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刨新必须首先克服长期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传统观念；克服长期形成的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视若冰炭的“冷战”思维模式；克服“书斋式”的体系构建和盲目追求学科体系自恰的治学态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以严谨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全球视野，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创新；障碍
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正面临着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压力和西方社会思潮的挑战，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出来的。理论创新的个体局限性和生存时空对思想家的客观限制，决定了无论选择任何理论指导实践都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完全按照思想家的理论构想发展，社会发展路径更不可能遵循严格的逻辑原理。现实社会主义对原创理论的某种偏离是正常的，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紧张是必然和正常的，“左”倾教条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似严格遵循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但事实证明，那是一种病态和变态的选择。只有在偏离和紧张中产生的力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只有在不断探索的动态过程中才能发现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社会道路。我们不能因为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易帜而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但也不能因为苏共教条地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而推脱原创理论的责任，正确态度是我们应吸取教训，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出发，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增长点，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筱平、规范社会主义实践。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仅凭创新意识和勇气是不够的，还必须克服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绝对真理的观念障碍，克服“冷战思维模式”和“书斋式”体系建构的治学态度。存在障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或不自知障碍，更有甚者是把障碍当作法宝。
一、克服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的传统观念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这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也给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灾难。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历史教训说明，正是这样一种绝对真理观念把马列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神圣化，当现实与理论发生矛盾时，我们非但没有反思观念的正误、考辨信仰的真伪，反而以“绝对真理”削切实践，把实践中的问题归于人的思想中的非马克思主义，于是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和“文化革命”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忘记“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的沉痛教训。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奉为绝对真理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本身是矛盾的，也同与时俱进在逻辑上相斥，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终生践行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反对把他们的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终极真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资本主义社会不断产生的新问题，他们不断地修改、补充和完善 自己以前的理论成果 ，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马克思在1881年2月给荷兰社会民主党人裴·多·纽文胡斯复信时明确反对为未来社会提出具体构想，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具体环境”。恩格斯也曾多次声明：“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复制的教条。”1895年，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曾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着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经典作家的治学态度显然是与“绝对真理观”格格不入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它的真理性、开放性和批判性的统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是毋庸质疑的，但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就应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强烈的使命感、敏锐的问题意识。正视原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当代困境，抛弃妄自尊大、故步白封的观念障碍，以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实践为背景，准确地把握继承什么、发展什么、放弃什么，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点。更何况，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需要新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否则它就会变成失去精神力量的说教工具。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科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不矛盾，二者可以相互推动、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正如亚当·沙失所说：“现代工业革命导致了马克思主义雇佣劳动意义上劳动的消亡和无产阶级的消亡，与这个过程相联系，还将发生许多类似变化。还有些部分经不住现实的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如关于中产阶级消失的预言，对市场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估计，对人的活动中宗教信仰的估计，等等)。对这些内容人们不必感到不好意思，也不必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掩盖和抹掉它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人，是学者，不要要求其学说正确无误如某种宗教信仰的预吉家。虽然他们都是天才，但也会有失误。与宗教信条不同，没有任何理论是绝对真理，而宗教信条是立足于彼岸的。”他非常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鄙视那些置社会现实变化于不顾，把马克思主义奉若神灵的所谓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奉为绝对真理，就不会产生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新的思想体系，更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态度考察资本主义，而且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它从来不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社会。“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解决。”这就需要“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
二、克服长期形成的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视若冰炭的“冷战”思维模式
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看作水火不相容的两种制度和两个思想体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冷战”思维模式，作为“冷战”的负面遗产严重制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受冷战影响，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社会主义国家把主要精力都集中在研究资本主义的弊端，过分关注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而忽视了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更忽视了研究自身社会存在的弊端，幻想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无往而不胜，直至形成制度崇拜，以致于当社会主义国家出现问题时执政党变得手足无措。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必须注重研究我们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特别是影响社会发展的熏大现实问题和深层问题，而不仅仅是为社会主义制度歌功颂德。
市场经济与我国社会主义结合的成功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许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可以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制度所用。同样，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共存，那么作为支撑两制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必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思想内涵。从西方思想史上看，作为占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历经数代思想家的批判与争鸣，发展出许多学术流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已经成为西方人的核心价值理念。资本主义近百年来的科技和生产力的长足进步表明自由主义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批判地吸收了自由主义思想家如洛克、亚当·斯密、康德等人的思想，并与形形色色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与反批判的复杂历程。正如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把脉”，找到了资本主义的“症结”一样，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应对和深刻思考。如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米塞斯、哈耶克等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评，尽管其言辞激烈，但他们对高度计划导致高度集权，最终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经济衰退的理论论证，无疑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引以为戒，倘若前苏联能够以比较客观的态度看待这些观点，可能会减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避免苏联模式给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带来的巨大损失。正如《哈耶克传》的作者指出的：“哈耶克的研究方法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提供了很多思路，奇怪的是，它为社会主义者提供的思路最多，因为他们在重新思考制度改革的方法，去实现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历史性目标。”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坦言马克思追求自由的目标与他们是一致的，只是达致自由的手段不同。西方学者并没有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而冷落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我们同样不应全盘否定体系庞大的自由主义思想。
