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40—70年代文学研究的推进及成果，一方面表现为对当代文学图景的想象与重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表现在对这一时期文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研宄的拓展与深化，并试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基于90年代以后的文化语境和当代文学特殊的生成与发展环境，近二十年来对这30年文学中相关问题研究的拓展与深化，主要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是从研究关注的问题看，主要集中在对影响与制约当代文学形成与发展外部因素的考宄与清理，如当代文学生成的历史语境，当代文学的制度与生产、传播等，并在此基础上挖掘这三十多年来文学历史中曾经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叙述压抑/煙灭的异质元素/异端声音，重新解读这一时期文本的“意义结构”以及这一时期文学的叙述方式与审美风格等文学的“内部形态”。二是研宄者理论资源、知识结构与方法的完善、调整与突破，特别是大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跨学科研究的开展。
不少研究者都在有意识地突破当代文学批评的政治——伦理模式。在批判性地消化吸收80年代思想文化界新启蒙思潮遗产的同时，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引入和借鉴相关学科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及文化学等的成果，特别是当代西方人文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既对历史怀抱“同情和理解”也不拒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念与方法，目的在于寻找到更有效地进入和解释这三十多年文学的最合适路径与方法。三是从研究效果看，研究者表现出来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在拓展与深化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同时，也推动着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观念变革和方法创新。
不少研究成果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当代文学”的复杂与多元,还调整和改变了人们单一平面的当代文学史观念。另外，不少研宄者体现出来的自觉的文学史意识与学科建构意识，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化与知识化，以及当代文学学科的构建均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要言之，近二十年来的40—70年代文学研究，动摇着长期以来几近凝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板块。
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背景，在学科史视阈中对近二十年来有关当代文学制度研宄的历史与现状予以清理，从另一个角度把握90年代以来，受40—70年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当代文学研究是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
回溯起来,20世纪文学制度的研究，在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如陈平原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①其中便设有“商品化倾向与书面化倾向”章节专门讨论小说市场的拓展、小说家的专业化“新小说的商品化倾向”等问题。但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早的有意识也比较系统地从“制度’、“体制”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学特别是50—70年代文学的，是洪子诚。1991至1993年，在东京大学讲学期间，洪子诚即曾系统考察当代文学制度，包括文学团体，作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刊物，文学运动组织、展开方式，文学管理、控制方式等，相关内容后来整理在《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中，并于1997年由香港青文书屋出版,②引起不少研宄者的关注。作为一个文学史家，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制度特性考察的实质，是对长期以来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有意识突破，但我更愿意把这突破看作是他对自己固有文学史理念、文学研究知识构架以及研究方法的调整。这也是洪子诚当代文学研究中一直在追求和努力的。这种追求和努力，可追溯到80年代的《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艺术问题》。
该书通过讨论当代文学的一些艺术问题，如一些从“现代”进入“当代”的作家面对新文学环境的矛盾与焦虑，创作的“滑坡”，文学与现实的冲突，对一些文学问题的批判式讨论等，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对当代文学，特别是五六十年代许多作家的潜在制约。进入90年代以后，基于对80年代文学研究立场的反思，以及日益自觉的当代文学学科意识，洪子诚先后从不同角度提出、修正和完善自己的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并将自己的这一思考贯彻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与学科建构工作中。《中国当代文学概说》正是作者这一学术场景下的结果。与此同时，在此前后的有关著述中，如《关于50—70年代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三联书店,002)等，洪子诚不断拓展、完善自己关于当代文学制度的思考，并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一书专门开设一讲讨论当代文学的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问题。作为左翼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形态’洪子诚认为在50—70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高度集中、高度组织化的文学世界”m。在一篇讨论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发展的文章中，洪子诚曾描述这种文学的“一体化”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文学的“演化过程”或“一种文学时期特征的生成方式”。洪子诚认为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其实从“五四”时期即已开始：‘五四’时期并非文学百花的实现，而是走向‘一体化’的起点’40年代是“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延安文学运动可看作是这一文学形态的初步实践：“左翼文学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社会转折中，成为中国大陆惟一的文学，文学‘一体化’目标得以实现”’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日渐边缘化,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形态逐渐被削弱，甚至走向解体。二是指这时期文学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包括文学机构，文学团体，文学报刊，文学写作、出版、传播、阅读，文学的评价等环节的性质和特征’，均表现出一种高度集中和组织化的情形。三是指‘有关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态，涉及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
洪子诚从文学制度的文学社会学角度考察与描述当代文学，不仅超越了长期以来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起点的、比较褊狭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模式，也与90年代以后一些受40—70年代文学研究成果影响而努力寻求新的突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区别开来，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在文学外部力量即文学制度作用下生成的当代文学图景。比如在谈到五六十年代中国文联和作协的性质和工作方式时，洪子诚认为这实质上是对40年代斯大林一日丹诺夫控制苏联文艺界“遗产”的继承;®在谈到当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50—70年代把文艺批评作为文艺界斗争的一种手段的文学批评的特殊性时,也提醒我们这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在延安文艺整风时期即已开始实践，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中已有所体现。H其实在“一体化”形态描述中谈到的当代相当一个时期里“专业作家”(50年代称为“驻会作家”的供给制这种生存方式，也是从延安时期开始试行的。①由此可见,五六十年代试行的稿酬制度,作为进入当代以后作家生存方式的一种补充形式，其可追溯的时间更早。在中国，文学制度的建立肇始于近代，并在现代文学时期因社会结构的复杂与政治斗争的激烈得以不断发育和发展。从现代进入当代，随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学制度再度转型。文学制度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也是近二十年来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拓展的新领域。目前，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突破，但实际上还有许多问题，诸如一些学者在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开题报告中所提到的有关文学制度的内涵与外延问题、文学制度的功能问题、域外文学制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的影响，特别是有关文学制度史的文献资料的系统整理等,①均仍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和深入探究。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版的另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著作中提到的90年代以来文学制度研究中的另一些存在问题。一是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好“当代”社会政治体制与当代文学关系的叙述，避免“过度放大国家权力”对社会空间与民众思想的“宰制”。二是提出在研究中不宜将文学制度假设为国家权力的简单体现，或仅停留于公开体制=“体制代表了国家权力要求,但在实际写作、出版、评论和接受活动中，党的文艺领导、评论家、作家、读者和出版社等，会在遵从体制要求的大前提下，尽量参酌彼此纠结的各种文学观念和利益，最后才形成事实上的文学制度。”“体制是国家权力单方面的诉求，制度则是‘谈判’、妥协后的‘心照不宣的协议’。”11导言作者认为这种接近于佛克蚂、蚁布思所说的“文学成规“一种明确的或保持心照不宣的协议”和韦勒克、沃伦所说的“文学规范、标准和惯例”，恰恰是我们90年代以来文学制度研究关注不够的。三是指出近年研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将文学制度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剥离”出来“绑架”在社会主义政治上。而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该书作者所作的一些历史还原工作。如基于对“国家力量和各种文学势力”对“文学制度的也许,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文学制度本身，特别于“当代”可资研究的空间本来就有限。若此，避免过度“放大”和“自信”便显得极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