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衍生于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反思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诘，旨在恢复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和辩证方法论品质，体现出明显的哲学向度：关注实践，将实践置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中心地位；强调总体性，把总体性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核心；高扬主体性，将主体性视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价值蕴含。在对实践、总体性、主体性的阐发与张扬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基本凸现出对马克思哲学品格的历史承传。
关键词：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实践；总体性；主体性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是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深刻反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和反诘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对社会历史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集中凸显于对实践、总体性、主体性的阐发与张扬中，旨在恢复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和辩证方法论品质，体现出明显的哲学向度。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历史生成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潮的产生都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缘起于一定的现实根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也不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佩里·安德森的诠释为我们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历史生成提供了一把钥匙。
20世纪20年代左右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十月革命”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情况下使俄国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推动下，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人民纷纷起来展开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而在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下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惨遭失败，这两个有悖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的事实引起了西欧共产党人的深刻反思，使之对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怀疑，并积极寻求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曾经预言，无产阶级革命要同时在几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错误的；抑或革命的指导者误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为“十月革命”中人的主体能动性所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所震撼，不约而同地将批判指针聚焦于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及由之导致的本应起革命领导作用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完全脱离群众、宿命地等待革命形势之到来的革命现实。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看来，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因素并非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阶级意识)的成熟程度。他们指出，导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源有二：一是社会根源，即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商品经济造成的顺从资本主义现实的“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侵蚀，造成其“阶级意识”的匮乏和危机；二是认识论根源，即作为指导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未能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谛，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将社会历史发展看成一个脱离人的纯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进而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崩溃、社会主义的胜利看成是从物质经济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忽视了无产阶级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和发挥，消极坐等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基于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反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应从总体性原则出发，重新研究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恢复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忽视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要，使革命取得成功，除了必要的经济力量外，阶级意识和革命暴力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当最后的经济危机击中资本主义时，革命的命运(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是人类的命运)要取决于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成熟程度，即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他们同时强调，“正如革命阶级的经济上的行动没有使得政治行动变得不必要一样，政治或者经济行动没有使得精神上的行动变得不必要。相反地，它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
在抨击经济决定论的同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当时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对哲学问题的漠视和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关系的否定性回答，进行了理论反诘。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而“把马克思主义废除哲学解释为用抽象的和非辩证的实证科学的体系去取代这种哲学”，进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把马克思主义直接等同于实证科学。柯尔施特别对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第三国际进行了反诘，他明确指出：“我对今天哲学革命任务的看法甚至可能同第三个派别具有更强烈的对抗性。这个派别主要是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派别中产生的，现在主要以新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代表。”在柯尔施看来，列宁过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却忽视了其中的辩证法成分，从而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的绝对对立”的学说。他认为：“列宁把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仅仅看作这样一种转变：由不再是‘唯心主义的’而是‘唯物主义的’新的哲学世界观取代植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因而，列宁的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尽管它的全部声明都宣称自己不是形而上学，但它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辩证法，更不用说辩证唯物主义了。”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哲学还是科学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一一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因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哲学，它所关注的是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自然界和其他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把马克思主义实证化、科学化的做法，无异于从根本上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价值性，从而使之沦落为信奉和屈从于客观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并由此“倾向于变成最坏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就是说，变成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的教条体系。”
概而观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它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反思和批判的双重动力中，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这种“重建”本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所蕴涵的哲学性和辩证方法论品质的恢复和彰显。
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哲学向度
(一)关注实践，将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中心地位
实践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理论基石，作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践行者，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实践“情有独钟”，尤其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将“’实践”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
在实践范畴的理解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比较一致。在他们看来，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人，人的实践活动是改变现实的决定性因素，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卢卡奇指出：“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客体，即思考的对象，必须保持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而对辩证方法说来，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在他看来，“行动，实践——马克思把实践的要求放在他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首——按其本质，是对现实的冲破，是对现实的改变。”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他断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对现存世界的思辨的赞赏，而是积极的转变(实践的转变)。”葛兰西则把实践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根基，他认为实践既不是纯粹外在的物质活动，也不是人的纯粹主观的思想行动，而是纳入到人的历史范围的客观物质与人的主观精神之间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创造性活动。他注意从历史主义出发研究实践，既凸显人的社会实践功能，又承认人的实践活动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制约，受到生产力的限制。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及自身理论的局限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理解的实践还相对比较狭隘，其实践范畴主要是指无产阶级改造现实世界的革命活动，大量感性的生产活动(如科学实验、工业等)及日常生活活动被排斥在其实践观之外。另外，由于拒绝唯物主义反映论，卢卡奇、柯尔施反对把实践看作检验理论的标准，否认实践首先是对事物的一种映象，夸大了实践的主体性因素，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偏离。