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体、国情与现代国家

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国的国体问题，从字面上看，应该说已经解决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风波迭起，意见纷纭。除了袁世凯、张勋之流想公开挂出“帝国”招牌外，众多武人、政客和御用文人心里想的、实际干的乃至口中、笔下隐约的吐露或直截了当说的，乃是独裁专制。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分享作为现代文明成果之一的民主？各种说明词归结到一点无非两个字：“国情”！
以营造真正的民主、共和大厦为职志的新文化运动，重要内容之一是揭露所谓民主、自由不是今日中国人所宜享有的“国情特别”论的荒谬。其“特别”藉口主要有三条：
一曰中国没有民主传统。他们对其他中国传统没有的外来物事，从汽车、洋房、西服、革履　、三点式、露脐装到股票、美金……一概来者不拒，唯独对现代人最重要的行为准则－－民主、法治等等却老想拒诸门外。说到底，这不是传统与外来之争，而是要不要对他们为所欲为的自由，给予限制和监督的问题。
二曰人民程度不够。这一藉口立即遇到一个问题：程度够与不够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其实，推行现代民主，没有一个高悬九霄难于企及的标准。首先是有没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及其表达者。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逐步发展，除了内陆边远省区以外，新兴的资产者群体已经成为各地不可忽视的力量，加上原有的士绅及其他群体，各阶层和各地区的利益分化已经十分明显　。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和废科举、建立新式教育体系，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新型知识阶层。而经过戊戌变法以来的反覆较量，一大批政治评论家、政治家、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的领袖已崭露头角；有独立人格的记者、编辑和新闻媒体也十分活跃。社会现实显露的是没有民主政体，各阶层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的利益就不可能不断合理调整和整合。而这些阶层　、群体、地区也已拥有各自十分活跃的代言人。
针对所谓普通公民“程度不够”的遁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强调民主活动本身就是公民如何运用民主制度的最好教育。陈独秀曾引用杜威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没听人说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见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的，不是生来的。”1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中国推行民主政治的主要障碍不在民智未开，而是官智未开。后者往往不懂得没有以公民自由权利为基础的民主，现代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正常、健康地发展。他们更不愿意自己手中的特权依法受到严格的监督和限制。
第三个藉口是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党派纷争带来的种种恶果。康有为等人反对民主共和鼓吹恢复帝制的主要托词亦是这一点。
陈独秀等人的答覆非常明确。他们承认转变过程会带来一些混乱。可是，专制统治带来的混乱和阻碍社会发展的恶果不是更严重吗？同时，这些恶果是民主共和制造成的，还是反对民主和的势力的倒行逆施？除了进一步推进民主共和制以外，能根治这些乱象吗？
陈独秀义正辞严地指出：康有为“乃举所有中国丧权辱国兵争民困一切政治之不良，悉归罪于共和民主。夫共和果为如是不祥之怪物也？君主政治之下，此等不良之政象，果无一能发生者耶？康氏所举事实，虽不尽诬，使民国政象，悉易以中国，则予固无词以驳之。若其归罪于共和，则共和不受地。若其归罪于伪共和则可，则真共和不受也。”2八十年过去了，至今仍有人以民国初年的混乱作为中国不宜推行民主制度的所谓理据。清理这段历史是尚待完成的重要任务。读读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当时的评论，应可发人深省。
这些先驱的高明之处，是他们不满足仅作政治是非的辨析，而始终把阐明学理作为关注的焦点。
例如，面对帝制叫嚣和肆意破坏民主的严酷现实，他们耐心地从现代国家的基本知识讲起。
《青年杂志》创刊号就载文指出：不能把政府与国家混为一谈。“国家之与政府，划然判分。人民创造国家，国家创造政府。政府者立于国家之下，同与全体人民受制于国家宪法规条者也。”3现代共和国家与专制统治在形式、精神、法律、政治等方面都有严格区别，前者必须落实于法治与宪政。
其次，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必须十分明确：“国家为达小己之蕲向而设……以之保护小己之自由权利，俾得以自力发展其天性，进求夫人道之完全。质言之，盖先有小己后有国家，非先有国家后有小己。为利小己而创造国家，则有之矣；为利国家而创造小己，未之闻也。”　因此，要“自利利他”或谋求整个国家健康发展，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奉行“小己主义”（个人主义），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人自由，充分发挥个人的才干和创造精神。如果无视这个基本　点，倒过来把个人看作国家或集体的附属物，以后者的名义侵犯个人的自由和利益，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失去最重要的推动力。
再次，民主共和制度的根本精神在“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个人（小己）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共和国之本质”的体现。“舆论在共和国家，实为指道政府引诱社会之具。故舆论之起，显为民情之发表，但当问其发之者果为独立之见与否，不当先较其是非……专制国家之舆论，在附和当朝；共和国之舆论，在唤醒当道”。4离开确保公民的各项自由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　民主共和制的正常运作是不可能的。
诸如此类的观点，对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现代国家的公民说来，已经成为常识和社会生活习惯；但对20世纪中国而言，却是屡仆屡起的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一再响起“回归五四”的呼喊，无非是这一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的回响。任何“超越”的雄伟祈求，都无法掩盖严峻的现实。思想和历史都在悲怆的旋律中行进。
先驱们还对民主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作过认真的探索。
“卢骚所谓‘民主之制宜于二万人国’之说，乃指人民直接参政而言；若用代议制，更益以联邦制，‘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说，已完全不能成立；”5这是陈独秀思考理论与现实得出的结论。直到1919年底，他仍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　、美做榜样。”6
不过，英美是多元社会，对民主的内涵多数人虽有共识，亦不乏歧见。当时，杜威正在在中国讲学，陈独秀认同他的阐释：
“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计上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
“因此我们所主张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们的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7
