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其中最为活跃的部分。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是—脉相承的。
毛泽东同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曾专门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早有洞察。他曾发起编写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惜乎未能完成。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战略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等，得到突破和发展。冋想起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盛赞其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既称之为“初稿”，则有不断改进的空间，更有臻于完善的期待。又有30多年过去，1984年的县委书记已经成长为总书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迎来了新的高峰。
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生涯，贯穿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更是持之以恒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及其主持起草并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重要文献，谱写了政治经济学宏伟的新篇章。
2015年12月先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无异于习近平同志的经济公开课，是全国经济建设与改革进入2016年的行动指南。
经济新常态，思想新范式
马克思早就强调“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的重要性，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恩格斯也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
当今中国经济的规模体量、内外环境的纷繁复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经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各种矛盾问题亦不断积累交错。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面对新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习近平在2014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概括了“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随后在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下趋势性变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基于新常态，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例如：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的资源配置思想;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思想;
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和调控思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相互协调的思想;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之“三权分离”与适度规模经营，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之“三位一体”与“大农合”，“条块交融、统筹城乡”与大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三农”思想;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归大动力，鱗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政府、社会、市民等;
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思想;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精准抉贫”思想;
这些思想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富有茁壮的生命力，洋溢着时代精神和民族智慧，不仅有力指导着我国经济实践，更可望形成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
“范式”是源自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核心概念。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当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研究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即将发生科学范式的变迀。范式变迁意眛着新的概念传统，据此对某一知识和活动领域采取新的和变化了的视角。
鉴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条件的曰益成熟，我们有理由迎来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
以供给侧改革为例
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有着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和传承，又植根中国的传统智慧，而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流行概念。这一点常为人所忽视。
例如最近几个月来，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供给侧改革”。当“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词，在学界和媒体中，一些人联想起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甚至理解为里根或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某些借用。但是，如果我们重温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会发现：生产的首要性和生产的决定作用，原本就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没有生产的发展作基础，分配、交换、消费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马克思阐述的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具有决定作用(后几者对于生产亦有反作用)的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深刻理解生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意义，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丰富的物质基础。需求侧的问题固然存在，也是重要的，但更多是短期问题。立足长远，主要应从“供给侧”着力。在需求刺激的经济政策成为世界顽症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断历久弥新，发人深省。而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应了历史与现实。
实际上，习近平主持起草的“+三五”规划建议，已经贯穿了“供给侧改革”的思想。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现阶段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推而广之，要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这个过程必然伴随市场机制的不断深化。
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的向往呢?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曰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1894年，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亦总结提出了“人尽其才，±也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经济主张。
我们的耳边不禁回响起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富有诗意的词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广泛汲取国际经验，深入发掘本土素材;不仅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也承载了数千年的中国梦想和智慧，更饱含着十三亿多人民的长久期盼。正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更兼中外之长。是立德、立功、更兼立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