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在现时代展开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具有了历史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现代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命运始终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相连，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前行着，而指导这场轰轰烈烈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被纳入到中国现代化语境之中就具有了不可避免性。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史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不能囊括全部的中国现代化之过程，但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又确实占有了主导地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现时代展示过程。鉴于此，笔者尝试着在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问题。
一、当代中国现代化路径抉择概述
一般地说，中国的现代化发轫于19世纪中叶，此后就在长期的冲击与反应的强烈对比中逐步展开，进而形成了以中国如何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国近现代史。但时至今日，人们仍对现代化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在众多的现代化概念中，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概念的指称最具有代表性：“如果把现代化作为整体放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位置上来考察，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的一个世界性的发展进程，这个进程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解释。广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具体地说，这是以工业革命、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力，引起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引起深刻变革的过程。狭义的现代化主要是指第三世界经济落后国家采取适合自己的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进程的客观内容，是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影响下，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加速社会发展和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过程。”…由此现代化的定义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当然就属于狭义的现代化过程了。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又附带了广义现代化的部分特征——中国的现代化也内涵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因此，将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的两种界定结合当下现实来看，“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间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从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来看，两种现代化的含义附和了两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早发内生型”和“晚发外生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是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被迫进入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在这其中，来自西方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因素。”对于后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不容选择，它只要求接受”。这实际上暗示了中国现代化展开的国际背景。 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注定要直面“复杂和残酷”。中国自从被迫进入到现代化的轨道以来，既存有后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遭遇和困境，也有中国特殊国情下的沉重包袱。这就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语境。具体来说：第一，中国农村人口过剩和自然资源相对不足。这是所有中国问题的前提条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语境下，农民的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的中心问题。所以，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而展开的。第二，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尊严始终处于外来威胁之中，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处处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深重的耻辱。第三，政治衰败、国家分裂的乱世局面。“世界上凡是现代化进程成功的国家，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政府。”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个拥有高效率政府的独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而当时的中国却不具备这种独立民族国家的条件。因此，中国现代化启动的背景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一开始就显示了中国特色：必须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从而解决农民面临的土地问题。这就是早期先进中国人呐喊的“独立与富强”。而独立又是先决条件，没有民族独立，国家繁荣富强只能是一种幻想。主权危机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首先必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以期摆脱中华民族受欺凌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先进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诉求，首先是对西方冲击的一种本能回应，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这一次次现代化的努力与尝试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形成也是一种回应的逻辑延续。”
面对“历时性问题需要共时性解决”的中国现代化之真实境遇，中国现代化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始终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艰难抉择。这实际上暗含了中国现代化之目标问题：经过先进中国人不断的探索，建立独立、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是人们心中的共识。虽然在20世纪早期，一些对社会主义感兴趣的激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也确实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们并没有将此知识用来观照中国社会和政治，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问题是不相关的。所以，“从1899年中国人第一次提及马克思到20世纪最初的10年晚期，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非常有限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政治与思想也没有什么重大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这是先进中国人在清晰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后进行比较和选择的结果。正是这种问题的急迫性和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使先进的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始终关注的是理论的工具价值，即运用这套理论能否帮助我们解决面对的灾难问题。这是先进中国人选择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动因。民族的使命感决定了直面中国解决问题的具体选择方式。从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命运联结了起来。
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为动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目的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南来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目的竞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主导过程。虽然中国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性的变迁过程，印证了中国近现代各方面的各种力量的角逐，但是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论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时空中都会起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因此，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就是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理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展开形式，这种展开形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一个理论逻辑过程，更是一个实践证明过程。
从理论逻辑过程来看，我们必须首先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这是与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相区别的一个更为基础和核心的问题。说它是基础，是因为它是讨论所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出发点；说它是核心，是因为所有中国现代问题都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转换成：我们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这实际上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更为基础和核心的问题才能深入到马克思主义何以能中国化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实指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对于前者的回答是：先进的中国人是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过程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改造中国最有效的手段和武器。这是从对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比较选择，特别是十月革命示范作用的召唤而作出的抉择。也正是因为把它看成是一种改造中国的手段和武器，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尽可能实事求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经常注意调整自己的各项政策和策略，而不是机械地照抄照搬外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模式，不是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从而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一种适合于在中国生长的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形式，从而彰显了“中国特色”的真正意蕴。从此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生长过程。
