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崛起论”的定位是否准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时期
中国“崛起论”就国内来说，具有把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从过去的政党认同转向国家认同的政治意义。这里涉及一个国家利益的合法性转向，如何凝聚几近崩溃的人民的政治认同，用国家形态来重新塑造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这是我从这个理论中读出的潜在的意义，我认为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些文章，有利于推进政治改革从一般行政领域上升到国家政体的层面。现代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新的政治形态，近百年来，我们不乏民族意识、政党意识、阶级意识，但国家意识、国家利益却只是限于一个狭窄的被垄断起来的外交领域，还没有深入每一个国家公民的心灵。所以，我认为虽然这个问题的提出更多的是基于执政者的对外关系的考虑，但完全可以通过国家利益问题的探讨，来整合目前混乱的社会政治意识。它的潜在的内政意义大于外交意义。
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我们当今的时代主题，也是现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因为从新旧两个政治传统 来看，有关现代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都远没有完成，甚至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现代国家涉及国家的主权、政体、公民权利与义务、法制、民主与宪政，以及公共德性等多方面的内容，而这些在我国都很缺乏，甚至需要从零开始建设。一个强大的宪政国家，加上公民自由权利的充分保障，再加上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些是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建设的主题，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内政目标。从历史上看，它们也是西方发达的民族国家在三、五百年所大致走过的历程。
但是，问题在于面前的世界格局和21世纪的国际新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正处在一个世界政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所谓新时代所面临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我们的国家主题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应该看到，西方主流社会早已经走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它们主导的世界格局正进入一个后国家（post——state）的时代。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已经逐步纳入一个后国家的国际新秩序中加以解决，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首要问题，国际机制、国际联盟和跨国经济等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问题。而这样一个全球化日益密切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显然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单独发展自己的国家经济，构建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在与国际主流社会的交往中，几乎所有的后发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要建设自己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必须但又没有时间可以从容完成的补课内容，但另一方面，又必须适应国际的主导趋势，加入世界秩序的去国家化的议题之中。
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它在世界格局中日益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其经济的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长期保持的话，它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位置显然无可争议，甚至在今后还具备了发展为世界大国的潜力。但是也正是因为此，我们面临的两难困境也就格外严峻。一方面，我们要构建我们的现代国家，真正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为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国家来凝聚人民的认同，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使中国成为与其历史、地域、人口和文化相匹配的现代国家；但另一方面，一旦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它不可遏制地就势必对现有的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与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发生利益冲突，因此难免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发出质疑。
二、“和平崛起论”的战略意义大于政策意义，它符合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政治家们提出的和平崛起，或许难免有欺骗的意义，但把“和平”与“崛起”联系在一起，其实开启了一个新思维的空间。根据有关的资料显示，“和平崛起论”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两种论调，不过，这个论题远远大于上述的国家间关系的政策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里涉及一个有关国家利益的根本考量。
按照政治现实主义的一贯理论，国家间利益的获取主要依靠各自的实力，特别是军事权力的能力，因此，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国际秩序和利益格局的变革，对先在的大国构成挑战，冲突，乃至剧烈的冲突就是势所难免的，所谓和平的崛起只不过是政治家们的修辞。 所以他们的观点是悲观的，认为世界权力的转移往往伴随着战争，中国目前的崛起也不会例外。 政治自由主义在如何看待大国和平崛起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所谓“民主化好战论”，一种是“民主和平论”。 按照第一种理论，中国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论便不能成立。因为这个理论暗含着一个前民主大国崛起的“和平悖论”：它要和平崛起，必须以民主化方式崛起；而民主化将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为泡影。这等于说，中国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会和平。“民主和平论”与之相反，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国家不会或很少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 这个理论如果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个可能的事件；如果不能成立，中国的和平崛起则是个不可能的事件。
值得主义的是，民主论的两派观点，都涉及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国际秩序中的国内政治结构或政体问题，无论是战争论的还是和平论的，都认为一个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格局的变化，与其政治制度有关。其实，自由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其政治哲学的前提在于康德主义的永久和平论，只不过康德的宪政共和主义的人类和平图景，在我看来比民主论更为深刻的揭示了世界秩序的本质，当今“欧盟”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康德主义的一个前奏。暂且不说上述的三种主要观点的是非，而且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利益、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建构出来的，本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必然。从我国的长远目标来看，致力于一种和平的国家崛起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这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超越目前的地缘政治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建立一种超越战争与和平论的国家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