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中，那些基于书法艺术的视觉图像以及中国艺术中对人物肖像的描绘，都在政治领导人的权力运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书法艺术和描绘人物肖像的具象艺术是彰显权力最为重要的两种方式。具象艺术形式与西方公共场合展示的政治人物的雕塑艺术相类似。但是无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还是在20世纪的革命时期，书法作为一种书写艺术形式，也被作为政治权力显现最为重要的象征物。政治性的图像与政治权力间的联系，对于西方而言是容易被理解的，但是在中国文化与艺术中，书法怎样和政治相关联?毛泽东早期的书法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阐释，他将书法与身体的训练联系起来,其对书法艺术的理解是，书法是“用身体去表达艺术家的精神。
本文将先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中的身体概念进行简要梳理，然后检视书法艺术和具象艺术以身体为符号中介在政治活动中的象征性显现。除了在仪式活动和肖像画里能以具象理论对其进行阐释，具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阐释力十分有限。但是具象在20世纪的中国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转变或多或少地与西方文化艺术重视图像的影响有关。另外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最后本文将以两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为例进行分析，这两位艺术家分别是徐冰和马堡中，他们的作品分别为我们展现了书法和视觉表现艺术与政治权力间的关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身体主要是在家庭关系中考察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并且这种关系扩展为对统治者的一种忠诚。身体是由父母授予的，并由此承担了其在家庭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这种由身体引起的孝道关系往往超越了其家庭的范围。正如《礼记》所载:“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2KP636_M7)孝的观念缔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基础。这种孝的观念最早是从中国的农耕文明社会关系中发展而出的，它直到今天仍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尽孝的责任就需要在家庭和国家中进行等级的划分，而这些关系则分别建立于儒家所宣扬的五种品质上，即仁、义、礼、智、信。
让我们以中国的著名政治诗人——屈原为例，导人我们对书法艺术政治性特征的考察。屈原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来抵制楚国的没落，正如他的诗歌所描述那样“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屈原的行为导致了他被国王流放，最后当他觉得自己已经无力拯救自己国家的时候，他身缚巨石投人湖南省东北边的汨罗江自尽。然而屈原的努力并未被他的族人忘却，人们在他投江的那天纪念这位艺术家。纪念活动包括划龙舟(这是寻找屈原尸体的一种象征性活动)以及向水中投粽子(这是为了防止鱼吃掉屈原的身体)。也许这些纪念活动本身就承载了这位诗人的意图，即他试图唤醒人们看到那些政治权力的腐败，并进行一场社会改革。屈原的经历代表了他以身体对自己、家族和国家尽孝的完满过程。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艺术家通过他实在的身体去改变政治的腐败。在屈原对其改革的努力和尝试过程中，首先是通过对其诗歌的书写(这种书写活动本身就是书法艺术)，其后则是通过对身体的象征性运用来诉求其政治主张。通常看来，除了在战争或某些特定场合中对身体的折磨以外，对身体的政治性运用是通过具象的方式来进行的，正像在雕塑和绘画中所呈现的那样。
在二十世纪以前，对图像的政治性运用的主要形式是书法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妙的书法石碑就是其服务某种政治目的的具体体现。以文字为基础的书法艺术在语言系统中建构了一套象征符号体系，这种方式是与西方相对立的，西方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显现以人物形象的展现为核心，其主要体现在绘画和纪念碑这两种艺术形式中。在此，艺术中的那些形象“被其所代表的形象本身的权力所笼罩，并且更加倾向于一种极权主义的方式，它们并不需要去揭示图像自身的意图或特征。”[3](P14M5)而在中国，书法则被认为是高于图像艺术的，因为书法艺术能够反映出艺术家的意图和个性。
可以认为，在中国艺术中具象表现形式的相对缺失正是由于书法作为其政治权力象征的崇高地位所导致的。在《书法与权力：当代政治与中国书法艺术》一书中，理查德•克劳斯认为书法是“中华帝国精英文化的权力隐喻。”unp+xi正是基于这一传统，中国公共纪念建造物上总是有书法艺术作品的在场，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公共纪念建造物总是以政治人物形象为主题的雕塑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作为中华民族政治权力象征的书法,其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20世纪革命时期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比如与我们传统的看法相反，认为共产主义革命抹杀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们看到，传统的书法艺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反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强化。正如克劳斯所认为的那样，共产主义革命一步步地将书法艺术变为了强化其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就反对艺术自律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认为“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4]。为了有别于传统的精英书法艺术，毛泽东将书法作为一种宣传手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书法艺术美学特征的忽视，从某种程度上看,他要求书法作品中的文字更具有视觉吸引力(简洁、规范和易于阅读)，并且要求这些字体能够清晰明了地表达其政治性的内容，因为这些书法艺术所面对的对象是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平民阶层，而不是精英阶层，过于花哨的书法字体则被认为阻碍了其政治信息的清晰表达。
