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里，英国学界对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研究不足,对其思想的理解也不够系统准确。1968年，伊萨克•克拉姆尼克出版了《博林布鲁克及其相关的人物和思想:沃波尔时期的政党政治》，其以博林布鲁克为圆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内容丰富的政治画面。两年后，迪金森教授出版了《博林布鲁克传》,考察了博氏一生言行，脉络清晰，分析深刻而精细，使读者对博林布鲁克有一较全面的认识。以后，国外学界对博林布鲁克的研究步步加深，论著不断。
比起国外学界，国内对博林布鲁克政治思想的研究相当薄弱。迄今为止，网上可以搜索到的学术论文仅有三篇。①其中李剑先生的《从“宗派”到“党派”——博林布鲁克的现代政党观的起源》，言明博林布鲁克是18世纪英国第一个“大旨谈党”的要人，但因论题所限，对博氏的宪政观涉及不多。郭海良先生的《启蒙史学视野下的1730年代英国历史大论战》一文，介绍了论战的缘起和双方论战的内容,也是论题所限，未专门对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做较系统介绍。郭琼琼的硕士学位论文《18世纪英国政党思想的发展》涉及时限较长，其中有关博林布鲁克党派思想占了一章，论证略显简略，但评介明了，值得肯定。笔者在自己的三本书®中也有涉及，但均是零星提及,而对其思想尚缺少系统解读，实乃明显缺憾。笔者多年来未能系统写出博林布鲁克的政治思想，除了受制于对相关报刊论文收集和系统释读的难度，也还多少受到了博氏当代与后世英国名人“情感性”评价的影响。
在《论爱国主义精神的信札》中，博林布鲁克将希望寄托于贵族。他开篇宣称:人分两类:芸芸众生和少数精英。精英们应该像他们在古罗马和古希腊那样，以超强的精神为国效力。在目前的英国，此类人理应效力于积弱多难的国家。他们就像罗马的先驱那样，有责任为公众服务，尤其是在现今各阶层见利忘义、私欲泛滥之际。鉴于此，那些出身高贵、才干出众者,理当秉职尽力，将国家从龌龊腐败者手中拯救出来，并取代他们治理国家。继而，博林布鲁克还哀叹本国的贵族精英未能为国尽职，反对党过多关注自身私利，过多地考虑沃波尔倒台后自己的去向，而未考虑如何适应新的变化。
比起上文，《一位爱国国王之观念》篇幅更长，内容更深刻。其主要是批评政府腐败，呼吁改革英国宪政。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英国的腐败几乎无孔不人，掌权者肆意掠夺财富，罄竹难书，原因是英国的自由精神已经死亡，且唯有通过恢复宪政，方能使自由原则复苏。而回归宪政原则有赖于伟人的出现，热爱英国的国王才是英国仅有的希望。只有依靠一位独自地超越了所有宗派和政党的伟人，才能改变一个腐败了的民族，被糟践了的宪政方可恢复它所失去的美德。
这里，需论及博林布鲁克政治立场观点的属性。实际上，他既不是保王分子，也不是集权主义者。他的某些思路秉承了哈利法克斯侯爵®的观点，主要是反映了英国失意贵族的政治愿望和经济诉求。他的具有“托利主义”格调的保守主义观点，具有监督、批评政府腐败行为的效能，因而具有积极的一面。
博林布鲁克幻想依靠一位明君贤王变革英国政府体制，净化政风，并不奇怪。18世纪前、中期乃至更久，英国国王的作用虽然不同往昔，但仍未达到形同虚设、徒有其名的地步。政治家和内阁要员若要官运亨通、吃立不倒，王权的支持不可或缺。而沃皮尔等著名政治家的成功都离不开国王的支持和王室的惠顾。仅此可见，命运多舛、前景不佳的博林布鲁克在晚年将英国辉格党寡头统治的终结和政治翻盘的赌注寄托于一位明君贤王的君临，也是可以理解的。以后乔治三世即位后的政局变化，则较好地证实了他的这种希冀。
鉴于以上情形，尤其是国内研究的不足，本文综合探究博氏的宪政观、政党观和王权观念，力图展现其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思想研究长期被忽略和贬抑的原因。在英国历史上，博林布鲁克被视为托利党早期思想家，其政治观点散见于诸多报刊文论和书籍之中。而且，英国早期的托利主义和其后的保守主义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也未显露出趋同一致的特征。它们和其国内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一样，循时而变，显露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发展态势。从博林布鲁克到埃德蒙•伯克，再经19世纪的罗伯特•皮尔、迪斯累利，以及20世纪的哈耶克、奥克肖特和撒切尔夫人，他们的保守主义思想各具特点，总是随着本国政治局势和党派斗争而增删其内容。故而,本文既未能概括和界定当时保守主义的“总体性”特点，也无意将博林布鲁克的思想与其他时段的保守主义思想对比。