卢卡奇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纠正了早期的错误，坦承：“只有基于对现实的正确反映，实践才能使理论得到实现并成为它的检验标准。”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致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以此批判第二国际对主客体关系的割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卢卡奇指出，无产阶级改造现实世界的革命活动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主导之上。他认为：“只有当实践就是对这些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形式——引者注)的内在倾向造成的运动进行深刻思考，并意识到这一运动和使其被意识到的时候，实践才开始成为真正改变这些形式这样意义上的实践。”柯尔施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最根本的原则，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他指出，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者“由于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造成了对具体历史过程在认识中的分裂和片面化，从而用前一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旧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硬性规范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以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消失了。正是这种落后于现实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葛兰西则主张不要把哲学活动看成“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要把它看成是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他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问题是一种批判的行动。通过这种行动，实践被证明是合理的和必要的，而理论则被证明是现实的和合理的。”应该肯定，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在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认识上，同马克思哲学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但它将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归结为主体“阶级意识的觉醒”或纯粹的“理论批判”，则具有明显的主观主义倾向。在马克思看来，主客观统一的基础是实践，“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对实践的关注是马克思哲学的一贯品格，自诞生之日起，它便始终如一地与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自身理论适应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实践，注重从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提炼其对社会历史的见解，力图纠正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实践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的忽视，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尽管其实践理论具有明显的主体主义特征，但却内在地秉承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品格。
(二)强调总体性，将总体性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核心
总体性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方法论支撑。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核心，只有总体性方法才能挽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匮乏和危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总体性范畴是基于强调唯物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本质，在批判当时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卢卡奇率先提出了总体性原则，总体性原则“既是卢卡奇执着地展开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入口点，也是他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打开社会历史本质的一把钥匙”。它贯穿于卢卡奇哲学思想的始终，被卢卡奇认为是最能体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在卢卡奇看来，“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柯尔施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实践的理论。”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的辩证法，因而不是僵死的教条和既定的公式，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总之，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辩证的总体观似乎如此远离直接的现实，它的现实似乎构造得如此‘不科学’，但是实际上，它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
根据总体性原则，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总体革命”的思想。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总体的过程，因而革命应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及意识形态革命等各个层面全面展开，而不能搞经济因素单一主导下的“一线性”革命。他们坚持用总体性理论来观察和理解社会历史，反对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片面理解及经济决定论式的革命观，强调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结构、日常生活各方面，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好主观条件。在他们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总体性”统治，不仅仅依靠暴力，还通过物化方式、意识形态等侵蚀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而目前的革命只关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忽略了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激发，没有采取相应的“总体性”革命。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把总体性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质与核心，从社会历史领域来探讨总体性，强调对社会历史认识的总体优先原则，对当时人们超越经济主义的视野，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具有积极的意义，基本符合马克思的总体性思想，表里如一地体现_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方法论品质。我们知道，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抽象思辨的“体系哲学”，而是一种注重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指导人们行动的理论指针。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马克思从未做出刻意建立哲学体系的姿态，而是将历史、社会和人定为研究的主题，利用经济学方法去探讨社会的经济关系和各种经济力量的相互联系，并最终把其纳入哲学思考的轨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不同的一个明显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去建立描绘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不是着力去揭示世界的本原，而是用一种辩证的方法，考察和探究人的实践和现实世界，通过挖掘和凸现人的主体性，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从人出发来认识和把握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总体方法论，为人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哲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
(三)高扬主体性，将主体性视为马克思哲学的主要价值蕴涵
彰显主体性，确立人的真正历史主体地位，使人自觉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之题中要义与价值归依。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主体性的凸显与高扬，本质上是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所倡导的经济决定论思想的理论回击及对无产阶级革命首创精神和历史创造力的激发与催动。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关注人及人的主体性，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注重对主体性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事物的尺度。卢卡奇认为，社会发展本质上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中再也不会有任何最终不能回溯到人，回溯到人与人关系的东西”。他认为，在社会历史中，“人的主体性”是指具有意识存在的能动作用的外在物，他以意识的能动性、创造性作用于社会客体，是以认识和把握社会客体的必然本质作为前提的。主体通过对客体发生作用，使客体成为主体活动的一个部分，最终复归人的主体自身。接着，卢卡奇进一步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历史主体，并强调了主体历史的阶级意识在革命实践中的决定作用，把它当作消除物化现象、进而在社会变革、历史过程中达到客体和主体的统一的关键性因素。在卢卡奇看来，主客体运动过程的实质是无产阶级运用阶级意识并作用于革命活动，使阶级意识的主体性发生作用的过程。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意识的觉醒，改变了自身被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活过程中的“客体”的事实，完成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在历史过程中达到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柯尔施也充分肯定人的精神的能动作用，并将之推广到社会层面，以高扬意识形态革命的历史使命，他“通过研究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意义，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重申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精神，并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强调了意识的能动性和人的历史主动性。”而葛兰西则强调，“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冷冰冰的经济事实，而是人，社会中的人，处在彼此的关系中、彼此达成一致，并通过这些接触(文明)发展出一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集体的、社会的意志的人”通过其主观能动性去“理解经济事实，判断它们并使它们适应于他们的意志，直到这成为经济的推动力和塑造客观现实，这种现实存在着，运动着，并变得像火山熔岩之流那样，可以无论怎样地被引向由人们的意志所决定的任何地方。”
主体性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哲学历来重视主体在认识和实践中的能动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它明确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立足于主体地位的不断生成的自主运动的过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探讨主体性时，立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致力于挖掘阶级意识背后隐藏的历史主体性，以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其理论旨趣同马克思哲学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由于倾向于突出主体的能动作用，而相对忽视了制约主体能动作用发挥的客观性，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但他们“把人推出来作为实践的主体，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这无疑是在当时窒息人的主体性的机会主义及机械唯物主义的笼罩下扬起的一股颂扬人的主体性的清风”，这股“清风”带回了马克思哲学的人本关怀，涤荡了弥漫于第二国际内部“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尘埃，对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实践精神的锻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