由此，这意味着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受教育程度、社会威信及其政治权力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他创造书法诗词、宣传口号的能力所决定和赋予的。这正好反映了中国政治与艺术之间的文化关系，而这也是与美国政治与艺术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美国文化中，美学几乎很少介入到现实的政治领域。中国书法艺术的形式给其中的文字赋予了一种效力，这些文字的效力甚至也扩展至其使用的墨汁，例如它们被认为可以治疗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以及驱魔。[〜R5)在政治领域中，那些公众人物都具有高超的书法技艺，他们都受到过良好的书法艺术的训练。毛泽东就经常通过题词的方式来鼓励他的追随者们进行政治革命。[5](PM)简言之，领导人施政的能力基于其书法艺术才能。并且，书法的政治权力不仅仅是美学的权力，它也是权力授予者的一种身份象征。通过题词的方式，领导者们将他们的个人威信和政策方针加诸到社会公共空间、事件中，例如1986年邓小平在八达岭长城人口处的题词，其内容即是要求对长城进行修复。另一方面，领导人书法作品的不在场也将直接导致其政治权力的瓦解。至此，我们所考察的是中国文化中书法艺术的政治角色,然而这并非说人物形象在中国文化中不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在’古代仪式和装饰艺术品中，人物形象总是随处可见。®例如在西安发现的兵马俑不仅仅代表着一种功能性的葬礼仪式，这些人物造型也象征了秦始皇的政治权力。这些栩栩如生、真人比例的人物雕塑根据不同的军阶配备不同的武器和身着不同的服装,继续为死后的秦始皇服务。我认为这些战士是秦始皇在世时期权力的符号一-耗费七十万人力及物资在地下建造兵马俑其本身就象征了秦始皇的政治权力，并且这些兵马俑所采用的真人比例的尺寸亦是一种重要的启示，它似乎代表了在中国历史中身体作为政治权力的象征。
尽管在中国文化中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出现了身体作为政治权力象征的形式，但是直到20世纪，身体在中国才被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符号。1911年孙中山创立的共和制度代替了中国的封建统治制度，新的社会和政治改革要求一种全新的人物形象在艺术中出现。该时期以深受西方艺术影响的高剑父为首的艺术家们为代表，将西方的具象艺术转换到传统中国艺术中，试图创造一种综合中西艺术的全新艺术形式。在这过程中，他们普遍的艺术主张是要求通过艺术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伴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从前苏联引介过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了新中国的官方艺术形式，艺术被要求与政治和教育的目的相统一。通过精心策划且具体翔实的政策方针，他们被组织起来共同重建其民族精神，而艺术家们所遵循的具体艺术原则就体现在了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讲话中。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艺术家们更加关注具有中国特征的艺术形式，他们的关注点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向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在这些转变与发展中，基于身体的人物形象在绘画以及宣传海报中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它们被作为意识形态具体化的重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对整个国家各个领域中的劳动者(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农民)进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影响。
该时期的绘画和海报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行为模范和准则，代表了领导人和人民的政治及生活理想。政党领袖，尤其是毛泽东，被塑造成为忠诚、勇于献身并为人民奉献一切的形象。例如在艺术家刘春华的作品《毛主席去安源》中，青年毛泽东占据了画面中心位置，身后是翻滚的乌云，沉降的地平线使群山显得低矮，他身穿长衫，手拿油纸伞。“毛主席总是无处不在，他的官方肖像画甚至被悬挂在每一个家庭中，并通常占据在房间的中心位置。”[6]毛泽东和其它许多党的领导人还通常被描绘成与人民团聚在一起的形象，例如在李慕白的画作《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中，毛泽东身穿军装，被四名身着蓝色和黄色、手抱鲜花的少年簇拥着。
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海报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海报通过写实主义风格生动地展现了年轻、高大的农民、士兵、工人和知识青年的形象。在这些海报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被赋予了一种理想的类型。[6]当然，当女性被描绘成与男性具有同等形象和地位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在这一时期，钢铁厂、船厂里的士兵、工人以及田野间的农民，他们被描绘成乐观、勤劳、勇敢的形象，还有许多海报则致力于宣传提高合作社粮食或工厂产品的产量。
