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第一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的一些具体结论看法与设想上，而是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逻辑体系，而是融合于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与具体科学之中的活生生的方法论。我们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有益教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既要有开放的整体的思想视野，也要有自觉而坚定的方法论边界。
论文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创新
恩格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百一十个年头了。如果说马克思仍然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因而受到隆重地礼遇的话，恩格斯则似乎是一位连“受批判”的资格也没有了的历史人物。我们还有纪念他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前轰轰烈烈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工程，要求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毕竟恩格斯当之无愧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第一人。
今天我们纪念恩格斯，第一条是要对他的历史贡献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要让恩格斯从后人对他的重重误解与诋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要弄清楚哪些才是恩格斯的真正的创造贡献。传统的公认说法是，晚年恩格斯是其思想的事业的高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全面的而系统的。一是他详尽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填补了唯物史观研究的空白点；系统阐述了原始社会的理论，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全面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强调了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论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与逻辑学。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并提出了建构哲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他百科全书式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完整性，阐述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等等。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的一些具体结论与设想上，而是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上。这就是，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科学社会主义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科学品质就在于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实证科学的总汇。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逻辑体系，而是融合于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与具体科学之中的活生生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价值哲学、生活哲学，而是面向现代性(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后形而上学的总体性历史批判科学。这两条无疑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晚年恩格斯提出的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的答案很简单，不是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的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才有可能导致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其形式上则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继承。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水平。这种孤立僵死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初看起来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人无法解决的矛盾”。
由此来看，我们很难赞同这样一种曾被广泛挪用和受人推崇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神圣家族》)，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而恩格斯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则是一种理想主义。这种唯理论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的武器，是有巨大的价值的。但它的整体性真理观，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
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力恰在在于它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想要理解今天极为复杂而矛盾着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只能依靠从总体性联系和历史过程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既不能求助于全盘否定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成就的、“后形而上学”式新人本主义诗性玄思，也不能驻足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直接事实之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而艰巨任务，仍然需要辩证的宏观的“主义”而不仅仅是就事论事的专家技术型“问题”哲学意识来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决非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项总体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正在于：它实现了从单纯经济发展中心论到社会全面发展论，从发展主义中心论到现代性社会结构全面建构论的转变；它把握住了中国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脉络与逻辑。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与弘扬历史唯物主义与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需要我们重新历史地、辩证地反思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
所以，晚年恩格斯着作的真正意义，并不像他的某些继承者与攻击者所认为的那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像黑格尔体系一样包罗万象的系统化的唯物主义，而是确立了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现实实践出发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才是恩格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近代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感性反映论、认识论，而是辩证的总体性的历史观方法论，才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性的基础。对于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只有运用了历史辩证法与认识论的辩证法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近代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也不可能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离开历史的辩证法，离开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的追求，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具有批判的价值的基础。