其一，多年来，贬低博林布鲁克者大多秉持了辉格党立场，其政治偏见可想而知。博氏乃早期托利主义思想家，终生维护地主乡绅的利益，始终支持托利党人，一意遏制工商业和银行业资本家的私欲，与宫廷辉格党政府长期抗争，这一切自然会使他们深怀不满。
其二，宗教方面，博林布鲁克久持自然神观点，欲在基督教和无神论之间寻觅一条中间道路。®而18世纪前期的不列颠王国始终奉行政教合一的体制，安立甘国教的权威不容置疑。无论任何人,哪怕只是委婉挑战国教的权威，都会被群起而攻之。倘若博林布鲁克能像霍布斯、洛克、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那样，谨慎委婉地阐述非国教观点，则不会成为众矢之的。
其三，博林布鲁克的思想前后缺少一致性，有时暧昧不清。除了他自身具有的弱点外，还有客观因素的限制。博氏在政界、新闻界博弈多年，活动曲折复杂，但官运亨通的时间较短。他任国务大臣时，曾与名声颇佳的资深政治家罗伯特•哈利，即牛津伯爵(1661—1724年)反目，备受舆论谴责。35岁时策划密谋却行动未遂，遂仓促潜逃，并攀附流亡小朝廷,声誉降至低谷，直至晚年也难以洗清。多舛的命运使他的思想演变颇为曲折。而且，汉诺威王朝建立之前，他涉世不深，尚未形成完整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后几十年，他带领反对党抵制、批评宫廷辉格党人，屡受官方和媒体的诋毁，从而甩不掉惹是生非、扰乱人心的恶名。
其四，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博林布鲁克的思想水平、个性和某些不确定性。从汉诺威王朝建立到18世纪40年代的英国,被称作“奥古斯丁时代”④(AugustanAge^经济方面，大的变革正在酝酿。英格兰银行和国债偿付体制已经成型;棉纺织业方萌动着技术创新;圈地运动主要由议会推动,为未来工业革命储备着人力、技术和物力。科学方面，牛顿的三大发现代表着欧洲科学的最高水准，但全面的科学革命尚未到来。医疗卫生和其他领域依旧保留着陈规陋俗。政治方面,立宪君主制已经确立，王权今非昔比，但国王的权势也不可小觑。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政治上均支持当政的辉格党人。上院贵族对下院议员和选民的控制有增无减，体现出“贵族世代”的寡头体制特色;议会至上的原则有待于巩固。此时的政党组织水平依旧不高，有着分散性、断续性和局限性特点，以某个或数个大贵族为核心的家族式裙带关系在党派构建上起着关键性作用。习惯上，人们用“宫廷党”(theCourt)和“祖国党”(theCountry)®去识别执政党和在野党。因当时所存在的并非指辉格党和托利党的简单对立，其中执政党实为“宫廷辉格党人”(theCourtWhigs),即辉格党老帮派(theOldGroupofWhigs)。因他们总能得到财政部的财力支持，故被称为“财政部党”©(TreasuryParty),他们不仅代表着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土地贵族,还反映着工商业资产阶级和银行家的利益。而反对党队伍中，不仅包括无法问津政府职位的托利党人，还有一些失势的辉格党人，他们组成松散的联合体，成为政治失意的贵族与乡绅在议会中的代言人。整个来看，当时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依然不高，以责任内阁制为基础、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尚未确立。长期独占内阁职位并控制两院议会投票权的辉格党人千方百计地延续着他们的一党优势，形成一党寡头体制。在如此境况下，党派组织上的多样化和分散性导致党派观念上的含混、多样和非连续性，乃是不难理解的。
就博林布鲁克个人境况来看，也较为特殊。他因一度追随詹姆士二世的儿子“觊觎王位者”爱德华而遭受长久的政治压制，既不能重返上院，又不得以平民的身份竞选下院议员，这在当时英国贵族和乡绅中，几乎是一孤例。议会发言权的缺失使他诉诸报刊，宣泄着心头的积郁和愤懑，也阐释着他对宪政、王权和政党政治的观点，虽有犹豫、迟疑和退却，却也奉献出当时具有特色的政治理论。
英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水平决定着英国政治思想领域的政党政治观念的不成熟和非系统性，也制约着人们的思维限度。即便如博林布鲁克之类的反对党领导人，也不能清晰展望政党、尤其是反对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法准确预见以后两党轮流执政的清晰蓝图。鉴于此，后人不应苛求博林布鲁克的言行,而应着眼于一定的历史背景，认识到他与当时其他思想家的异同，方能客观认识当时政治思想和党派意识的发展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