学术对话和思想碰撞是理论创新和思想灵动的源泉，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和思想体系的多元对话、交流和相互碰撞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熏要途径。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各种优秀文化思想成果及思想流派的平等对话，以开放的观念和博大的胸怀去面对当代东西方的优秀文化成果和鲜活的社会实践，无疑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自由和法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理念逐步凸显出来，与市场经济伴生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社会原则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冲击着以集体主义和一元化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自由主义思想已经和正在通过多种媒介在我国广泛传播，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必然为未来留下隐患。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研究自由主义，才能应对其挑战，也有利于准确地把握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前苏联在面临西方思潮的冲击时所表现出的束手无策，表明那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对西方思潮的无知。西方思潮所取得的强势地位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深入研究，有赖于他们发现了社会主义的理论缺陷，而那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没能发现和击中自由主义思潮的要害，由于缺乏对西方社会的深层研究，“尽管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制和对国民无与伦比的意识形态教化，而恰恰是意识形态成为苏联社会在与西方的对抗中最脆弱的一个环节”。以至于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在苏维埃居民的头脑中，西方的价值观几乎完全替代了共产主义价值观，尤其首先是在它的高层和与高层关系密切的那一群人们中间”。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都经历了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与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遇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困境，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批判和借鉴自由主义思想中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成果，理性地、积极地、主动地应对自由主义的巨大挑战，这对于发展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
三、克服“书斋式”的体系构建和盲目追求体系自恰的治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实践，克服“书斋式”的体系构建。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近马克思”，我们都应当立足于马克思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客观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真理性和历史局限性，而不是构建一套艰深晦涩的所谓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的当代建构的叙事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我们不要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当作是谋求一种话语生存的行为，而要看作是阐发新的时代精神，建设我们国家民族乃至人类走向未来的思想文化和理论基础的大工程”。特别要从深层关注市场经济制度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深刻变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不只是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交换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重大变革。在计划体制下，政府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承担者和分配者，个人之间几乎没有劳动价值交换的可能。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物质财富的承担者呈现多元化特征，产权的明晰和多元决定了个人交往的身份和财产权的清晰化，它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单一调剂物资盈余的模式，交往方式的变革引起个体日常体验及个人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同时，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主要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把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早期阶段误判为最后阶段，把科学技术这种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只判断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人为切断了科学技术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影响到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建构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内容”。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还只是蹒跚学步、丑态百出的“婴儿”，而马克思把这一时期看作资本主义的暮年，认为当时的科技水平已达到了消灭劳动分工、颠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具备的条件。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的误判必然影响到其理论的真理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求我们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市场化进程中引发的带有共性和个性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呈现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而不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秉承了中国知识进化的特性，注重诠释而较少发展出具有原创价值的理论体系。多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主要是从马、恩、列、斯、毛的着作中寻找词句为中央政策作注解、找依据，而忽视用创新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党中央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时，一些人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着作中搜寻一些词句证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不是为面向中国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建言献策；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时，一些学者不是阐述以人为本的理论内涵、研究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的制度和技术上可行的改革方案，而是费尽心思澄清“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的界限，忽视对人本主义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党中央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时，许多人在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时羞羞答答不提自由，竭尽全力论证它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岂不知没有“自由”又何谈全面?岂不知“自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追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某些理论家，从马克思着作中找到了关于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词句，却没有像马克思那样，立足当代的客观条件，运用唯物辩证法去深化历史研究，以求更新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初期，领导者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后，仍沿用这种方法处理复杂多变的新问题显然是有悖于我们党所承担的艰巨使命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需要诠释与重建、肯定与否定、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要有强烈的、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学术前沿意识，要寻找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点和理论增长点，密切关注西方的全球化理论、风险社会、消费社会等前沿理论，克服马克思主义自身逻辑结构、体系内容的局限，克服过分追求体系自恰的治学态度，打破真理神话，消除体系壁垒，开展重大问题的理论争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使命意识，特别注重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社会思潮对话的重要“桥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促使我们更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可以促使我们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思潮的真实关系；可以促使我们用更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还应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吸收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合理内容及其方法论，作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资源。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质上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革命。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地位，其实，实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革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克服传统观念、思维模式、治学态度的障碍，面向当代的实践，积极回应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尽可能吸收包括自由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类思想体系中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和方法论，唯其如此，才能发展出能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才能不辱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才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