杜威到中国讲学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济危机又接踵而至。为什么标榜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竟演出如此凶残的惨剧？为什么号称富强的国家社会经济活竟弄得此破败和不平等？这是各国许多知识知识分子为之寝食不安的重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杜威把“铲平贫富的阶级”列为民主的内容之一，这突破了对民主的传统的、正常的理解。
陈独秀接受了杜威的这个阐释，按他的理解：“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8这一认识标志着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
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在谈及巴布夫（Babeuf）以降的法国社会主义思潮时，陈独秀写道：“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他……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9这时他所关注的是运用“社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保障贫民生计。
时间过了四年，当1919年底认同杜威的观点之际，陈独秀想的是：“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　（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10　“社会政策”变为“社会主义”，思虑的出发点是“公正”。这一非同小可的转变是在德先生的旗号下实现的。
杜威所说的民主的四点基本内容，头一、二点说的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和保障这些自由权的法治和宪政；第3、4点说的是平等。他深知自由与平等有内在的张力。他说：“因为自由竞争必以能力平等为条件，能力不平等，结果便产生不平不公的现象，所以国内造成资本家迫压劳动家，国外养成这回的大战。”“要知道自由平等并不是平行的……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补救自由太过的毛病？怎样使可能自由，可能平等，好让各个人都有平均的发展的机会？　”11对世界大战的反思，引发了平等、平均的强烈呼喊。但在各项自由及为之服务的民主已经成为为稳定的制度和生活习惯的美国，这样的呼喊是对现行制度缺陷的抗议，推动社会自我完善，带来的是“　社会政策”的推行，缓和了社会矛盾而没有损伤自由。
面对前车之鉴，杜威对中国的忠告是汲取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和工团主义（Syndicalism）的精神，一要研究“怎样保留经济的重要利源－－路矿森林航路－－使不致落到私人手里去”；二要考虑“利用各业公所、会馆制度的好处，使他们发展，并使以职业为根据的团体得进为政治组织的中心！……如果解决了，不但是为中国私利，并且可以把这个解决法贡献到世界上去。”12与杜威的主张异曲同工，稍后来到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苏俄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中国之出路”，但政权领导者“宜爱民主，爱自由，俟人民有相当教育程度时即竭力以谋民主与自由的实现。俄国共产党应受批评之处正在于此。”13与此同时，苏俄政府一再宣称：“以前沙皇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尽行废弃，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用强力夺取和占有中国的一切，全部交还中国人民。”14虽是口惠实不至的空文，已引起全国上下交相赞叹：“自由、平等、互助底正义”、“全俄底农民、工人和红卫兵是世界上最可亲爱的人类”；相约“致力芟除国际的压迫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15
在波及全球的社会主义浪潮冲击下，新文化运动的部分领袖接受把平均看作是社会主义，而平均和社会主义又是民主的组成部分的观点。除陈独秀外，李大钊也有这样的思想倾向。按照李大钊的理解，“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在的时候就是Democracy时代。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因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16西方文化的这一非主流观点，在知识阶层的一些人中迅速蔓延。究其原因，一是在对　社会实际运作状况了解不深的知识阶层中，容易出现沉迷于从抽象的公平、正义出发的均平理想国的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中国社会的悲惨现实和世界大战及其后遗症，更成为这一现象蔓延的强大催化剂。二是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中国传播和移植为时尚短，真正有深切研究的学者为数甚少。他们对有关学说和思潮的利弊得失缺乏全面的了解，对一些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如平均与自由的矛盾）浅尝辄止甚至没有察觉。于是，他们把西方学者一些尚未成熟的新探索，匆忙搬进中国，并视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指南。
这种把民主、平均、社会主义三者混为一谈的倾向，如果仅作为学说传播，它可以在各种思想流派的互相碰撞中修正或化解自己的偏颇。不幸，急于摆脱孤立状态的苏俄，先是用金钱资助这类宣传，进而运来大批军火和军事顾问、教官，帮助国民党在“革命”的名义下建立自己的“党军”，并促进它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携手，实行“国共合作”，把有关主张付诸实践。于是，思想与政权的强制力量相结合，20世纪中国进行了一场古今中外罕有其匹的以平均为主要标志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的一而再、再而三百折不回的奇特实践。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述。
叩问德先生在中国的命运，不能不正视历史。要是说这是“国情”，毋宁说这是在劫难逃。

1999年4月

1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2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第4卷第3号。
3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4高一涵：《共和国与青年自觉》，《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5　陈独秀　：《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第4卷3号。
6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7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8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7卷第1号。
9　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0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
11 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3号。
12 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3号　。
13　罗素：《中国往自由之路》，《哲学》第3期（1921年9月）。
14　《俄罗期苏维埃联帮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宣言》，《五四运动文选》第366页，三联书店1979年北京。
15　《中国各群众团体和舆论界对于苏联对华宣言的反映》，同上第375页。
16　守常（李大钊）：《劳动教育问题》，《晨报》1919年2月1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