对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可分两步：第一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第二步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证明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的指南主要发轫于反对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教条主义而确立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1919年以后特别是在俄国共产党人的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以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的理论形态，首先是以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入到中国来的。也就是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质上是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这种“中国化”也不是什么具体的对策方案，仍然主要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未给我们留下什么具体的革命策略，而是我们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从事的创造性活动行为。这种行为是针对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而要求实事求是地执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寓于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之中。如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中予以解决的。在这层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就置换成了中国现代化过程。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理论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主导现代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脉相承历程表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必须走由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与世界现代化接轨。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辨析的点滴认识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之所以能够从失败走向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泽东大胆地倡导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独立思考，大胆创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不是刻意地以中国革命来适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理论原则和观点。同样，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克服挫折修正错误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也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从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首先就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实际需要的过程，是在具体地解决各种不同问题中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的。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富有中国特色、具有极强实践性的论断。
当前，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讨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笔者在相关学者的论点启示下形成了自己的点滴看法。现呈
1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认识中强调“相结合”时，笔者以为：“相结合”不是一种“神交”的脑力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也就是说，这种“相结合”主要是产生于具体问题的解决之中。只有在解决具体问题之中才有可能实现现实的“结合”，否则谈不上具有实践意义的结合不结合的。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一句很大的话，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之中。大多数学者都只是对“相结合”作了理论逻辑上的阐释，至于怎么“结合”则没有作过多的说明。实际上，“相结合”更是个实践问题，暗含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究竟在哪儿的问题。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主要在其提供了唯物辨证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关于中国具体的革命和建设方略。我们只能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来解决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含义之一。此其一。其二，“相结合”蕴含了对“相结合”双方的深刻了解和准确把握。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能中国化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真懂马克思主义从而懂得马克思主义留给了我们什么及其价值何在；二是要真懂中国国情从而懂得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哪儿。这两者缺一不可，这是“相结合”的前提。对于这两个前提大多数学者都能够认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个条件是并列的、还是有主次之分呢?从学者们的相关文章来看，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并列的，而有的学者认为第二个条件是更主要的。如常绍舜教授认为，“我们应当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当代中国的现实经验上。”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来看，我们赞同这一看法。因为我们是从中国的现实问题出发来寻求解决方法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是在具体的问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的时空中是既定的，而我们的问题则是与时俱进的。质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可以不变，但我们的问题则是千变万化的，以不变应万变总会有不能得到观照的地方。况且，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从而解决问题的聚焦点也不尽相同。但总的目标则是一致的。当然，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来看，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两个层次基本内容：一是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即历史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一是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具体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地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当下中国语境中，面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问题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更具有现实和实践的意义。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注意第一个方面的条件和第一层次的基本内容。在有些情况下，可能第一个条件和第一个层次内容更为重要，比如涉及到规范判断问题时，第—个条件和第一个层次内容就会立即凸显出来。这也就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和“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蕴所在。
2 关于对“化”的理解。笔者以为，“化”首先意味着一种改变，这种改变是发生在不同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是一种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即“什么化什么”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前一个“什么”是指人们已接受的某个理论预设，这个理论预设是人们用来能“化”的工具；后一个“什么”是指某个当下的具体社会现实，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是用理论预设来“化”的对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的探讨。另外，不管是“结合”还是“化”都有个程度的问题。对双方了解的程度决定了“结合”和“化”的广度和深度，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中心任务，从而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焦点，进而决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如果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说，“化”还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现代“化”了传统的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的痕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中介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中介作用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联系起来，而这种联系又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来实现的。同时，这种中介作用意味着中国被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但有的学者认为，“只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有效的‘化’中国”。笔者认为，其言外之意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本身并不具有“化”中国之功能，或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这与历史事实相悖，也与前面的“同一过程两个方面”相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无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研究。这是很多学者没有很好关注的地方，但又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途径。只有了解了“化”的真实含义，才能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性。“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3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该结束了的问题。这是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之延续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在上述内容中已经给出。同时，这一答案也说明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境遇和根本任务的客观需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只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结束。对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理论，那都是服务于实现中国现代化之目的的。因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特殊性，在革命与建设中会随着时代的不同从而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任务，但总的目标是一致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目标都是指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以，不管是肯定的观点，还是否定的论说，在这个大前提下就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此其一。其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信仰及其执政资源的客观存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后仍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坚定地信奉马列主义，并坚持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政党，是始终认为马列主义能够指导中国进行中国现代化建设，并由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并能够担当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重任的政党。事实证明，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本身一直都是关系到党的信仰乃至党的性质的大问题。最后，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向建设党之执政方式的转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况且中国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分阶段的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一现实情况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性。
