性辩证法的核心内涵，它从社会历史性出发，为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了现实的起点，也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应用总体性原则克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化问题，将辩证法贯穿于革命理论与实践运动中，这也正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基本思路。可以说，他的总体性辩证法就是要从认识论层面上消除历史与认识之间的相互伤害，试图将历史从丧失时间性的非历史中解放出来，重构阶级意识的认识理论以恢复历史的真实本性。“卢卡奇通过阶级意识的一种理论，来补充他的物化理论”。
三、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社会存在与物化意识的关系出发，卢卡奇认为只有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统一的主客体的无产阶级才能在革命实践中破除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存在的物化结构。而且在他看来，这个总体不可能是单纯的个人，而只能是作为集体的阶级。“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因此，从这种观点作出的‘批判’是对总体的考察，从而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在这种不可分的辩证统一中，阶级既是历史一辩证过程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既是历史一辩证过程的反映，也是它的动力”[1]91。但是，卢卡奇也指出，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成为真正的总体这一过程并不是简单顺利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为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提供了可能性，并且，当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出现时，即使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只是抽象的孤立化的商品，这也并不能达到阶级意识的觉醒，因为这只是一种商品的自我意识，它仅仅只是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社会关系中的一个客体而出现，工人不过是机器化生产系统中的工具而已。只有在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考察中，也就是当资本的物化处于一种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断运转过程中时，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意识到它才是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主体。也只有达到了这一点，无产阶级才能实现对自身的改造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实践本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本质研究来源于中东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在他看来，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证主义和资产阶级斗争中的机会主义都企图将马克思主义导向肤浅化、平庸化。因此，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直接提出“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并通过恢复总体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摆脱资本主义带来的各种危机，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辩证法是具有革命本性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原则，更重要的，它是与工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所以，总体性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在阶级意识与革命行动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使两者实现具体的必然的历史性联系。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卢卡奇试图超越纯形式的直接性时，在转向中介本性的过程中就已经将其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物化分析抛弃了。并且，他将革命实践的唯一出路全部寄托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问题上，使社会历史中的每个成员都已经失去其本真属性，最终形成的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自由意识，从而退回到唯心主义,并导向一种政治浪漫主义。
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很多哲学家对于辩证法本质的重新思考。事实上，卢卡奇对于总体性的强调，对于无产阶级主体意识觉醒的主张，正是来源于其对人类解放的渴望。恢复总体性辩证法的思想被后来的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继承，他们一致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试图站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进行总体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5]16。他们认为，恢复人的自由解放需要一场涉及全面领域的总体性变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本质理论的内核，实现全人类的个性解放。也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下，我们才会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复归，借助辩证思维的理论武器,从社会历史现实出发才能实现对自我的真正认识，唤醒对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