理论体系创新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当代理解可以无原则地同时代流行的各种各样观点进行折衷主义的妥协。任何理论体系的创新都不应当忘记当年恩格斯对杜林体系的那种深刻的批判评价：“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杂烩”。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导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始终是事实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统一，而不是纯粹的经验事实的科学，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宏观的历史、回避现实社会矛盾，面向内心精神世界、抽象的诗性的生活哲学或人生价值哲学。
二
晚年恩格斯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恩格斯的答案也明确而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而西方进入到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非理性主义、价值哲学、生命哲学等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哲学时代之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问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破产的二十世纪初。正像柯尔施所概括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只具有“纯粹否定”的关系。以列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所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度问题，结果导致了后来日益明显的教条化体系化与“反体系化”、“过度诠释化”两种极端发展倾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意识形态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是第三次重新提问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问题的原初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出发点。《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就是，它比海德格尔早半个多世纪，就提出“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的问题。恩格斯晚年并不是一个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哲学家，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后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家。他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知性的、实体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思想方法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
我们注意到，近来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存在着基本哲学观念上的差别：恩格斯的哲学是近代的科学知识论，是以主客体二分法为出发点的一种实体论哲学，甚至是将哲学同化为具体科学的实证主义者；而马克思哲学则是具有当代意义与价值的生存论，是超越了近代认识论的社会历史本体论，等等。事实上，上个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家”对恩格斯哲学早就作过大规模的、严厉得多、公开得多的指责与批判。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自从《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恩格斯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与青年马克思革命批判精神毫无共同之处的“科学”世界观。具体而言，恩格斯要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与哲学基础上，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为科学之科学，即形而上学，而马克思所关心的并不是普遍规律的科学，而是与人类及其生存发展问题相关的具体科学。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本质与作用是要“改造世界”，是要使自身现实化，而恩格斯的辩证法却放弃了这些革命的本质，而与实证科学融合．并使其实证科学化，他的这种辩证法的本质与作用是要“解释世界”。换言之，马克思是通过革命实践本身来使哲学自我完成或消亡，而恩格斯则试图通过使其实证科学化而使哲学完成或自我消亡。
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哲学的终结的理解确有差别，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还是柯尔施说得比较公正客观：哲学自身并没有由于只是废除了它的名称而被废除。恩格斯关于“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这个着名的说法，不要误解为是一种实证主义方案。这与黑格尔所说的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与恩格斯所说的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实质上指的是完全相同的结果。二者都是要克服个别科学和凌驾于其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把各个别的科学合并于哲学之中表达了一点，而恩格斯则主张把哲学渗透到各个别科学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有同样的结果。个别的科学不再是专门科学。同时哲学也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了”，这就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唯一一门的“总体性历史科学”。
我总觉得，现在我们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当代性意义时，关于他们的哲学对近现代认识论、辩证法的继承关系讲得太少，而对马克思哲学的所谓“后现代性”意义却有些夸张。实际上，一种伟大哲学的当代意义决非一种时尚，而是由历史造就的某种永恒的、不可替代的价值。马克思哲学不可替代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它并没有通盘否定以往哲学史的合法性，而是发现了让哲学摆脱近代困境的一条新路子。这条路子是恩格斯指出来的：“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就是，哲学要通过经验科学与现实历史过程而成为一种历史的自由的思想过程，而不是自闭于知性的静止的逻辑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超越近代实证科学的直接的非反思的感觉经验，同时纠正谢林的思辨哲学的同样的非反思的、非历史的绝对同一哲学的直接性，因而将哲学所追求的真理理解成为一个过程，理解为时间与历史。“哲学跨出这一步，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黑格尔为哲学找到了一个科学的形态，从而不仅继续保持了哲学与科学一经验科学的原则界限，而且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关系，为哲学找到了“科学的形态”。这种哲学观念是哲学的古典形态的一个必然的结局，并且从今天观点来看，我们重新强调这个“涉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仍然很有意义”。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与革命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哲学作为体系不再是静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而是存在于历史的科学的过程之中的活生生的大全，是存在于现实实践经验之中的科学。用中国哲学范畴来说，这就是“体用不二”、“大用即全体”、“摄体为用”或“化体为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本体不在于独立于世界之外的逻辑体系之中，而是融人事物发展过程及认识过程之中的活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没有独立于事外的本体论，而只有融化于历史过程之中的认识论、辩证法。“哲学的工作在于要使一切经验科学的体系活动起来，在那必然的逻辑框架中，见出自由，在那森严的推理中，见出生命的跳动和精神的活力来。哲学使一切固定的东西松动起来，动摇一切‘铜墙铁壁”。哲学的思想就是要让事物之真理毫不遮蔽、自在自为地、历史地开显出来。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通过批判的认识论揭开现代社会物化迷雾的层层遮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现象学。进而言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象就在于，它历史地瓦解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合法性，驱散了形而上学哲学的自足性幻觉或全部意识形态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迷雾，而指出了人类全部精神自由活动的历史前提与社会基础，提出了一种作为总体性视野的历史科学。
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创新，既不要使马克思主义膨化成可以和任何一种社会现实与具体科学相融合的、非批判的知识体系总汇，也不要使马克思主义内缩为仅仅关怀人生困境，从而放弃现实介入的纯哲学批判话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既要有开放的整体的思想视野，也要有自觉而坚定的方法论边界。这应当是我们从恩格斯那里得到的有益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