这些画报的色彩都精致地统一于明亮、鲜艳的红色之中，而黑色和灰色色调则很少见于这些海报中。这些海报被大量复制流通和分发，尽可能多地为人们塑造一种思想和行动上的理想模型。在这个阶段，政治语境下的书法和具象艺术并没有消失，正如那些宣传海报和绘画，里面通常都会有书法题词以及对人物肖像的描绘。
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共同变化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也不再依赖于宣传海报，而是依靠一种与西方接轨并且开放的艺术态度，这种艺术态度较少地介人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至此,书法和具象艺术丧失了之前他们所拥有的地位，宣传海报中的那些绘画形象也不再是一种政治象征符号，丧失了其所具有的社会威信。权力的象征变得更加抽象，正如五星红旗上的五角星那样承载着其政治意味，而不再是政治人物肖像的直接出场。尽管如今书法和具象艺术对身体的再现已经丧失了其政治符号功能，但它们在中国当代艺术中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我简要地介绍两位中国艺术家:徐冰和马堡中，在当代艺术环境中，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将书法和形象作为一种政治性符号。徐冰是一位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国艺术家，®他认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也是人类不同文化的交接点。”@徐冰的观念艺术作品《天书》(1987)将为我们讨论的话题提供考察对象。天书以四千多个汉字组成了四部书，每个汉字都是艺术家自己发明的，这些汉字无法阅读，但是他们的形式与中国传统书法高度相似。正如史密森尼艺术展的展品目录所写到那样,这些被打开的书籍安置在地板上的平台上，而书中的文字则被展示在其周围的柱子和墙壁上，三幅安置在天花板上的长卷俯冲下来连接着书本和写满文字的墙壁。m(P38)徐冰所创作的作品迫使欣赏者与自己所熟悉的中国书法拉开距离，这让许多能够阅读中文的欣赏者们充满困惑，他们极不情愿地接受这些文本的不可阅读性，或者不相信有人会耗费如此多的精力来创造这种不可阅读性，这些作品甚至引起一些欣赏者强烈的情绪反应。
徐冰的语言或者说文字实验让人们反思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中书法艺术的地位，他的艺术品具有强的社会针对性。实际上，徐冰的天书反思了书法和文字的效用问题，同时，他也对文字、语言以及书法艺术作为政治权力活动主要载体所具有的必然性进行了深刻反思。[8](P+15_M)简言之，徐冰的艺术作品解构了书法在政治宣传中所具有的有效性。
马堡中是一位在“文革”结束后成长起来的北京艺术家，他在中国享有声望的中央美术学院接受教育(1987年入学)，在了解了从米开朗基罗到沃霍尔等西方绘画大师的作品之后，他选择学习现实主义绘画。在他的绘画中，你可以看到德国艺术家丢勒、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奥托•狄克斯等人的风格,也可以看到奥地利艺术家艾贡•席勒及英国艺术家卢西安•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子。在吸收了众家之长后，马堡中的绘画开始具有精美的形体、生动的表情、特殊的气氛，他拥有了给绘画中的人物和环境注人生命的能力。马堡中决定用一种基于西方的风格作画，而不是遵循传统的中国画，这使得他和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们大不一样，这些艺术家一开始立足于中国传统艺术,随后又尝试西方波普艺术或者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在马堡中看来，艺术市场的全球化的影响在所难免，受到西方主导文化和艺术习惯影响的艺术因而容易获得人们的喜爱。马堡中的这个决定使他不像其他中国当代艺术家们那样，总是为这样一个问题所纠缠：即如何将传统的中国艺术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当代艺术实践结合起来。作为一个21世纪的艺术家，尽管马堡中怀疑中国传统艺术对于他的作品究竟具有多大的价值，但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这一点从他的世界观和他对待今天人们面临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对本民族的文化价值抱有一种自豪的认同感，这些特征显现在他的作品主题中，既包括对中国军方人员和政治领导者的表现，也包括对平民百姓的关注。同时，他的兴趣扩展到对全世界的政治地缘的关注。
权力是这些作品所呈现出的主题，这意味着什么呢?权力源于个体领导者的能力以及制度给人们的生活规范，它指引着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方向。在马堡中的作品中，政治和军事权力是他的作品所追求的显而易见的目标。马堡中绘画作品中所描绘的大多数是中国当代领导人和一些世界政坛上的人物肖像，如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前北京市市长彭真、贺龙将军以及其他著名领导人等，都出现在他近期的作品中，其中也有西方领导人，如克林顿和小布什等。
这些图象资料都来自历史性的文献，包括官方出版物以及报纸上的剪辑。既然已经有图象来证明这些事件，那还有什么必要来改造这些图象呢?马堡中的回答是:他通过对报纸和历史图象文献的改造，并把它们应用在他的作品中，是要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像中国民俗画家那样，通过对复杂形式的运用和对色彩的构造，马堡中在作品中为这些人物和事件提供了一种新的看法。它们呈现的视觉叙述性既不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也不是对其进行批判的。这些国家的领导者们被含蓄地描绘成某种意义上的权力执行者，马堡中没有直接去判断他们的成功或失败，而是展示一群在公共活动中忠实地执行指派任务的人物形象，但他们的决策塑造了时代的历史进程。
马堡中有许多颇受欢迎的作品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的，例如作于I"7年的《1984年,12月19日》，这幅作品描述了1984年12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西厅,大不列颠王国答应将香港归还给中国的情景(这幅作品在香港苏富比,为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拍卖会上进行拍卖)。
尽管政治人物在现实世界中拥有着权力，但在马堡中的画中，这些力量强大的政治领导人均有着戏剧性的特征。这些作品把政治领导人虚构化，以此来解构他们的权力。因此，马堡中的作品可以说是虚构的戏剧性叙事，就像批评家彭锋所指出的那样，作品的目的是以一种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领导人的故事：当权力与大多数善良的人们不再和谐一致时，就会产生出暴行，政治就是消灭这些暴行恢复人性。马堡中的画作不再将绘画作为政治家实施其权力的工具，这些作品使我们反思画作中所描绘的政治事件的意义，即政治领导人的权力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
在马堡中的个人生活中，他强烈地迷恋军事，迷恋战争中的武器和军用飞机，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大量的军事题材就并不令人奇怪了。马堡中的一些作品画的全是军人，如1991年完成的《志愿军总部》。在另一些作品中，非军事的场面也有军事的背景，如1995年的《一个事件》，背景描写的是武装的士兵和坦克d还有一些处理这种题材的方式，如2000年的“打击”系列，在男人和女人肖像上空是飞行的战斗机,1995年《戈拉曰代》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在马堡中描述军事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回顾较早的西方艺术家对战争的反应。他的作品的主题让人回想起戈雅的《战争的灾难》、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及奥托•狄克斯作品中对欧洲社会战争气氛的场景描写。就像美国当代艺术家简•哈蒙德的《落下》一-这是一个纪念性的装置作品，由无数片树叶组成。这件作品从2004年开始展出，献给在伊拉克战争中献身的年轻士兵。马堡中的绘画作品展示了军事在当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提醒我们战争带来的动乱和人类社会中的暴行。武器在马堡中的绘画中扮演了重要的象征角色，在马堡中对权力和武器的表现之间，既有逻辑的关系，也有实际的关联。当画面上没有直接出现军人的时候，武器仍然可以起到象征权力的作用，因为武器是执行军事权力的手段之一。
就个人层面上来说，马堡中对武器的物质特性着迷，对他而言，它们的外观和形式是那样的优美。不过，马堡中更关注的是它们的社会用途，他对武器的关注，是为了揭示武器在社会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我对武器的兴趣来自我对人类本身的兴趣。我画中的武器……其目的是为了对人进行象征。”[9](P142)在1998年的“AK47系列”肖像中，马堡中通过伴随武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呈现了武器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在这些作品中，武器成为了人物的一种身份，也许武器能够给身处这个无法控制的、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的人们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安慰作用。无论如何，武器都是这个系列肖像作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艺术家所关心的是文明和人类状况的未来，马堡中也知道除了政治和军事力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决定人类生活意义的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画面中描绘的人们表现出紧张和不安的表情。他们并不幸福，即使他们拥有权力，艺术家本人也并不快乐。总之，在一个如此多的事情都在变化着的世界上，人们很难有一种安全感，他们的命运由别人掌控。
文化是人类幸福和完善的重要成分，它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这种创造力常常体现在精英艺术和大众文化之中，体现在千差万别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甚至体现在不同的性别之中。尽管在马堡中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那些受到胁迫的人，但是在有些时候仍然有一些其它的文化因素显露出来。如果从最基本的人性层面上来看,马堡中绘画中对男女人体的描绘就隐微地表现了性这个主题，如作品《目标锁定夏威夷》(1999)、《内幕》(2006)以及《狂放》的草图。在这些画作中，男女之间的眉目传情或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深情凝视、裸露胸部和穿着很少的女性形象等等,都暗示着那些人类最基本的兴趣。
马堡中最终决定成为艺术家而不是军人，因为他确信艺术本身也是文化力量的表现形式。艺术也许首先要服务于市场的经济利益，或者更重要的是，艺术在其他方面可以起到有益于人类精神的作用。艺术家的力量也许可以用来肯定或质疑其他形式的力量的走向。当艺术家将自己的目标确定为追求有益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知识和理解的时候，艺术家的声音就应作为一个具有良好组织社会的必要部分。
综上所述，通过以书法和具象艺术与政治权利间关系的考察，我们看到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通过音乐、诗歌、戏曲和绘画等艺术形式来向人们传达某一时期政治主张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历史文化中,书法和具象艺术在政治宣传海报中的广泛运用使得这些艺术形式成为了政治权力实施的主要工具。正是因为这些艺术作为政治领导与人民之间的中介的原因，我们对这两种艺术形式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当代中国的路径，并且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艺术与政治间关系问题的重要案列。正如后革命时代中国的当代艺术给自己的定位那样，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阐释和批判,语言与具象艺术对政治权力的象征再一次进人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之中，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参与到权力的运作之中，并纠正权力的滥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